朱熹可以视为陈亮的辩友。学者之间友好交往和交流是南宋时期的良好风气。曾经发生过重大争论的朱熹和陈亮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友谊。陈亮虽与道学思想分歧较深，但他佩服朱熹的人品，称其为“人中之龙”。朱熹则称陈亮“志大宇宙，勇迈终古”。1181年，陈、朱两人共同的朋友吕祖谦去世，使他们第一次相遇。葬礼后的几个月朱熹顺路到永康拜访了陈亮。后来陈亮回访朱熹，两人在一起呆了十天。第二年，陈亮作词《水调歌头》回忆会面情景。之后两人书信往来频繁，讨论学术、土地、旱灾、地方官员等问题。即使在朱、陈进行王霸义利之辩时，二人仍互致问候，每逢朱熹生辰，陈亮都要派人致寿词、送礼品等。绍熙四年（1193年）陈亮中举后也及时写信告诉朱熹。在长期的辩论中，陈亮鲜见对朱熹人身攻击的言辞。这是因为他们都试图用自己的思想观点去影响世人，试图使南宋王朝走出困境，这正是他们精神人格的相通之处。而这也正是陈亮对朱熹学术上相诘难却又在人格上相尊重的原因所在。陈亮去世后，朱熹为其墓碑题写了十二个字：“有宋龙川先生陈君同甫之墓。”陈、朱论辩成为不同学派学者之间学术论争的一段佳话。
“义利王霸之辩”是陈亮与朱熹通过书信往来进行辩论的。起因是陈亮被冤入狱，朱熹以规劝的口吻给陈亮回了第一封信。信中除一句安慰话外，对陈亮系狱的原因分析道：“观察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意闻听儒生礼法之论，……老兄高明刚决，不善于改过，我愿以愚言相告，除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尽力节制欲望，注意迁善改过，以醇儒之道自律，就可以免除一些人为之祸。”朱熹这样的分析与劝诫虽然言语不多，但涉及到陈亮的为人、思想等。这对于刚洗了不白之冤的陈亮来说是根本无法接受的。他便复信辩论。你来我往，三年之辩，由此肇始。辩论的内容有王霸、义利、醇儒、英雄，等等。
朱熹以天理人欲论历史，认为夏商周三代之帝王能承接“尧舜禹相传之密旨”，所以“惟有天理而无人欲”；三代以后，天理失传，汉唐之君“无一念不出于人欲”，汉唐之君所行只是霸道，而不是王道。朱熹此论，就把历史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段。对于这种割断历史的观点，陈亮明确表示反对。他在给朱熹的信中强调，刘邦、李世民的事功，“其德义真足以君天下”，因而他们与汤武等三代之君没有差别，与三代的王道也可以相接。王道正是通过霸道来实现的。陈亮认为霸道本于王道，王霸统一，“霸道”辅助“王道”。对于陈亮的回复，朱熹自然不同意。朱熹认为汉高祖与唐太宗的行为都是出于个人私欲，也就是出于利。如果以为他们开创了基业、得到了天下，便是他们的行为符合了天理，那就是“以成败论是非”。朱熹从道德理想主义角度出发，认为义利、王道霸道都是各自分离的，应该坚持义、坚持王道。而陈亮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认为义利、王霸是统一的，利与霸道是手段，而义与王道是目的，经由利能实现义，通过霸道可以实现王道。
朱熹与陈亮由王霸之争进而涉及义利问题。朱熹认为，三代的王道本于天理，而汉唐的霸道，“乃利欲之心”；因此朱熹歌颂王道、驳斥霸道时，必然崇义黜利，义利不两立。陈亮认为，义要体现在利上。他所说的利，并非一己私利，而是泛指“生民之利”。在陈亮看来，利欲是本于人心，是“生民”的自然需要。针对朱熹所说的汉唐“无一念不出于人欲”的观点，陈亮认为，从汉高祖、唐太宗的“真心”看，“无一念不在斯民”，因此，体现了三代的义理。因此，义理就在利欲中，利体现了义，人欲体现了天理。
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最后归之于在现实社会中如何立身处世，如何做人之争。朱熹要求陈亮“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对这种“独善其身”，以“醇儒自律”的成人之道，陈亮很不以为然。陈亮敢于提出自己的“英雄”理想来和道学的“圣人”偶像相对抗，正标志着他的学术思想有着“异端”式的战斗性格。陈亮认为，儒者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天下国家大事，做“大有为”的“英雄豪杰”，以恢复为终身大业。陈亮的为人处世之道，表明了他对天下大事的积极态度和忧国忧民的心胸；而朱熹的为人处世之道，表明了他对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失去信心，退而讲求个人的道德修养，态度比较消极。陈亮大胆地以功利的“英雄”否定了道学的“圣人”。
陈亮与朱熹双方辩论的时间持续较长，从淳熙十一年（1184年）到淳熙十三年（1186年），往返的重要信件有十几封之多，各自阐述观点，但终于没能取得一致看法。最后，朱熹已经不屑与陈亮辩论。在淳熙十二年，朱熹回应陈亮的信已经不再论辩，只有对陈亮的规劝而已了。虽然表面上朱、陈双方最后偃旗息鼓，不再争论，而且在次年陈亮也恢复了与朱熹的书信来往，但实际上双方始终都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朱熹也感慨道：“陈同甫学已流传到江西，浙人信者已多，家家谈王霸，……可畏！可畏！”
陈亮与朱熹的这场论辩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很有影响，很多人都将它与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辩”相提并论。陈亮与朱熹的辩论尽管谁都没有说服谁，但辩论还是起到了传播思想、活跃学术的作用。陈亮和朱熹思想的社会影响，也在辩论中进一步扩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