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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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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本”释读

发布日期: 2017-07-14 浏览次数：120 来源：孔子文化季刊作者：魏衍华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意思是说，不学习社会中最基本的礼仪规范，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其实，孔子此语不仅是对弟子门人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国人举手投足间都应遵守礼仪规范的一种期许，以免因失礼为他人所讥笑。在孔子儒学的影响下，两千多年来，国人多遵守礼制，循礼而动。这种举世皆重礼的传统与风俗，使“礼”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也逐渐使我们这个国度打上了“礼仪之邦”的烙印。当然，由于中国礼的起源、形成与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发展与演变。正因如此，我们所讲的“礼”之仪在中华文化的上古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以及秦汉时期自然都存在着“同”与“异”的差别。
    尽管不同时代的礼仪都会发生变化，但具体礼仪制定的依据则是一贯的和不变的。正如子张向老师请教“百世可知”的问题时，孔子以三代之礼为例，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认为，根据夏、商、周三代礼制“损益”的情况，是能够推衍出“百世”之后礼制的。孔子为何如此的自信？他从千年礼仪嬗变中发现了怎样的规律？由于文献中没有记载，所以破解这一难题就成为历代学者的核心任务。其中，以东汉时期经学大师马融的诠释为代表。马融在注解《论语》“子张问百世可知”章时说：“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此后，三国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南朝时期皇侃的《论语义疏》、宋代时期邢昺的《论语注疏》和朱熹的《论语集注》等都持相似观点，如朱熹说：“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可见，马融的观点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甚至深入人们的灵魂。当然，还有不少学者另辟蹊径，提出不同见解，如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者也。”又如清代时期的戴望在《戴氏论语小疏》中认为所因是“若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绩”。
    其实，按照我们的理解，礼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孔子所说的“礼”是主“分”的，强调的是名分等级，而其外在的礼仪、礼制和礼俗，则是其本质的外在表征，即《礼记•礼运》中所说的“礼达而分定”。与具体的礼仪形式相比，孔子儒家更注重对礼之本、礼之义的追问与探求，且对能追寻到本质的弟子给予特别的褒奖或期许。如林放向其请教“礼之本”，孔子称赞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又如子夏请教《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一语的内涵时，他答以“绘事后素”。当子夏说出“礼后乎”的理解时，他赞叹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由此可见，虽然孔子儒家极为重视具体的礼仪形式，如曾批评子贡“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但当有弟子能理解礼仪的本质与内核时，他总会表现出无比兴奋的心境。
    那么，孔子所说的“礼之本”究竟何指？传世文献中并没有留下明确的阐述。我们只能从其同时代其他贤哲的论述中获得参考信息，这一时期有睿智的士大夫开始探讨“礼”的分层问题，据《左传》昭公五年记载，鲁昭公到晋国，从“郊劳”到“赠贿”的礼仪都符合周礼，但晋大夫叔向仍给予其“不知礼”的评价，说：“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叔向认为，守其国、行其政令和无失其民才是礼之根本，才是政治的根基。然而，鲁昭公所执掌的鲁国则是“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作为国君，不将精力用于扭转国内混乱的政局，只是注重“屑屑焉习仪”，最终掌握的只能是礼之“末”，与“善于礼”有本质区别，所以不能被称为“知礼”。
    无独有偶，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鲁昭公三月曾到楚国，由执政大夫孟僖子相礼。然而，孟僖子却有辱使命，其相礼的程序并未能体现出鲁国应有的“礼仪之邦”风范，即“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从礼者。”临终前还特意召集其家中的大夫，嘱咐他们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最终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跟随孔子学习礼乐。而孔子也给予孟僖子以极高的评价，说：“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在孔子看来，尽管孟僖子在懂礼、用礼上有所欠缺，甚至不懂得礼之本的内涵，但这种学习精神值得孔门弟子及后世学习与效法。
    由于以鲁昭公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熟悉“礼仪”，且社会上出现了“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的复杂礼文。有学者据此否认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认为此论断应当予以修正，如杨文胜先生说：“礼制是在由简致繁地发展着的，到了春秋时期达到了其鼎盛。鼎盛期的礼涉及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其繁琐。所谓‘礼经三百，曲礼三千’，礼的繁缛不仅不是礼的崩坏，恰恰说明了其制度的健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这一时期看似鼎盛的礼乐，实际上只是礼仪和文献的繁荣，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支撑礼仪的根基——礼义——置若罔闻，致使上层社会成员我行我素，出现了诸如季孙氏“八佾舞于庭”、“旅于泰山”和三家者“以《雍》彻”（《论语•八佾》）等僭越礼制行为，并遭到孔子儒家的极力批判。应该说，春秋时期人们不深究、不遵循礼义，才是“礼坏乐崩”的本意。
    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开始分化。其中，侧重于礼学传承的战国儒者逐渐展开对何谓“礼之本”的阐释，以战国时期的大儒荀子为代表。荀子明确提出“礼有三本”说，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荀子认为，天地和祖先是历代都要祭祀的对象，君王和老师是现实世界中务必敬畏的对象，社会要安定三者缺一不可。职是之故，为了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历代圣王“制礼作乐”时都将其视为根本，并制定出最隆重的礼仪。虽然夏、商、周三代的具体礼仪多少存在一些差异，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三类“礼”视为核心，自然也被荀子视为“礼之本”。
    除荀子外，不少孔门后学甚至孔子本人都曾参与到礼学典籍的研读之中，且有可能将其读书心得记录下来。如《史记•孔子世家》有“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始”的记载，此处的“《礼记》”自然不可能是西汉时期戴德、戴圣所编的传世本《礼记》，而是戴氏汇编前单篇流传的读《礼》笔记。传世本《礼记》中仍有不少篇章涉及“礼之本”问题，如《昏义》《礼器》《礼运》等。由于这些篇写于不同时代、出自不同学者之手，所得“礼之本”的本意自然存在很大差异。《礼记•昏义》中强调“昏礼者，礼之本也”，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此篇认为，人生礼仪以冠礼为开端，以昏礼为根本，以丧祭礼为隆重，以朝聘礼为尊敬，以射与乡饮酒礼为亲和，而这也是圣王“制礼作乐”时所坚守的总原则。
    如果说《昏义》篇是从“合两姓之好”的角度强调婚礼“敬慎重正”根本性的话，那么《礼器》篇则是从礼功用角度强调“时为大”的重要性，说：“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和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和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是故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弗飨也。”该篇作者把“忠信”和“义理”分别视为礼之“本”与“文”，且认为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清代学者孙希旦在《礼记集解》中说：“此篇以忠信、义理言礼，而归重于忠信；以内心、外心言礼之文，而归重于内心。”（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624页）由此可见，《礼器》篇则把“忠信”释为“礼之本”。
    尽管《礼记•礼运》篇并没有直接诠释“礼之本”的内涵，但孔子在与言偃的问对中论述了“礼”关乎“天道”与“人情”问题。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所谓的“承天之道”，是说自然秩序是圣王制定礼的根本；所谓的“治人之情”，是说人伦日用则是圣王制礼作乐的前提。南宋学者应镛说：“礼之大原出于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谓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列于鬼神，充塞乾坤，昭布森列而不可遗。……法于天地鬼神者，所以承天之道；达于天下国家者，所以治人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585页）虽然《礼运》篇并未直接将“天地之道”释为“礼之本”，但依据天道与人情以规划、制定礼仪的本意已经呼之欲出，可以视其为最接近孔子“礼之本”的诠释。（原载：《孔子文化季刊》2017年第1期作者：魏衍华，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