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知的儒家基本经典，有“五经”、“六经”、“十三经”、“四书五经”等不同的说法。考察这些说法，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儒家经典是由两类文献组成，一个是“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这一类并非某个儒家学者所作，而是一些历史文献资料的汇总；一个是“传记”，即儒家学者的作品或言行录，如《论语》、《孟子》、《公羊传》、《左传》、《孝经》等。在历史上，儒家经典最初只是“经”，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学者的“传记”也逐渐升格为“经”，《六经》也进而增为《十三经》，甚至变成《四书五经》，作为“传记”的《四书》重要性甚至超过《五经》。到清代，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六经》具有研究上古文献史料的价值，已经渐渐成为共识。如今，历史、文学、宗教、政治、社会等各个学科都在把《六经》作为研究资料进行利用，例如《诗经》成为文学研究对象，《左传》成为历史学重要文献，这说明《六经》不仅仅是儒家的，而是有更丰富的内涵。今人谈及儒家，首先想到的是《论语》、《四书》等，《五经》却被束之高阁。平心而论，《四书》不但文字比《五经》文字浅明，而且都是直接论说儒家义理，确实比《五经》更能代表儒家思想，宋儒尊崇《四书》而轻视《五经》，也有其道理所在。
但《四书》是1000多年前朱熹编订，并且是以其道统观为依据的，朱熹认为圣人之道，是从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并认定《大学》是曾子所作，《中庸》是子思所作，道统反映在经典上，就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子之书，简称《四书》。今天我们未必认同朱熹的道统观，《四书》的选定也未必符合现代人对儒家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儒家基本经典进行重新选定。这一方面有利于儒家思想体系的重建，另一方面也是弘扬儒家，让现代人接近儒家的一个必要手段，一部基本的儒家经典在手，就可以掌握儒家思想学说的精髓，如同《古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圣经》之于基督教。
重构儒家基本经典，当代时贤已有不少尝试，就笔者目前所见，有三种主张。第一个是夏乃儒先生，他提出了“新六书”的观点，主张在传统“四书”的基础上，再增加《易传•系词》和《广学记》（含《礼记•学记》、《荀子•劝学》）（夏乃儒：《儒学的现代重构》，《文汇报》2014年第12版。）第二个是梁涛先生，他提出了《论语》、《礼记》、《孟子》、《荀子》为“新四书”的观点。（梁涛：《“新四书”与“新道统”——当代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三个是郭沂先生，他将儒家经典归纳为“五经七典”，《五经》即传统的《五经》，“七典”是他的新说法，包括《论语》（附《论语》类文献）、《子思子》、《公孙尼子》、《子车子》、《内业》、《孟子》、《荀子》等七部著作。（郭沂：《五经七典——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之重构》，《人民政协报》2006年12月18日、2007年1月15日连载。）
这些提法都非常有启发意义，但问题也不少。夏先生的“新六书”仅增加了几个单篇，梁先生的“新四书”增加了《荀子》和《礼记》全书，但却漏掉了《易传》、《孝经》这样的基本经典。郭先生的提法比较独特，但其“七典”所包含的几部书都未定论，如以郭店简中的几篇再杂以《孔丛子》中的若干片段辑为《子思子》，以《礼记》中的《乐记》再加若干佚文辑为《公孙尼子》，以郭店简中的几篇为《子车子》，且大胆推测子思确有个弟子叫孟子车，与今本《孟子》作者是两个人。这些大都属于其一家之言，并未获得学界一致认可，而且即使这些作品是成立的，它们是否有分量作为儒家基本经典，仍有待历史考验。
综合以上三家，笔者认为，重构儒家基本经典，应该有几个原则，其一，应主要是先秦原始儒家初创阶段的作品。其二，反映儒家基本的核心义理，影响深远。其三，篇幅适中，不宜过大或过小。本此原则，笔者以为，可以在原四书的基础上，通过丰富增加，保留《论语》、《孟子》，将《大学》、《中庸》放回《礼记》，而将《礼记》全本加入，再增加《孝经》、《易传》、《荀子》，确定为《论语》、《易传》、《孝经》、《礼记》、《孟子》、《荀子》六部基本经典，可沿用夏先生的提法，称为“新六书”。以下介绍“新六书”的基本内容，以及入选理由。
《论语》。儒家创始人、“至圣先师”孔子的言论集，这本书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儒家第一经典。《论语》语言平实，义涵丰富，一直传诵不衰，影响遍及海内外，以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现在人们学习儒家思想，《论语》也是首要的必读书。不过，由于《论语》过于简短，对于全方位了解孔子思想有一定局限性，而其他现存典籍如《孔丛子》、《孔子家语》乃至新近出土的一些竹简文献中，孔子言论也很多，其中一定有真实材料，对其进行甄别辨伪，可以成为《论语》的重要补充。尤其是《孔子家语》，应该并非伪书，而是可信度很高的孔子思想言论集，其价值并不在论语之下。（杨朝明：《<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见《孔子家语通解》代前言，齐鲁书社，2009年。）
《易传》。儒家哲学和世界观理论的核心著作，主要阐释易经的义理，易经解释流派甚多，各家都在利用，易传是从儒家的角度阐释的作品，故把易传列为儒家基本经典，而不列易经。相传为孔子所作，不过更有可能是孔子后学所作。《易传》共7种10篇，阐明了天地、阴阳、乾坤、刚柔等概念，将《周易》的占筮之学改造成高深玄远的儒家哲理，成为宋明理学乃至现代新儒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根据《易传》所写。对于现代新儒学，有学者指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特重《易传》，他们借助于诠释《易传》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郭齐勇：《现代新儒家思想论纲》，《周易研究》2004年第4期。）《易传》所建立的一套哲学体系，成了儒家思想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内生动力。
《孝经》。儒家重要的伦理学著作，相传是孔子弟子曾子所作，全文1000余字，是十三经中最短的。该书集中论述了“孝”的理念，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是诸德之本，并首次将“孝”与“忠”联系起来。《孝经》在中国古代影响很大，东汉已升格为经，“百善孝为先”，历代王朝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孝”的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今天我们谈到儒家文化，仍然将“孝”作为儒家的重要标志。
《礼记》。儒家礼学及伦理、哲学、艺术等思想的论著选集。西汉时编订，但经学者研究，其中许多篇章是孔子后学如曾子、子思、公孙尼子的作品，可以说代表了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儒家思想。该书内容较庞杂，除较为集中地阐述了“礼”的主要理论，还阐述了儒家哲学、修身、治国乃至音乐等方面的思想，其中某些篇章气势磅礴、结构谨严、言简意赅、意味隽永，尤其是关于“大同”、“小康”的论述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深远。《大学》、《中庸》、《礼运》、《儒行》等是其中的名篇。唐代孔颖达著《五经正义》，抛弃《仪礼》、《周礼》而将《礼记》当作《礼经》来进行注解，与《诗》、《书》、《易》、《春秋》并列，使之由“记”上升为“经”。《礼记》有“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分，“小戴礼记”为通行本《礼记》，被奉为儒学重典，而“大戴礼记”长期被人冷落，以致残缺过半。但是“大戴礼记”中，也有许多重要篇章，如《曾子》十篇，对于研究孔子后学的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
《孟子》。儒家核心经典，先秦儒学的重要代表作。该书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学说，提出“仁政”的思想。此书不但思想鲜明，而且颇多儒家式的格言警句，汉文帝时与《论语》、《孝经》等一起置博士（后因只立五经博士而罢），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可见汉代人已经充分重视孟子的价值了。自唐代韩愈作《原道》将孟子作为孔子道统的唯一传人，孟子地位开始提升。到宋代，《孟子》正式升格为经，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把《孟子》作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荀子》。崇尚礼学、具有批判和现实精神的先秦儒学代表作。荀子因批判孟子，主张性恶论和化性起伪，一直受到儒家正统学者的抨击。虽然《荀子》历史影响不够大，但其具有的理性和现实精神与西方的科学精神有相通之处，更容易与现代思想接轨。梁启超称他为“社会学之巨擘”。（《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256页。）早在1900年《訄书》初刻本编目中，章太炎就曾列“尊荀”为首篇。荀子作为先秦大儒，开出了一条不同于孟子乃至宋明理学心性论的新路子，他与孟子的学说虽然分歧严重且理路不同，但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说明他们具有互补性，都是儒家学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弘扬。自从司马迁作孟子荀卿列传，以孟荀并举，二家的并列地位就已经确立。陈焕章在1912年撰成的《孔教论》中也说：“孔徒之中，尤能力张圣道，抵抗异端者，莫如孟子荀卿，孟荀者，孔教之开国功臣也。”（《孔教论》，载《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书店，1989年。）近年就有学者指出：“儒文化《十三经》中没有《孙卿子》(《荀子》)，《孙卿子》(《荀子》) 长期以“子”学形式存在，极为不妥，现在应当予以纠正。” （孙景坛：《儒学与儒教分离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3 年第2 期。）
以上六部经典，都是先秦儒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实际上代表了早期儒家发展的三个阶段：孔子（《论语》）——孔子后学（《易传》、《礼记》、《孝经》）——孟子、荀子。通过这三个阶段，儒家的基本义理和精神已经基本完备，这六部经典如同六颗种子，带着儒家思想的基因，开始了上千年的生根、发芽、成长的历程。另外，“新六书”规模适中，篇幅长者如《荀子》、《礼记》各约9万余字，篇幅短者，如《孝经》仅1800字左右，言简义丰，语言也较为流畅，稍微注释，一般人皆可读懂。
儒家基本经典的确立，为儒家向社会推广、展示儒家思想的风采与价值、进行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窗口。凡是对儒家感兴趣的社会大众，“新六书”为首要必读之书，“新六书”读通了，读熟了，整个儒家思想的精髓就把握住了。
（曹景年：孔子研究院研究实习员）（《孔子文化季刊》第22期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