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素以博大精深而著称，亦以师道传承为历代鸿文之教之荦荦大者，上自天子，下至于庶人，莫不尊师重道。是以我国既往之传统文化历千余年之演进与递嬗而不绝于后。师道尊严最初于学校特为彰著，我国古代政府不仅专设之师氏一职，以圣人之教为授受依归，而且尤为重视师道在文治教化中之重要地位与作用。
一、师道与学校之文教精神
古人尊师重道，即于学校中呈现无遗。虽古代学校之功能代有不同，无法等一视之，然其大旨莫不在于文教精神之弘扬与传承，是历代政府阐扬教化之重要场所，在一国之中居于十分重要之地位。春秋时期郑国子产（？-前522）曾谓，学校乃“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从政治功能的角度道出了学校的性质及其意义。然此显非学校功用之大者。古人所谓泮宫、乡校亦皆是学校，其功用无不在于“修德学道”，故而自古即有“学校不可一日废”之说。清李光坡（1651-1723）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与之讲，去其非而趋是”，（《礼记述注•礼运第九》）即是通过在学校讲求文教而达到辨别是非的功效。教与讲显然是师道所关，若学校之文教精神不讲，则必然导致“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故而在位执政者尤为重视建学校、传文教。《礼记》载“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强调的即是学校教学之重要性与必要性。古人说“化民成俗必由学校。其所及者广，其所传者远也”。（《礼记集说•学记第十八》）学校之功用虽不局限于化民成俗，但化民成俗必赖由学校。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尚书•禹贡》所谓“三百里揆文教”的境界。后人云“求贤以自辅，屈己以下贤，人君之治莫先於此，而皆不如建学之功”，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学校不立，教养缺然。天下之人虽欲为善而无所考德问业。其贤者固已用矣，而未贤者讲孰从而成就之”。（《礼记集说•学记第十八》）可见古来重视学校，其立意关怀不仅在于道德伦理层面，也在于治理天下的政治层面。故而于学校讲求文教精神与师道，其意义十分重大。
宗周之际，“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治建国之学政”，（《周礼•大司乐》）成均即是后世学校之别称，最初由大司乐所掌。大司乐“掌乐之官掌教，盖其悠游涵养鼓舞动荡有以深入人心处”，（《周礼注疏删翼》卷十四，吕东莱语）原是要“善人之心”的缘故，与三代以下视大司乐为“乐官”大异其趣。所以国子退而悠游其中，涵咏久之，自然知进退依违之礼，治国理政之道。古者立学校乃是要“教民一道德以同俗…教出于君”，纳上下于一体之中，显示其政教合一背景下的治世之功用，带有浓郁的政治性色彩。孟子所谓“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显然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后起之义，与殷周之际的学校功用多少有些差异，但也彰显了学校功能由政治性向社会化的转变。宋人卫湜曾经指出，“三代之学，如人堂室然。寝于斯，食于斯，生长于斯，未尝一日不葺。后之学校如园圃然，有之徒为美观而已”。（《礼记集说•学记第十八》）虽不免夸大其词，然而也足可概见学校之古今异同，亦可折射出学校在不同时代之地位与意义。故而师道之授受损益之间，颇有古今相异之处。
清黄宗羲（1610-1695）认为学校与庠、序“是三代教民之法，后来有王者起，必来取三代教养之法以为法，是三代教养之法为后来王者之师也”。（《明儒学案•三原学案》）又说“圣人…虑民之无教也，为之学校”，（《孟子师说•离娄章》）莫不从教化的角度提出学校之大功大用，既然能为王者所师，自然强调其政治功效，而托之于圣人所制仍在于表达有其可为后世永久效法之义。后人认为“唯知尊君亲上，乃能知礼义廉耻。在上者可兴学校以教之也”。（《礼记集说》卷三十二）亦在于凸显教化可以养成良好的国民道德。这种教化精神既表达了后人对圣人建学设教的推崇和礼敬，也强化了文教拥有的万世恒常不变之精神。师道之重即含有对先圣遗训垂法之铭记与敬重之意，其本旨亦无不在于尊奉圣人之遗训来教化国子，使其习得进退依违之礼，治国理民之道。这种师道教化以仁义与五常之道作为文教之基本内容，托其为圣人之教而遗范后世。后人将“崇学和尊教”视为是“国家盛典”，可知学与教的重要地位，以及师道的显扬。
二、师道本之于圣人之教
古人于学校修文教，其内容即托之于圣人所设。而圣人设教其本质倾向于求得政治秩序以及人间秩序的稳定，且尤为关注人伦日用的方面，以凸显圣人之教在国家政治中的伦常规范之功用。《礼记•学记》曾载“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之本义即是于学校（成均、庠、序、泮宫等）教国子（郑玄注为公卿大夫之子弟）以圣人之遗训。国子最初并不包含一般的国民。《周礼》载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保氏则以“六艺”、“六仪”“养国子以道”。教的内容虽有三德三行之称，莫不是源自于圣人之遗训，亦即后人所称颂不已的圣人之道或圣人之教。后人曾概括地说，“所谓教国子者，教之以诗书，教之以礼乐而已”，亦即古人所谓之四教，用夫子之言即是文行忠信。
《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制》虽出于汉代儒者之手，四教之说则先秦之际已有文献可徵。《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艺）礼”。朱子注：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显然，四教所致力的乃是人伦日用中的实际事务，绝非迂阔不近人情之谈。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载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即是此意。空言不可教人，人亦不信，即所谓无征不信。古人曾谓：“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文史通义•原道中》）教既来自于圣人，用之于人间，可知圣人设教亦不过立人道之极，求为“敷政出治”而已，此是师道最初所关之大者。
然而据《隋书》所载，“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可知圣人之教已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更为凸显其治世的本质和人伦道德的意向。圣人之所以能设教，并使其成为万世垂法，并非因为圣人能天秉异赋，而是因其能“学于众人”。这种路径是人间性的，所见所闻都与百姓无异。“圣人之教，使人顺其伦理，克其气质，因其同，革其异。所以同其同也”，（《江西通志》卷三十四，吴澄：《送南城教谕黄世弼序》）即是此意。孟子谓圣人乃是人伦之至者，则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必然有其人间性的因素，不必推之于超人间的力量。人既生于天地之间，“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文史通义•原学上》）圣人亦与常人同有五伦。 故“今天下赖以有君臣父子之义者，惟此圣人之教。”（靳辅《文襄奏疏》卷七）《礼记•孔子闲居》谓“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露霜，无非教也”。圣人亦不过法天则地，顺自然之道而设教，并非胸中横出一种道理便立为民极，为世效法。所以后人说，“天何言哉。圣人是申立人之极，曰仁与义”。（《皇朝文献统考》卷七十五）与《大戴礼记•虞戴德》所载“圣人之教于民也，率天而祖地，能用民德”，可知圣人之教源自于天地，并无奇伟诡怪之处，因而构成了师道的中心内容。
清章学诚（1738-1801）说“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文史通义•原道上》）众人不知其然而然，故不能见其背后不得不然之道理所在。圣人则能体会到此中不变的道理，遂能“因事立教”，成为后世效法的不变准则。“圣人之教犹天也。天有风雨霜露，无所不施。圣人之教无往不行”。（汪森《粤西文载》卷五十二，《学校志序》）这种恒常不变的意义即圣人之教的本质所在。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正是认识到了圣人之教有莫大价值与功效之缘故。故而圣人之言教一方面可以作为士人修身、进退的标准，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提供一种“尽善尽美”的治国理政的理念与信条。这种理念与信条赖由师道的表彰和传承而凸显出其恒久与不变之意义。后世儒者坚定地认为只要天子能依循圣人之教，则必定可以实现那种被称为是“三代之治”的美好理想。尽管这种理想并不真正存在，而且还带有浪漫主义式的乌托邦色彩，但这种对圣人之教的无上推崇却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圣人之教藉由师道而继往开来，另一方面，师道也通过圣人之教而彰显其尊严所在。对圣人之教与师道尊严的奉持既是后人评价历代君王及其治绩的唯一标准，也是历朝历代帝王与儒者追求的最终目标。
西汉以来，历代帝王以儒学治天下，其本源即来自于圣人之教。儒者于学校讲习六艺六经以教国子，化民风，其目的在于实现圣人之教的文治功效。后人谓“设教受教当知无穷意思。死則配食乐祖，祭於学校，不特尊師敬長之义由是，慎終追远，民徳归厚亦是”。（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卷十四，吕东莱语）虽然凸显的是在学校尊师重道之意，然亦旨在通过对师道的表彰而达致化成民德、移风易俗的文治教化之功效。
《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最终旨趣即是通过大学学习之路径，完成王者礼乐法度的教化之功效。《尚书•禹贡》云“三百里揆文教”，孔颖达注疏谓之“此服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是安服王者之意”。古人在学校行释奠礼，其根本旨趣即在于尊师重道，通过在学校对先圣先师的祭祀，宏敷王者政教以化民成俗。后人所谓“古昔圣王建学育才，必先文庙而享祀先圣先师者，所以崇之，报之，师之，法之；抑亦明民生日用不可无斯道，而又不可不知斯道之所自也”。（《粤西文载》卷二十七，叶辙《永福县学记》）这种对先圣先师的尊崇就其本质而言即是对师道的无上表彰。
三、师道与古之教典
师道既以圣人之教为核心，在历朝历代中居于重要地位，故而圣人之教渐次以国家教典的方式呈现出来，具体而言即是六经乃至后世十三经之典。史载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作春秋，传礼乐，为后世师儒奉为政教之源头。师儒之教以六经为本，“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礼记注疏》卷五十《经解》）故历代教典尤以礼学为重。能守礼，能传礼即为师教之大者。不惟用之于一家一身，亦且用之于一邑一国，故而师道尊严自古即是皇帝至于庶民所推尚之道，后世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祭祀的对象而供奉不已，足可彰显师与师道之崇高地位。《周礼》谓之“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可知宗周以来师儒之教在平治天下与安定万民中的作用。西汉董仲舒（前179-前104）谓之“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也”（《春秋繁露•贤良策二》），宋程颢（1032-1085）称其“必世而后仁之效乎”，可知师儒之教的大功大用。
西周以来，太宰之职守即“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六典“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郑玄注，“扰犹驯也”，也即恒顺万民之意。圣人之教以“教典”的形式成为制度化的准则，发挥其在政治方面的功效。孔子及以后之儒家尊奉六经以为教典，其意义实出于此。宋王昭禹谓“上无教则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国危矣，故曰安邦国”，将关注的重心放在执政者身上，意欲通过自上而下的路径实现教典“安邦国”的宗旨。宋郑鍔（1115-？）云：“官府，教之所自出，不知设教之意，安能教人，故言教官府”。（王与之《周礼订义》卷一，《天官冢宰》）是从官府的角度凸显教典的重要地位。元人毛应龙认为，“安者使安其分得其所。教則授之以为治之意，使之习熟於告戒，然后施之事者无悖也。扰如扰龙之扰，驯伏其性而调顺之”。（《周礼集传•天官冢宰第一》）安邦国、教官府的最终目的是在于“以扰万民”，使天下百姓能各安其所，达到“黎民于变时雍”的和顺之境地。由此可知建邦之教典在国家治理之政治层面的意义，而这也是学校文教精神价值与意义所在。
师道既以圣人之教为内容，且又赖帝国政府之扶持与弘扬，因而兼有文教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权威。一方面，文教是历朝历代治理国家赖以依循的最高准则，是圣人之道和圣人之教的象征，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总的价值追求和道德取向。另一方面，历代政府的表彰直接反映了统治者的最高意志，并以世俗权力的方式推动着文教精神在社会中的实践。两者都完美地统一在师道之中。在师道所关的意义上，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敬、庄俭，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故而师道所关及其所成之风气，影响甚大。“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孙希旦《礼记集解》）虽然师道在后世不独彰显于学校，但它既是帝国政府藉由加封、致祭宣扬文教思想和伦理原则的重要路径，也是后世儒家学者和百姓通过师道尊严感受礼乐精神的有效路径。由此而渐次形成一种尊崇圣教与师道之风气。圣人之教不仅自古即被视为是圣典，以一种制度化的教典的形式表现出来，还逐渐成为人们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依归，普遍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然而，师道“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记集解》）古代中国对师道的推崇，本意即是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路径更好地实现历代文治教化的宏旨。
（谷文国：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孔子文化季刊》第22期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