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以凤：李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刊物的采访。我们知道这些年您一直致力于中韩文化的交流，堪称中韩文化交流的使者。首先想问问您：作为一名韩国人，从什么时间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在您从事儒学研究、中国史学研究的路上，是不是有特殊的领路人？
李润和：我刚上大学时就接触到了中国历史，从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当然，刚开始与其说是在学术上喜欢中国历史，实际上不如说是被当时教授中国历史的老师的人品所吸引，从那时起，我逐渐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兴趣。进入研究生院后，在这一兴趣的指引下，我开始学习中国史，而不是韩国史。1983年，为了深入了解学习中国史，我进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所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师从钱穆先生。每周听钱穆先生3个小时的课，虽然有时听不懂老师的方言，但是通过课堂的氛围，我充分感受到了学生们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思想，之后致力于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史学史等相关研究。故而，可以说钱穆先生是我在中国文化史研究道路上的重要领路人。
我对中国儒学的关注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我担任安东大学退溪学研究所所长，以儒学为关注中心，与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的学者展开交流。2012年，安东大学与曲阜师范大学合作共同设立孔子学院，本人担任韩方院长。安东是韩国大儒学家李滉（号退溪）先生的故乡，是儒家文化资源在韩国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与中国的曲阜具有相似的地域特色。为凸显儒学的特色，在安东大学孔子学院，我们积极开展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和学术活动。我提出了“儒学特性化”的观点，积极推动安东孔子学院定位为“儒学特性化孔子学院”，强调儒学价值的社会实践，受到了广泛关注。
陈以凤：韩国也属于儒家文化圈，在历史上儒学对韩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能否从您的视角具体讲讲这些影响？
李润和：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大致在汉朝。其内容广泛，很快被吸收，在那里生根、发展，再加上像李退溪这样的巨儒倾力推动，韩国才成为东亚文化圈中儒家文化积淀极为深厚的国家。从高丽末期开始，作为朝鲜时代统治理念的儒学思想不仅刻印在儒家学者的思想里，还成为当时人们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行为的理论依据，进而对社会制度、教育、伦理等整个体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6世纪以来，朝鲜社会施行基于制礼作乐精神和《小学》教育、五礼仪、家礼意识的儒教主义政治。
朝鲜时代的儒学史主要包括以下四种论争。一是李滉和奇大升之间的讨论所触发的四端七情论争；二是在四端七情争论的延长线上，将问题缩小到心本质意义和本然之性问题的更深层的湖洛论争；三是经过壬辰倭乱和丙子之役，实践规范的要求变得明朗化，形成更加活跃的礼学论争；四是与强调韩国儒学的“心”概念有关的心说论争。近现代以后，儒学对韩国的影响虽然在制度、理论上都有所减弱，但仍然是包括家庭教育、社会生活在内的整个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的意识。
儒学作为韩国主要传统文化之一，长期以来一直以多种形式继承和发展。深入分析韩国人的宗教观、文化观，无论是自觉还是潜在，儒家学说的意识和价值观都还在广泛发挥作用。儒学对于韩国人，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中的基础性文化。
陈以凤：儒家文化也架起了中韩文化交流的桥梁，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韩国儒学的发展状况？
李润和：孔子思想影响深远。孔子希望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自我修养的价值和意义并觉醒，进而将个人道德价值实践扩展到社会，具有集现世特征和超越自我特征于一体的整体性质。在现代韩国，儒学在确立新的普遍价值方面，在解决当今面临的个人和共同体问题、数字文明环境中的和谐“关系”问题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韩国，在所谓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表面上明显减弱。特别是青年一代对儒学的漠视和抨击，使儒学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况，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在现代韩国中，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的信徒约占总人口90%，但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人们依旧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像家庭教育、亲戚往来、祭祀等方面，仁爱、孝悌等儒家的伦理观仍然占据着中心地位。我认为，这正是朝鲜王朝500年间，以性理学为中心的儒学价值对韩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结果。
陈以凤：您认为儒学在当代社会有何重要价值？最值得发扬的是哪些？
李润和：进入21世纪后，人类创造新世纪的文化基础的普遍价值应该由哪些品德和规范构成，一直备受关注。关于人类的幸福和个人自由，儒家主张通过自我修养追求幸福，相比个人的绝对自由，更应该探索在共同体秩序下和健康统合中实现人类主体性自我、实现共同和谐的道路。
儒学的终极目标是，让立足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自我修养的价值和意义并觉醒。在现代社会，在个人自由极大化、数字文明高度发达和庞大的人际关系扩张等负面因素影响下，儒家的价值观对于解决现代社会的危机，实现不同个体之间的沟通与团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人们逐渐把共同体的利益放在首位，全面提出加强重视健康和生命权的公共性，甚至出现了加强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共同体的构想。儒学注重社会和个人的和谐，重视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共享等，这是儒学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相互理解以及和谐共存的重要基础。从这一点看，儒学仍然是所有人类都能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陈以凤：您主持用韩语翻译了《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孔子传》三部关于孔子的著作，这三本书的翻译有什么背景？我们相信通过翻译这几部著作，您对孔子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产生了思想上、心灵上的共鸣，能否谈谈您心目中的孔子形象？
李润和：《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孔子传》这三本书的翻译各有背景。《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的翻译是我主持安东大学孔子学院工作，与曲阜师范大学一起提出“儒学特性化”时完成的工作，由韩国学古房出版。《孔子传》是我在2018年退休前，回顾几十年的教职生活，为了与学生分享儒家文化而翻译的。这些对于我本人来说，当然都具有“现在”的意义。
《孔子家语通解》韩文版书影
韩国学界虽然已经有韩文版《孔子家语》，但仍然需要详细注释的译本。通过介绍和分析最近的出土资料，将《孔子家语通解》翻译成韩文，我认为这将成为韩国学界更深入研究《孔子家语》的出发点。韩文版的《论语》比较多，与以往的众多翻译和注释相比，《论语诠解》从现代的角度进行翻译，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通过翻译这些书，我心中的孔子形象更加鲜明。具体地说，孔子作为改革家、教育家、思想家的形象更加鲜明了。孔子生活于纷争不断的春秋时期，他主张以仁、礼的思想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奔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所以他是一个改革家。孔子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他有教无类，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人，世界没有哪个老师能像他这样。《孔子家语》中记载了很多孔子的言行。通过阅读、翻译这本书，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孔子的思想。在2500年前，孔子提出的那些日常道德规范和伦理主张，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来说，仍然具有影响力和价值。所以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是个伟大的人物。
陈以凤：李教授，我了解到自1993年至今，您来山东访学、进行文化交流已有100多次。有鉴于您的突出贡献，2023年10月，山东省政府授予您“山东省荣誉公民”称号，这是山东省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奖项。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对于这里的儒家研究与传播，您有何建议？
李润和：我很高兴在过去的30年里，能够为中国和韩国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交流做出一点贡献。特别是被授予“山东省荣誉公民”称号，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后，我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为促进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交流做出努力。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推动儒家研究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儒学研究方面，我认为首先应该考虑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化、城市化，但在今天，现代化具有将科学万能和工具理性极大化的倾向，这可以说是照搬了西方现代化的趋势。以儒学为中心的儒家式现代化曾在20世纪90年代被所谓的新儒家学者们提出过。这种主张提出的基础是儒家思想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即缓和超越个人的意义赋予、社会与个人的协调、连接个人和社会的纽带——重视家庭及其面貌、共享形成日常生活中伦理和思想共存的基础等。新儒家学者们在不断研究这些特点的同时，也在不断发现和弘扬儒家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宝贵价值。
山东拥有宝贵的文化资源。孔子研究院是孔子思想、儒学研究的代表性机构，还需进一步会聚人才，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更深入的挖掘阐发。我希望并相信：儒学作为一种伟大的精神文化遗产和财富，会对当今和未来的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通过儒学，更能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
李润和（Lee Yun Hwa），韩国国立安东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研究院海外儒学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曾任韩国魏晋隋唐史学会、中国史学会会长、安东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儒学。著有《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简论钱穆史学》《关于中国近代史学成立的初步考察》《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流派分流》《从<宋书>史论看沈约的天命观与处世观》等，主编《韩国的儒学受容及其史论性开展》，译著《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合译）、《钱穆先生的史学名著讲义》、《史通通释》（全4卷）、《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上下卷）、《孔子传》等。
陈以凤，孔子研究院学术研究部部长、副研究员，《走进孔子（中英文）》编辑。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儒家文献、传统礼学，出版《孔安国学术研究》《孟子语录》等著作，在《史学史研究》《历史文献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1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