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创立于中国春秋时期，是一种重要的哲学及伦理体系，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创立者为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他提出了“仁”与“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最高境界，主张以和为贵，强调人际间的和谐相处。而“礼”则是指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准则，它规定了人与人之间应当遵循的礼节和仪式。
儒商精神是一种源于儒家思想的特殊商业文化，它将“儒”与“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的独特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提炼性总结与时代表达。
本文旨在探讨儒家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内在关系，以期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持。
儒家思想将诚信视为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孔子认为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无法建立值得信赖与依靠的社会关系，也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五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意思是人要是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它靠什么行走呢？对于国家而言，“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意味着一个国家，需要有充足的粮食赋税，充分的军备武装，但这些都不是立国的根本，真正的立国之本在于政府要取得民众的充分信任，政府的信用与民众个人的信誉二者关系密切，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后者则是前者的基础。此外，《论语》中诚信思想主要通过“信”这个载体，表达了深刻的思想意涵，呈现了独特的实践智慧，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认为，君子人格是修身的最高境界，而“信”是成就君子人格的内在要求，可以作为衡量君子的标准。
与“信”直接相关的是“诚”，“诚”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在儒家哲学体系中，不仅是一切德行的基础，是“君子”人格养成的最高追求，更是宇宙和人，即“天道”和“人道”的本体。一切事物的存在都依赖于“诚”。人必须效法天道，追求“诚”，像天道自然那样真实无欺，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儒家思想中，“义”指的是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强调公正、正义和道德义务；“利”则指的是物质利益，包括财富和利润。传统上，儒家倾向于重义轻利，认为道德价值高于物质追求。
儒商精神的义利并举是指在商业活动中，企业家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伦理道德和公共利益。这一理念融合了儒家伦理中的“义”和“利”，强调在商业实践中，道德伦理和物质利益应当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
贯彻儒商精神诚信为本的理念，关键在于企业经营者在商业活动中的追求“义利并举”。儒商认为，诚信是商业活动的基础，视诚信为立身之本。商人应该遵守契约、讲信用，以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儒商注重诚实守信，不做欺诈和虚假宣传，把诚、信、义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自古民间的生意经营中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几乎成为尽人皆知的公理。
儒家思想强调以人为本，认为人是社会的根本。首先，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孔子曾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关爱和理解。其次，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儒家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品德和才能的重要途径。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使每个人都能得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教育。儒家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孟子提出“养性、事亲、知人、善任”等道德要求，强调个人应该追求道德的完善。
在儒家思想中，关注民生是一种基本的道德和政治要求，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在《大学》中提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意味着君主应当以民众的喜好和厌恶为依据来治理国家，君主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民众的福祉。这种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要求统治者不仅要关注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还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和谐。孔子提倡“富民教民”（《论语·子路》），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为人民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富足。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引自《孟子·尽心章句下》）的论述，既有周代的“敬德保民”的思想，又有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传承，强调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保障人民的利益。
儒商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理念之一就是“以人为本”。在儒商的经营哲学中，经商者在享受国家提供的市场经济条件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纳税责任，这是维护国家财政收入、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一环。其次，儒商精神中的“以人为本”还体现在对社会的贡献上，比如通过各种形式如慈善捐赠、公益事业等回馈社会，关注社会问题，参与社会建设，努力实现企业成长与社会进步的使命担当。
儒商精神还强调商人要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将个人和企业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北宋思想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等等，直接影响了儒商精神中的“家国同构”思想，促使企业家在实现个人和家族发展的同时，不忘承担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这种理念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集体主义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相契合，有助于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发展格局。
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求变的精神。首先，儒家思想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儒家提倡“学而时习之”的观念，强调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就体现了教育上的创新思想。宋代儒家学者朱熹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新理解，明代儒家学者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念，则是对传统儒家学习方法的创新。其次，儒家思想还强调政治的改革和创新。儒家提倡“仁政”的理念，主张以仁爱之心治理国家。近现代，儒家思想在面对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挑战时，促使一些儒家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相结合，这体现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中的尝试，以及在现代新儒家如梁漱溟、唐君毅等人对儒家思想现代化的探索中。
儒家思想强调和谐共生，认为人类社会应该建立在和谐、稳定和有序的基础上。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深刻阐述了和谐共生的内涵。此外，儒家思想还强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儒家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观念，主张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的利益。
儒商精神强调人们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举一反三”（《论语·述而》），荀子“学无止境”（《劝学》）、”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吕氏春秋·尽数》），朱熹《观书有感》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论述，都是儒商精神强调创新求变的思想源泉。在当代，儒家思想更是被用来倡导企业文化、家族企业的管理和治理，以及社会伦理建设，这些都是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应用。
儒商精神的和谐共生是指在商业活动中，儒商强调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和谐共生。首先，在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上，企业应当遵循法律法规，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其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企业内部，企业家应当注重员工关怀，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和工作效率。企业外部，企业家应当注重与合作方、客户、供应商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此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商强调企业应当采取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推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儒商作为具有深厚儒家文化底蕴的商人阶层，其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于推动这种深度联结有着重要的作用。
儒商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观念支持、实践经验、道德规范和精神动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重视儒商精神的传承和创新，提高儒商精神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培育儒商精神的现代企业家队伍，构建儒商精神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融合机制，使儒商精神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