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将“义”与“道”结合，主张“行义以达其道”。《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之气，但是，“至大至刚”之气并非意味着无所节制，必须“配义与道”，即符合道义，失去道义，“气”就失去力量，甚至偏离正确的方向。浩然之气是由正义感在内心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就能获取的，以“集义所生”为助益，以“揠苗助长”为“无益”或“害之”。要养成浩然之气，成就君子人格,在义利关系上，要以“见利思义”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在道义上，要以“见义勇为”为荣，以“见义不为”为耻；在民族大义上，则以“舍生取义为荣，以“卖国求荣”为耻；在穷达之道上，则要“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反对穷而无义，达不择路。“配义与道”“行义以达其道”,方为成就君子人格之坦途。
“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将“义”视为人类胜于水火、草木并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合乎道义，是君子人格的特质。这在“义”和“利”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见利思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君子的为人处事之道。
孔子将对待“义”和“利”的态度,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基本标准，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言及“君子有九思”,其中就有“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希望人们能做到“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孔子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则是君子合乎“道义”的价值取向。
《孟子》开篇即展开“义利之辩”,明确反对“后义而先利”,深刻阐明唯利是图之害。由此主张，只有施行仁政，坚守道义，才能获得国家的长远利益。与孔子一样，孟子主张：“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反对“非其有而取之”的“非义”之举。《孟子·滕文公下》提到：有个偷鸡贼，天天偷鸡，有人告诉他这不是君子之道，他就打算改为一个月偷一只，这样明年就不偷了。孟子就此质疑：“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这本来就是不义之财,应该马上停下来,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不贰过”(《论语·雍也》)。
“见义勇为”。《论语·为政》末章提到孔子之言：“见义不为，无勇也。就正面而言，应“见义勇为”，遇到合乎道义的，应该做的，就要去做。这是修身最基本的要求。遇到该做的事情，患得患失，不去做，就是“无勇”，也就失去道义。“见义勇为”不限于在危难之时舍己救人的善举，做好日常该做能做的事务，勇于担当，也包含其中。与此同时，孔子强调：“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视“义”为最可贵者，但不可只有勇而没有义，否则就会添乱；小人也不可只有勇而没有义，否则就可能成为强盗。孟子所要养成的“浩然之气”，就是要养成一种勇敢无畏的凛然正气。孟子曾就三种勇敢做过对比：齐国勇士北宫黝之勇，是唯我独尊、目空一切、悍然而行的匹夫之勇；孟施舍之勇，是锐意求胜、无所畏惧、主要适用于战场而难以体现于日常之勇；曾子运用孔子“大勇”之论：“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即是说，反省自己若理亏，即使对普通百姓也不去恐吓人家；反省自己觉得正义在手，纵然面对千万人也勇往直前。曾子奉行毫无私念、坚持正义的原则，能把握理之曲直，其勇乃“大”，远在前二者之上。
“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的极致，就是“舍生取义”，即为了正义事业勇于献身，这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崇高精神。《孟子·告子上》提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是指舍弃生命获取道义，是对人之“本心”即“羞恶之心”的不断升华。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这是大义。忠孝不能两全，保家卫国需要有人到前线去这是一种符合道义的大勇。“为”和“不为”确实需要一种价值判断。按理说遇到“老人倒地”这样的事应该“为”,“不为”就是无勇，就是道德缺失。当然，还有个“不能”与“不为”的问题。对没有搀扶能力的老弱幼童而言，宛若“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对众多健全的人而言，不扶就是“不为”，恰如不愿“为长者折枝”。
“义者宜也”。“义”是作为人必须遵循常道而理应担当的责任与义务。提到义的践行，普通人鲜有置身生死存亡、民族大义的机会，那么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义是四个善端之一，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羞恶之心，在人生各个方面都会体现出来，需要不断地扩充。知耻，好勇，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明白自己应该尽到的义务，有担当的精神。作为子女，理应孝敬父母；作为父母，理应慈爱子女；作为夫妻，理应相互恩爱；作为朋友，理应守信友善；作为同事，理应互助诚恳；作为职员，理应敬业乐群；作为公民，理应履行责任。总而言之，人们应各安其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有尊严感、获得感、成就感，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
“行义以达其道”。古人强烈谴责行不义者,“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赞赏澹台灭明“行不由径”(《论语·雍也》)，为人正直坚守道义。孔子和孟子都深谙穷达之道。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退而隐，以隐居避世，来保全自己的志向；进而行义，依义而行,贯彻自己的主张。“行义以达其道”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就太难了，容易打些折扣。孟子主张，无论穷达，都不应该失去或远离道义。“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只要崇尚德，爱好义，就可悠然自得无所求。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掉义，能保持自己的操守；士人得志时不背离道，就不会使百姓失望。古代的志士，得志时，往往施给人民恩泽：穷不得志时，潜心涵养品德，修养自身见于世，实可“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