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于为政的境界有怎样的思考？回答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的文本，甚至可以通过《论语》中的不同材料来进行分析。
《论语》中直接讨论从政、为政的内容很多，其中涉及的话题大致包括：从政的意旨，从政的一些基本条件，施政的次第和重点，对施政提出的一些警戒、一些修养方法等。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从政境界的理解问题。
本文关注《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侍坐”章，力图通过对这一章的分析来体会孔子对于为政境界的思考。
对于这一章的解读，本文采取训诂和义理相结合的方式。当然，为了避免出现义理的解读成为“贴金”、解读和文本思想“两张皮”的现象，本文采取譬喻结合抽象继承（概念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对譬喻性的语言进行抽象的逻辑解析的基础上把握孔子的思想。通过这一方法，我们可以看出“侍坐”章中应该存在着为政的四个境界，这四个境界分别是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所代表的境界。孔子认为，自已认同曾皙的说法，说明曾皙的观点所代表的是最高的境界。如何看待孔子对其他三子的评点呢？朱熹说：“此无贬辞。”虽然孔子对其他三子之境界多少有些不满意，但可以肯定，孔子对三子之境界是认可的。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先进》）
曾皙，曾参的父亲，名点。四个人的顺序按照年龄由大到小排列，这是古人礼仪精神的体现。子路比孔子小九岁。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曾皙是曾参之父，生卒年不详，应该比子路小。冉有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公西华比孔子小四十二岁。所以，文中有“长乎尔”之说。“侍坐”，其他的地方或言“侍”，或言“侍侧”，这说明弟子四人是坐着的。“以”，通“已”，有因为、止、用、为难等义。
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坐于孔子身旁，孔子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大致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为，孔子和弟子说话，他谈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政治理想，说：我比你们年纪大，我老了，没有人用我了。“以，用也。孔子言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于四子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引王符《丹铅录》）“言已老矣，明王不兴，终不见用，已无当世之志也。”（王闿运《论语训》）另一种理解为，孔子和弟子说话，他谈道：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所以你们就不和我谈论自己的志向了。“已，止也，谓毋以我年长，止而不言。”
“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意思是说：“言汝等常居之日，则皆自云无知吾者也。言如或有人欲知用汝等，汝等则志各欲何为治哉？”“何以”，即怎么办，含有方法的意思；“何以”，也可以理解为追求什么样的理想或境界。“知”，知道，含有重用的意思；“知”，还包含管理的意思，即把重用人才的政策传达到地方，把地方上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央政府。从后文来看，四个人回答的问题不是一些具体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各人的政治志向、政治理想、政治追求，可以总括为为政的境界。
关于这一章，宋儒多关注子路、冉有、公西华三子与曾点思想境界的差别，这些差别大概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三子“有安排期必”，“曾点不说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三子关注的是想象中要去做的事情；曾点较为朴实，关注的是眼前的事情。“曾点以乐于今日者对，诸子以期于异日者对。”程颢认为，孔子和曾点与圣人的志向相同，即尧舜气象。“子路、冉有、公西华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孔子不取。”二是，三子有诸侯之志，而曾点志于乐道。三子重点谈论自己能干什么，自得处较浅。曾点则说：“非深有所得于中者，其能志于是乎？三是，三子心中有事，为事所累。“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才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近于忘。”曾点心不累事，气象从容，志向高远。四是，三子关注的是事，而曾点关注的是心。“盖三子只就事上见得此道理，曾点是去自己心性上见得那本源头道理。”
朱熹还说：“曾点与三子，只是争个粗细。”曾点的思想和子路、冉有、公西华的思想有什么不同呢？朱熹提出，其差别大致在治国和求道、本和末、志和事几个方面。关于志和事的差别，朱熹指出：“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许之，亦以此自是实事。”结合《论语》中的其他相关记载来看，孔子的确区分了政与事。“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子路》）子路、冉有、公西华都局限在得到国家来进行治理，而曾点没有局限在这一点上。朱熹认为，子路、冉有、公西华没有得本，而本则是天理流行，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
三子中子路略差些。子路之言不让，有违背道理处。曾点和尧舜的气象有相近处。“曾点见处极高，只是工夫疏略。”曾点是狂者，未必能实践，不过是志于进取。程颢认为，曾点是狂者，未必能为圣人之事，但是能知道孔子的志向。曾点的志向就是“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朱熹说：“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乐虽若止于一身，然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上述讨论较为宏观，没有对三子及其志向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讨论，没有从政治意涵的角度阐发曾点的思想，而把曾点的追求和庄子联系起来。基于此，本文拟从政治境界的角度阐发三子和曾点的政治理想。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先进》）
子路的从政境界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治乱”境界，这种政治境界关注国家的整体实力、秩序、名声。
在管理对象方面，子路眼中完全没有人出现，有的只是国家治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物质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外部环境、内部饥荒等问题。子路是政治激情主义的代表，想干事，也能干事，但容易见物不见人。《先进》中把子路定位为“具臣”，也就是说，他在“以道事君”方面是有不足的。“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孔子的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治赋”是“具臣”的工作，其中虽然也可能有仁心，但毕竟是物，不是人。
子路的政治境界有全能主义、理想主义的倾向，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孔子家语·致思》中载，子路在蒲治水的时候，拿出自己的食物给民众食用，孔子派子贡前去制止。“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癝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已之德美矣。”子路过于自信也会导致对公共权力的界限缺乏理解。公共生活涉及人与人的协作，并不总是能够按照既定的时间实现既定的目标。
子路政治目标的定位是“知方”“有勇”。“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雍也》）“果”，结果，果敢。“勇”，大致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实力、武力，强国、富国。“有勇”，即敢于或者有能力同他国相比。“知”，指被人认知、懂得，实现、达到。“方”，指规矩、地方、他国。“知方”，即懂规矩，管理得有秩序，对他国有影响力，能够影响他国。子路本人就好勇。《中庸》载，孔子教导子路区分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子路曾经告诉孔子蒲地多壮士，难治理，孔子告诉子路：“恭而敬，可以摄勇；宽而正，可以怀强；忧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断，可以抑奸。如此而加之，则正不难矣。”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路过蒲地，夸奖子路的政绩，说达到了恭敬而信、忠信而宽、明察以断的程度。以此来看，子路学会了从大道的角度思考治理问题，从而超越了单纯的勇、强之目标。
子路有时违背礼让为政的原则，说话咄咄逼人，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而不是以示范、引导的办法，让别人自觉取消不好的想法或做法，去追求好的想法或做法。由此可见，孔子听了子路的话，笑了笑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这不是说子路的思想没有丝毫优点，子路关心的问题也是为政者所要关注的内容。
“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先进》）
孔子又问冉有的志向抱负是什么。冉有回答说，如果有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让他来治理，那么持续三年，他就可以使那个国家的百姓丰衣足食。至于国家的礼乐文化，百姓精神方面的追求，他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只有依靠君子来完成这个任务了。“‘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先进》）曾皙问孔子，冉有所说的国家难道不是一个国家吗？孔子说，你怎么能说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就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呢？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冉有的政治境界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其主要的优点是：
其一，相对于子路而言，冉有在对从政的理解中，注意到了民众的需求，注意到了让民众满意这个问题，能够以民众满意、答应，以符合民众的利益为尺度考虑自己从政的措施与对策。
其二，不贪功，不冒进，给自已设定能做的事情，比较实际，能做什么就说什么。
其三，比较谦虚，对于礼乐方面，认识到自已能力不足，就把着眼点放到物质丰富和民众基本物质生活需要方面，这是非常现实的。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邑”，古代百姓聚居的地方。“家”，也指采邑。孟武伯继续问，冉有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冉有啊！千户的私邑，可以叫他当邑宰；百辆兵车的大夫封地，可以叫他当总管。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不晓得。
冉有政治境界的主要缺点是：民众的满意是一把双刃剑，满意总是涉及精神追求和价值判断，所以要达到满意的效果，需要一定的文化措施。人是一个有着自由思考能力、精神追求的生命体，如果从政不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寄托、精神上的希望，精神上的追求缺乏保障，就会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向心力。
“赤，尔何如？”对曰：“非日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先进》）
孔子问，公西赤，你的志向抱负是什么呢？公西华说，不能说我已经有知识与能力担任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了。但是，我愿意为获得这些知识与能力而努力学习。我希望做一个小官，比如以下三种：祭祀方面的小官，外交协商谈判方面的小官，修订国家政策制度方面的小官。
“‘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先进》）曾皙问，公西华所说的总该不是一个国家吧？孔子说，有宗庙祭祀，有外交会见，不是诸侯国的事又是什么呢？如果公西华所说的国家仍然只是一个小地方，而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子路、冉求所说的国家与公西华所说的国家相比，又有哪一个算得上是一个国家呢？宗教、政治、外交事务，不是诸侯国的事务吗？如果说公西华所关心的是小事，那么还有谁关心的是大事呢？公西华的政治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公西华谦虚好学。他首先认为，不能说自己已经可以管理好国家了，为政者最要不得的就是盲目自信。人的从政能力是在政治实践中培养起来的，谁也不能绝对地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比如知识才华，比如人际关系，比如道德品质：不能绝对地说，自己完全可以做一名称职的为政者了。因此，公西华的态度是一个极为合宜的态度。只有愿意求学上进的为政者，才有可能成为一名称职的为政者，最糟糕的为政者是不懂装懂的为政者。
其二，公西华关心的三件事是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三件事：意识形态、精神生活，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针、政策的制定，这些都是政治思想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政治思想上层建筑涉及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等本质内容，抓住了这些本质内容就抓住了政治的命脉。
公西华关心的问题关系到民众的精神追求，所以其政治境界可以定位为“精神满足”的境界。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
孟武伯问，公西华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公西华呀！他穿着礼服，立于朝廷之上，可以叫他接待外宾，办理外交事务。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不晓得。
当然，公西华的政治智慧还不是最高超的。公西华可以成为一名称职的为政者，甚至杰出的政治家，但还不能成为一位圣人，因为他关心的还仅仅是具体的政治活动。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
孔子与曾点两人的对话肯定传达了一些什么。传达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说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吗？是说他们都不喜欢政治，却喜欢潇洒的生活吗？有人理解为春游。“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而归夫子之门。”仔细斟酌，似乎并不是这样，因为孔子和弟子的话题本身就是讨论如果让你去从政的话，那么你会怎样做，会有怎样的政治理想的。由此可见，这段话还是谈政治的。
孔子接着问，曾点，你的志向是什么呢？曾点慢慢地弹着瑟，等到声音快结束的时候，一下子停了下来，发出很大的一声响。曾点站起来说，我对自已理想的描绘和他们三个不太一样。
孔子说，没关系。你对理想的描绘与他们不同也不会伤害到他们，不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大家不过是谈谈自己内心的追求罢了，没有谁高谁低之分，说说吧！曾点说，晚春的时候，穿上新装，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孩子，在沂水河中洗一洗澡，在舞雩台上吹一吹风，一路唱着歌，一路走回来。孔子长叹一声说，我心中所想和曾点一样。孔子和曾点的政治理想是：个人和社会和谐；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感觉不到政治的存在；个人和政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莫春”：和谐政治关注生命的成长。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曾点喜欢春天，说明万物生长是曾点政治理想的目的。朱熹说：“夫暮春之日，生物畅茂之时也。”在春夏之交这样生命成长的关键时期，曾点还有心去游玩，说明民众生活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国家和社会走上了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春服既成”：“人体和适之候也。”人人都有物质生活的必需品，人人都有审美意识，有求美之心，对事物有正确的审美态度。人人都讲究礼。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长少有序而和也。”曾点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孩子一起出游，这反映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这说明，曾点渴望政治能保证个人与社会相和谐。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孩子，这同时是一种代际关系。这说明，曾点渴望两代人之间能和谐相处。汉代学者王充在其《论衡·明雩》篇中解释说：“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也有人认为，这里体现了爱民的思想：“自是勤恤爱民之意。”“以讽当时之不勤民者。”
“浴乎沂”：曾点喜欢和众人到自然界中去，说明他关心人与自然的和谐。朱熹认为，这里讲的是“盥濯祓除”。沂水，源出于山东邹城市东北，西流经曲阜市和洙水汇合，入于泗水。智者乐水，说明曾点希望人人都追求智慧，希望政治能够有助于人们追求智慧；希望人们在智慧之水中畅游，在智慧之水中洗净身心的污垢。
“风乎舞雩”：沂水北对稷门，一个叫高门，一个叫雩门，向南隔水有雩坛，就是曾点所说的“雩”。“风乎舞雩”说明曾点希望雩坛不再发挥祈雨的功能，因为已经风调雨顺了。这表明，自然界自身也是和谐的。王充在《论衡·明雩》篇中认为：“善点之言，欲以雩祭调和阴阳，故与之也。”
“咏而归”：“乐而得其所也。”这说明曾点追求人之为人的快乐，他认为：政治应该让人快乐，而不是让人烦恼；政治要为民众谋幸福，而不是让民众痛苦；政治要让民众自由自在，而不是让民众如戴枷锁。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中，一个为政者的角色和作为一个人的角色有时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孔子追求个人和政治的和谐，强调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自然地成长、健康地成长。“春游”说认为这是歌咏先王之道，“祭祀”说认为这是“歌咏而祭也”。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强调“乐”的重要性：“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故孔子独与点相契。”
朱熹是从天理流行的角度来理解曾点的政治境界的，他说：“曾点见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与几个好朋友行乐。他看那几个说底功名事业，都不是了。他看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换句话说，仅仅见得天理流行尚不够，还要让天理流行才好。天理不仅仅要在个人生活中流行，而且要在公共生活中流行，才能随处皆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