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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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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 传统政治思想研究的现代陷阱

发布日期: 2024-01-23 浏览次数：172 来源：《社会科学报》作者：方朝晖

20世纪以来，在人文学科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有两种西方思潮影响国人最深：一曰文化进化论，二曰制度决定论。所谓文化进化论，也称为历史进化论，认为古往今来人类历史都是按照线性进化的规律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从贵族政治、君主政治至民主政治乃一切民族政治发展的共同模式。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未发展出民主，故属于前现代阶段。所谓制度决定论，认为一切政治的重心皆在于建立规范的制度，而不能寄希望于人。儒家重人伦、德治和任贤，将人的重要性置于制度之上，颠倒了二者关系，严重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

在上述两大观点的支配下，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常常围绕着三个论点展开，一曰有民本无民权，二曰有人治无法治，三曰有专制无民主。当然还有有等级无平等、有国家无个人、有限制无自由等若干观点。不过后三观点的提倡者除陈独秀、吴虞等较激进者之外，相对少些。而前三个观点，则为大多数学者所赞同，认为是两千多年中国政治思想最大症结，此思想之典型代表就是儒家。下面我们以梁启超、萧公权、牟宗三三人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来分析上述观点及其可能问题。

梁启超1922年以讲义为基础编成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堪称最早用现代思维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之一。其中不少观点至今未过时，比如对儒家天下主义（他称为“真正的世界主义”“超国家主义”）的分析，与近年来盛行的有关讨论若合符节。其民本主义论述，开后来无数民本研究之先河。

梁一方面反对古代中国无自由和平等之说，同时又指出，美国总统林肯将政治概括为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梁分译为“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今常译为“民有”“民治”“民享”)，其中Of, for the people,即“政为民政”“政以为民”，中国人“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惟by the people即“政由民出”，亦即“一切政治当由人民施行”，在我国“并未承认此理论”。故中国只有“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此乃“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典藏版）〈专集〉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页4）本此，梁得出结论说，“民权之说，中国古无有也。”（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页177）此说可以说开后来有民本、无民权之说先河。

然而今天看来，梁说亦有片面性。谓古代无人民参政固可，谓中国古代全没民权思想，并以民本与民权对立，未必合乎事实。《尚书·皋陶谟》有“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泰誓》逸文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引），似乎暗示人民主权；结合〈泰誓〉逸文“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三十一年引），是否提示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力？

何况，孟子论臣民杀掉桀纣，是诛“残贼”“一夫”，而非“弑君”（《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以水、舟比喻庶人与国君，称“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世一直流行（《荀子》〈王制〉〈宥坐〉）；董仲舒则称“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既然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力，恐不能说不是民权之一种。儒家固未设计出让人民直接参政的制度，但全然否定儒家有民权思想，从民本/民权对立的思维理解儒家，未必公允。

萧公权先生1945年初版、此后多次再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蜚声海内外。此书较重视“历史的分析”（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增订版弁言”[汪荣祖撰]），然背后亦预设有一种进化论历史观。如他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分为“创造时期”（孔子至秦统一）、“因袭时期”（秦汉至宋元）、“转变时期”（明初至清末）、“成熟时期”（三民主义成立之后），显示出一种思想进化阶梯，而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政治思想成熟即最高阶段，似有目的论预设。与此同时，他又以 “封建时期”“专制时期”及近代时期三者与上面几个时期对应，来总结其政治思想，似乎包含主观价值标准在内。（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页3-5）

如果说“封建时期”是事实判断，“专制时期”则变成价值判断了。因为从事实判断出发，应该说秦汉至清末为郡县时期，才与此前的封建时期相对，说明他把郡县制下的君主制视为专制政治了。然而，与君主制、封建制、郡县制均指特定制度而言，“专制”并非特指某种政体或制度，而是对一切制度可能有的价值评判。故而钱穆先生依据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宰相制度、谏议制度、科举制度、王室与外朝区分制度等史实，反对以“专制黑暗”概称中国传统政治及思想。

“近代中国学者，只知道说中国传统政治是由皇帝一人专制黑暗。试问他皇帝一人，如何来专制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钱穆，《中国传统政治》，载氏著《国史新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页107）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的专制时期只有元朝和清朝最典型，其他时期不能称为专制时期。钱说虽遭多家反对，但是否也因为“专制”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无法统一呢？或者，是否因为我们预设了非民主政治即为专制政治？

牟宗三先生在上世纪1950-1961年间以来撰成著名的“外王三书”，即《道德的理想主义》（1950年初版）、《历史哲学》（1955年初版）、《政道与治道》（1961年初版），其中亦持西周贵族政治→秦汉以后的专制政治→现代民主政治逐步发展的进化论思维。其最有名的观点之一，是提出“中国以前只有‘治权的民主’，而无‘政权的民主’。”（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增订新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序”）

所谓“治权的民主”“政权的民主”，可以说是牟宗三先生独创的词汇。“治权的民主”大意是指儒家治道思想只是一味地向内走，把政治的希望寄托于“圣君贤相”上。无“政权的民主”大意是指政权不由人民决定，而靠“打天下”得来。此说亦可商榷。按照前述《尚书》、孟子、荀子、董仲舒的观点，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力；改朝换代亦可视为人民行使其权力的结果，至少是天替人民行道，未必不内含人民主权的精神。

牟宗三的观点其实亦预设了民主/专制、民本/民权的二分思维。其实就民主指一种政体、而专制如前述并不专指某种政体而言，以民主与专制相对也是有问题的。只是国人早已习惯将民主视为一种价值标准，故凡非民主政体皆可视为专制了。由此我们理解，为何钱穆宣称“中国传统政治，既非贵族政治，又非君主专制，则必为一种民主政体矣”（钱穆，《政学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页6）。

说君主政体是一种民主政治，多数人不会接受，然而这是否也是因为我们的民主概念早已混淆了事实与价值所致呢？钱穆还指出，中国传统政治“选贤与能”，权力向全社会开放，至少理论上向所有人开放，或可视为被选出的贤能代表人民参政，也是一种代议制，与民主政治精神并不悬隔。（钱穆，《政学私言》，页6-7）

另外，梁启超、萧公权、牟宗三皆有人治/法治二分的思维，而表达方式不同。梁启超将法家归入“法治主义”，将墨家政治归入“人治主义”。（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页187以下）。萧公权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最大的缺陷之一是认识不到“尊法律、重制度，而不以偏赖人伦道德以为治”。“尊法律、重制度”似指法治，“偏赖人伦道德以为治”似指人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页11）

牟宗三中国古代“有治道、无政道”之说，近乎一种政体决定论，也可以说是制度决定论之一种；他所谓“对列格局”、“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亦基于法治/人治二分思维，故牟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不能建立真正的法治”（牟宗三，《政道与治道》，页140）。不过，正如梁启超所发现的那样，儒家几千年来倡导的礼治恐不能简单地称为人治。将“选贤与能”“以德治国”理解为人治尚可理解，将礼治理解为人治未必准确。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发达的礼制接近或类似于西方的“习惯法”。

现代西方影响甚大的制度经济学，就反对仅限于硬性的法律或书面规定理解制度，而认为礼俗甚至比硬性的制度规定作用更大，当然也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朝历代有那么多礼乐和典章制度，如果简单地从法治/人治二分出发，说中国古代只有人治、没有法治是不是有问题呢？

我们再来看看对近代中国学人影响甚深的文化进化论思想。且不说这一学说在西方的影响主要限于18-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博厄斯等人攻击下，早就日渐衰微了。但其对中国人的影响却恰恰是20世纪才开始，导致中国人简单地用进步/落后评判古人思想，而看不到与文明多样性相应的多元现代性问题。

钱穆认为西方现代政治以政府与人民敌对、政党与政党抗争为特色，而中国传统政治以“选贤与能”“设官分职”为“注重”；他将西方现代政治称为“契约型”政治，将中国传统政治称为“信托型”政治，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毛病多出在人事上”，而未必出在“制度”上。（钱穆，《中国传统政治》，载氏著《国史新论》，页91、93、103、112-113；《政学私言》，页6-9）钱穆未明显受到文化进化论及制度决定论影响，无民权/民本、人治/法治、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故其观点亦与主流意见多不合。但他在中西比较中对本土特殊性的重视，与今日多元现代性思想却有一致处。

2000年，美国人文科学院杂志《代达罗斯》冬季号第一期出版了一个“多元现代性”专号，把“多元现代性”当作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焦点话题来研究。

有关学者提出，现代性并不是什么超越具体的历史和空间的超验存在，一旦脱离具体背景就无法理解它的真实含义。比如有人发现，欧洲、北美、日本、殖民地走向现代性的路径就不相同，代表四种现代性典型。杜维明则主张只有超越传统/现代、西方/非西方、全球/地方等二分式思维方式，才能真正理解现代性。

从多元现代性的角度看，20世纪以来支配中国人的文化进化论和制度决定论，以及与之相应的民本/民权、人治/法治、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或许值得反思，至少反映了某种程度上的西方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