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年 |《论语》诠释的“本事”路径探析——以日藏孤本《三经见圣编》为中心
发布日期: 202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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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作者：曹景年
摘要：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孤本《三经见圣编》，是明末清初谭贞默耗三十余年心血所作，该书在解经路径上独树一帜，即通过考据经文“本事”，探求《论语》真义。考察该书对《论语》季康子诸章的解说可知，谭氏以“本事”解经的主要内涵是通过考证人物事迹和性格、时代背景和史事以及人物关系，对经文的主旨、要义进行建构；基本方法则是文献互证，既以其它文献与《论语》互证，也以《论语》前后章节互证，从而形成一个个“意义群”，在意义群的语境下对经文旨意进行阐释。“本事”诠释路径使《论语》的意义更加丰满，对一些章节的解释突破传统见解，提供全新的视角，也更有助于加深对孔子思想和生命的理解。
关键词：《论语》 诠释 本事 《三经见圣编》 季康子
《论语》是儒家的首要经典，千百年来诠释《论语》的著作汗牛充栋，诠释思想、诠释方法也多种多样，观黄怀信先生主撰之《论语汇校集释》及高尚榘先生之《论语歧解辑录》可见一斑。面对浩瀚的前人成果，如果不采用新思路和新方法，《论语》诠释很难再有新的进展。近年来，有些学者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杨逢彬先生在其家学渊源基础上，采用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对《论语》作了一些再诠释,提出不少新见，引起学界的关注。笔者在研究整理明代四书学著作时，在日本内阁文库公布的古籍中发现一部思路新颖、内容奇特的著作《三经见圣编》，该书提出并实践了以“本事”解《论语》的独特路径，有不少可称为“发前人所未发”的新发明，对于《论语》解读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本文即以该书对《论语》季康子诸章的诠释为例，对其“本事”诠释路径作初步探讨，或有助于推动《论语》研究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三经见圣编》的作者谭贞默(1590-1665),字梁生，别号扫庵，嘉兴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曾任职工部、大理寺，明亡后经洪承畴荐任职国子监，不久辞官归家。谭氏博学多才，著述丰富，惜多不传，《三经见圣编》是其最主要的著作，起意于明天启时，完成于清顺治初，耗费谭氏三十余年心血，故他对此书非常重视，于书成后曾誓言“书存与存，书亡与亡”。为其作传的屠存智对此书评价很高：“公生平著述最富，其大者《见圣》一编，以三十年苦心阐发圣贤微言奥义，大都引据经史注疏等书及先儒论说，断以己意。时方遵守朱紫阳，而公多与辩驳，且其卷帙浩繁，人不能尽得，得不能尽观，书又适成于沧桑之际，于是诽谤丛集，多见其不知量也。”此书因篇幅过大，流传不广，国内久无传本。1937年，谭氏后人谭新嘉从清初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中辑得70余条，编成《三经见圣编辑存》二卷，后影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66册，但体量仅约为原书的1%,完全不能反映原书的基本面貌。幸运的是，日本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藏有清顺治刊本，完整无缺，并已在其网站公布。据此本，全书包括首四卷、《孔经见圣编》一百二十卷、《孟经见圣编》六十卷，合一百八十四卷，分为72册。谭氏认为《大学》为《中庸》下篇，且都是子思所作，故把四书称为“三经”。他又认为《中庸》是子思直承《论语》而作，故可与《论语》并称“孔经”,《孟子》则称“孟经”。首四卷相当于全书概要，包括《论语考目》《中庸解目》《孟子辩旨大略》。正文《论语》《孟子》皆逐章解说，《中庸》则以13篇论文的形式综合阐述其结构、要旨等。
《三经见圣编》是一部考据性质的著作，但与一般的训诂考据不同，其最鲜明的特色是把考证“本事”作为诠释四书的基本路径，并且在《论语》部分表现得最为突出。谭氏认为《论语》大部分章节都是有“本事”的，他说：“《论语》之言，本事者什九，不本事者什一。”所谓“本事”,在现代语境下多用于文学研究，指的是文学作品所依据的事实或原委，如红学家对《红楼梦》本事的探讨。在《三经见圣编》的语境下，“本事”具有相近的意思，指经文所关涉的人和事，也就是“对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为什么这样说”这类问题。历代《论语》研究者也有不少关注《论语》“本事”的，但只有《三经见圣编》真正将其作为一种主要的解经方法来解读《论语》。这一解经方法主要目的是通过“知人论世”来探求《论语》本义，以纠正前人对《论语》的曲解和妄说。知人，即对四书所涉人物的生平事迹、性格品行作全面深入的研讨；论世，即把经文放回到当时之“世”中去理解，对经文发生的历史背景、相关事件、人物关系作准确的把握。谭氏认为，只有通过“知人论世”,才能真正理解《论语》的圣言、圣意。在解《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章时他说：“欲明夫子之言，则必于其时矣。定公之时何时也?承昭公、平子君不君臣不臣，习而安焉之时也。”认为要想准确解读本章的意义，就要将其还原到定公的时代及其当时的处境。《左传》是记载孔子时代最为详尽的典籍，谭氏在解“哀公问社”章时就说：“读《左传》不熟，而妄论哀公之问社，宰我之对社，孔子之非宰我，是郢书而燕说也。”认为只有深刻把握了《左传》所提供的时代背景，才能对《论语》相关内容有更准确的理解。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谭氏逐章探讨了《论语》经文的“本事”,建构了一个庞大的《论语》本事体系，虽然其中某些观点有穿凿武断之嫌，但让人拍案叫绝、能够启发新知的也不在少数。以下即以《论语》中与季康子有关的章节为例，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其“本事”诠释路径的特征、意义和价值。之所以选择这部分内容，一方面因为季康子是重要的历史人物，相关记载比较丰富，对“本事”的考证不至流于单纯的揣测悬想，另一方面季康子与晚年的孔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其本事的探讨有助于深入了解孔子晚年的生活和思想境况。
季康子，名肥，季桓子之子，鲁哀公三年(前492)桓子死后，继任季氏家主，执政鲁国。季氏与孔子既有合作，又有斗争，关系非常复杂。孔子一直主张尊公室，抑私家，孔子堕三都时曾获得季桓子的支持，但后来因触动季氏利益而为桓子抵制，不得已离开鲁国。康子继任执政之初，曾打算迎回孔子，但在他人的阻挠下没有实现，只把冉求召回去任家宰。哀公十一年，在冉求的运作下，季康子终于召回了孔子。孔子晚年为鲁国国老，季康子遇到大事都要咨询孔子，虽然未必都听从孔子的教诲，但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孔子的尊重。《论语》中季康子与孔子的对话共八则，其中只有四则与季康子本人关系密切。谭氏对这四则材料的解读，都以季康子的品行和行事风格作为基本依据，并以此推断其它部分经文也与季康子有关。
《论语》中第一次提到季康子是在《为政》篇：“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使民众敬、忠和劝勉，孔子告诉他要做到临之以庄、孝慈、举善而教不能三个方面。从字面意思看，这都是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谭氏出其不意，从“本事”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孔子说的这三个方面都是季康子日常行事中所缺乏的。
关于“临之以庄”,谭氏认为正是因为季康子平时待人接物不够庄重，所以孔子才这样说。他引用了一个故事：“孔子适季氏，康子昼居内寝。孔子问其所疾。康子出见之。言终，孔子退，子贡问曰：‘季孙不疾而问诸疾，礼与?’孔子曰：‘夫礼，君子不有大故，则不宿于外。非致齐也，非疾也，则不昼处于内，是故夜居外，虽吊之可也。昼居于内，虽问其疾可也。’”这个故事来自《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说的是孔子拜访季氏，季康子白天还在内寝，孔子认为按照礼法要求，如果不是在斋戒或疾病期间，白天是不能在内寝的。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季康子为人不够庄重有礼，故谭氏云“此即告以临庄之意也”。
关于孝慈，谭氏引用了季康子的另外两个故事，其一云：“季桓子丧，康子练而无衰，子游问于孔子曰：‘既服练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无衰衣者，不以见宾，何以除焉?’”这个故事亦来自《家语·曲礼子贡问》,季康子服丧期间“练而无衰”,孔子认为这不符合丧服的要求，这个故事说明季康子不够孝，故谭氏云“此即告以孝之意也”。其二来自《荀子·大略》而有节略：“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欲杀之，孔子曰：‘未可杀也。’康子曰：‘治民以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上陈之教而民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诗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导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厉而不至，刑措而不用也。’”鲁国有父子之间打官司的，季康子以不孝为借口想要把儿子杀掉，孔子认为要先对民众进行教化，教化不从才能动杀。谭氏认为这是季康子对民不慈的表现，故云“此即告之以慈之意也”。至于劝之意则全在敬、忠之内，不敬不忠则不劝。
从谭氏对这则经文的解读看，他不再把这章内容当成泛泛的教导之语，而认为都是直接针对季康子的缺点而言，并引用与季康子有关的事迹来证明，从而凸显了解季康子的性格和行为特征，这是谭氏“知人论世”诠释理路的体现。《论语》中涉及季康子的另外三则对话前后相连，均见于《颜渊篇》。第一则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告诫季康子要先正己才能正人。第二则季康子问孔子能否“杀无道以就有道”,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告诫他为政不能随便用杀，而要以德化民，自己有德则民也会有德。第三则季康子因患盗而问于孔子，孔子回答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告诫他盗贼多是因为自己多欲，减少欲望自然盗贼就会减少。这三则词义浅显明白，谭氏没有过多讨论。
通过这几章，大致可以看出季康子的性格和品行，为政严厉好杀、贪财多欲、缺乏礼的素养、不孝不慈等。以此为基础，谭氏断定孔子另外几句言说对象不明的话，也是针对季康子而言。
(一)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对于这一章，古今注解者都未明确对谁而言，谭氏则认为是针对季康子说的：“此夫子专为大夫言之也，盖在自卫反鲁之后，为季康子言之也。”并举了季康子的相关事迹为证。
关于居上不宽，谭氏云：“康子不行周公之典，而欲以一井田出法赋，是取民不宽也。”此是据哀公十二年季氏推行田赋而言，田赋加重了民众负担，所以是取民不宽。又云：“康子欲杀无道以就有道，夫子告以子为政焉用杀，子贡亦告之云：‘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是用刑不宽也。”季康子为政严苛，动辄杀人，前文已经提及，此处子贡告之云云一事见《韩诗外传》卷三，原文称“季孙氏之治鲁也，众杀人而必当其罪；多罚人而必当其过”,以严刑峻法治国，导致民众听到季氏生病就高兴，听到季氏恢复健康就害怕，故子贡称其“暴哉治乎”,告诫他为政者应该以仁爱之心待下。这些都是季康子居上不宽的证据。
关于为礼不敬，谭氏举了三个事例。一是为下之礼不敬，举假马事为例：“孔子适季孙，其宰谒曰：‘君使人假马。’康子未言，孔子曰：‘吾闻之，君取于臣谓之取，与于臣谓之赐，臣取于君谓之假，与于君谓之献。’季孙色然惧。是为下之礼不敬也。”(出自《家语·正论解》及《韩诗外传》卷五)。按照礼法，君向臣索要物品称取，臣向君要则称“假”,现在哀公向季康子要马，而其家宰称“假”,是对君上的不敬。二是居家之礼不敬，举昼居于内一事为例，详前文。三是为主之礼不敬，举孔子食于季氏为例：
孔子食于季氏，食祭，主人不辞。不食亦不饮而飡。子夏问曰：“礼也?”孔子曰：“从主人也。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食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飡，作而辞曰：‘疏食，不敢以伤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礼，客不敢尽礼；主人尽礼，则客不敢不尽礼也。”
此事见《家语·曲礼子夏问》,孔子说“主人不以礼，客不敢尽礼”,很明显是说季康子接待宾客方面不够尽礼。
关于临丧不哀，谭氏从两方面举证，一是临父丧不哀，举季桓子丧，康子练而无衰之事为证，见上文；二是临君之丧不哀，指的是昭公夫人孟子之丧：“昭公夫人孟子卒，孔子既致仕，而往吊焉，适于季氏，康子不绖，孔子投绖而不拜，是临君之丧不哀也。”(见《家语·曲礼子贡问》及《左传·哀公十二年》)。最后一句“吾何以观之哉”,谭氏云：“使之闻之也，箴之砭之也。”认为是孔子故意说这话让康子听到，从而对他起到警醒的作用。
综上可见，谭氏通过广泛征引与季康子有关的资料，确认本章的批评对象是季康子，所举例证有一定的说服力，也使本章不再是一句抽象的教条，而具有了丰富的历史情境。
(二)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关于这一章的解释古今众说纷纭，但从语法角度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把 “怀德”与“怀土”,“怀刑”与“怀惠”分别对立起来，怀德、怀刑代表君子，是正面的，怀土、怀惠代表小人，是负面的。另一种是把怀德、怀刑当成前提，怀土、怀惠是相应的后果，加上虚词就是：“若君子怀德，则小人怀土；若君子怀刑，则小人怀惠。”言外之意是君子应该怀德而不怀刑。两种解释中第一种是主流，皇侃、邢昺、朱熹、刘宝楠等都认同此说。持第二种解释的非常少，最早见于皇侃《论语义疏》,但只是作为一种异说来看待的：“一云：君若化民安德，则下民安其土，所以不迁也……人君若安于刑辟，则民下怀利惠也。”其后，宋刘敞、程颐也认同此种解释。
谭氏认为从语法和行文角度看，传统主流解释是不通的，“怀土何以分配怀德，怀惠何以分配怀刑，卒不可得。”谭氏关注到刘敞的说法，而对其大加赞赏，认为发千古之秘，是“左券之言”,并引其解曰：“君子在上位者也，君子怀于为德，导之以德，小人乃怀土重迁；如君子怀于用刑，导之以刑，则小人不复怀土，将怀惠己者而归之矣，所谓免而无耻也。此言小人之性无常，在上导之而已。信哉!此则左券之言也。”谭氏认为本章的主旨是要求在位者尚德而不尚刑，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安心于生产生活，即“怀土”,刑罚只是社会治理的有益补充，而不是主要手段，如果主要任用刑罚治国，残害人民，那人民就会逃归有恩惠的地方，即“怀惠”。他又举出了《诗》《书》中“怀”字的类似用法，如“予怀明德”“怀保万民”“德日新，万邦惟怀”等，以印证此章之义：
怀德者，所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怀土之谓也。怀刑者，所谓“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回遹其德，俾民大棘”、“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怀惠之谓也。
谭氏的这些举证很有说服力，也与《论语》的其它说法相呼应，如《为政篇》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但谭氏的解释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指出，本章并非孔子的一般教导之语，而是对鲁国从政者的刺讥：“夫子自卫反鲁，不仕而忧公，家食而谋国，有所刺讥，必中从政之病。如怀德怀刑之论，非无为而发也。”具体说来就是针对当时鲁国执政季康子说的。谭氏先是将此章与“子为政，焉用杀”章参照：“他日，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此正所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也。”又引季孙多杀人事云：“季孙子之治鲁也，多杀人而必当其罪，多罚人而必当其过，自谓无暴矣，季孙疾则国人喜，瘳则国人皆骇，以死相贺，以生相恐。子贡曰暴哉治乎，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是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之象也。故曰为鲁之从政者言之也。怀刑不怀德，无如季孙。”由季康子为政好杀，过于暴虐，推定此章是对季康子“怀刑”的批评。
谭氏对本章的诠释是其“本事者十九”解经路径的精彩展示，他对此也颇为自信：“谭子有心，刘先获之，若夫季氏本义，则千古未弋获也。”后来清俞樾以及今人黄怀信先生都从刘敞之说，而未推至季康子。
(三)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
此章在“怀德怀惠”章之下，也是孤零零的一句话，谭氏认为此章是“夫子专为季康子、冉求用田赋之事而发也”。季康子于哀公十一年就田赋之事参访孔子，孔子不同意，但季康子仍于次年强行实施。本章正针对此事而言，是在批评季康子欲望太多，必将引起众人的怨恨。谭氏将此事与子产作丘赋所引起的反响作对比。据《左传》记载，子产作丘赋引起众人的怨恨，国人谤之为“虿尾”,浑罕称“国氏其先亡乎”,晋国的叔向也致书于子产，批评他的这一举措。谭氏评论说：“季氏富于周公，冉有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正用田赋之事，所谓放利而行也。子产之作丘赋，专利社稷而犹怨之，呼为虿尾，况季孙专利私家，君怨之，大夫怨之，百姓怨之。”子产作丘赋是利于社稷的好事，尚且引起很多人怨恨，而田赋只对季氏一家有利，会招来更大的怨恨。谭氏还认为“季康子患盗”章孔子批评他多欲，也可与本章的“放于利”相呼应：“放利而致盗，一时之乱政何如哉!”在这一解释之下，本章的意义变得充实而丰满，并且与相关各章的意义融通起来。
谭氏高度重视史实对解读《论语》的作用，他非常重视《左传》,认为只有熟读《左传》对相关事件的记载，才能对《论语》有更真切的理解。以下试举两个例子，来观察谭氏以史实解经的突出特色。
“季氏旅于泰山”章，一般认为是孔子批评季氏祭祀泰山的僭越行为，而谭氏则另辟蹊径，认为旅泰山不是祭祀泰山，而只是一种祈福迷信活动。17其主要依据是对若干史实的考证。
首先，谭氏认为，祭祀泰山是事关周天子和列国诸侯的重大活动，与八佾舞庭、私庙雍彻等鲁国内部的僭越举动性质不同，季氏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康子即欲僭侈拟君，而有事泰山，事关周室列侯，非一国事也，与私庙雍彻何啻梃楹?雍佾特窥室中之藏，泰山显作国门之御。当平子民不知君之时尚不敢为此，康子何时?非有狂疾，而何以为此哉!”而且，季康子与孔子接触频繁，礼法名分思想耳熟能详，对于祭祀泰山这样僭越周王职权的严重违礼举动，应该不会轻举妄动。谭氏说：“康子之世，冉求为宰，君臣之礼，圣门习闻，且哀公虽不用孔子，而优礼崇问，正色侃言，一时三家无敢大为非礼。藉康子有迹于登封柴望之举动，群臣百姓孰能容之?”
其次，泰山不在鲁境内，鲁无权祭泰山。《鲁颂·閟宫》云：“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谭氏说：“龟蒙凫绎之四山，鲁境内山也，泰山特鲁瞻耳，非鲁境内山也。”又引《礼器》云“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而断定：“泰山者齐境非鲁境，齐之所有事而鲁之祭不越望者也。”诸侯只能祭其境内的名山大川，泰山在齐国内，应由齐国主持祭祀而非鲁国：“鲁君不应主祭，季氏安从生僭?”鲁君本来就无权祭祀泰山，故也不会有僭越鲁君之说。
既然“旅于泰山”不是祭祀泰山，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谭氏认为只是到泰山祈祷邀福，他解释“旅”字云：“旅，陈也，所云陈其祭事以祈焉，礼不如祀之备，则其事固甚小而略也。”故此章意在批评季氏到泰山“祈佑邀福，与愚众同”,他引用《风俗通》《博物志》《福地记》等资料，认为泰山不仅是王者祭祀、封禅之地，而且自古以来就是民间祈福圣地：“历代以来，泰安州之神，祷祠而求者走天下如鹜，不特自春秋时始矣。康子之旅泰山，祈佑邀福，与愚众同见，不过如是而已。”在此基础上，谭氏进一步认为，《论语》另外一章“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也是针对此事而言，前半句是批评季氏旅泰山是非鬼而祭，是一种邀福谄媚行为，后一句是批评冉有没能阻止季氏是见义不为。总体来看，谭氏立足于相关史实，从祈福这一世俗心态来解释季康子的行为，跳出了前人凡遇季氏必认为是僭越、违礼的刻板形象，其所举证据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谭氏通过“季氏将伐颛臾”章，对子路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补充考证，并确证了“公伯寮诉子路”章的发生时间。
在这一章中，冉有、季路同时见孔子，似乎此时子路也是季氏的家臣。子路在孔子为鲁司寇时曾做过季氏宰，并成为孔子堕三都行动的有力助手，但此后未再见有为季氏宰的记载。朱子曾推断说：“按《左传》《史记》,二子仕季氏不同时，此云尔者，疑子路尝从孔子自卫反鲁，再仕季氏，不久而复之卫也。”认为子路在孔子归鲁后可能再次仕于季氏，但没有提出证据。谭氏则通过考证确证了朱子的推断。他先是举《左传·哀公十四年》的一条记载为证：“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谓子路，子路辞。”由此他断定“是岁季路尚与冉有同为季氏宰也”。然而《左传》又载：“十五年春，成叛于齐，武伯伐之，弗克，秋，齐陈瓘如楚，过卫，仲由见之，曰……”,可见十五年“季路已适卫为孔悝宰矣”,十四年尚在鲁，十五年已入卫，那么从十四年到十五年之间，肯定发生了一些事，导致子路在鲁国待不下去，而只能回到他的家乡卫国。这意味着，子路晚年也曾一度为季氏宰，但因某种原因离开了鲁国而回到卫国。谭氏认为，这中间所发生的事，正是《论语》所载的公伯寮诉子路一事。
关于公伯寮诉子路的历史背景，何晏《集解》、皇侃《义疏》、邢昺《疏》、朱子《集注》都没有关注，只有清代学者戴望推断是孔子堕三都子路为季氏宰时的事，他说：“孔子为司寇，使子路帅师堕费，寮盖以子路欲弱强臣诉于季氏。”其后崔述也主此说：“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废言之，似不仅为子路发者，盖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实相表里，子路见疑即孔子不用之由，然则伯寮之诉当在孔子将去鲁之前也。”谭氏认为，这是孔子归鲁后子路再仕季氏时的事，他的理由有三点，首先，孔子为司寇时颇得季氏信任，当时并没有人诉子路，谭氏分析说：“当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使子路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遂堕费。堕费，季氏意也，所以锄公山不狃叔孙辄两强家宰也。时安有诉子路者乎?未几而夫子去鲁，与子路同适卫，主子路妻兄颜浊邹家，是子路因夫子去也，非为诉也。”子路是因孔子去鲁而同时离开，并非因为被诉。其次，子服景伯首次见于《左传·哀公三年》,其主要事迹也都是在哀公时期，“哀公时，康子执政，凡会盟聘享大事，皆子服景伯主之。子贡介之，鲜有败事。”因此，从其语气“吾力犹能肆诸市朝”看，此时他在鲁国有很高的权力和威望。而孔子为司寇时，定公在位，季桓子主政，子服景伯还没有登上鲁国的政治舞台，根本不可能说出这样有底气的话。最后，谭氏细致分析了孔子的语气，认为更符合哀公十四年迟暮之年的口气，而与堕三都时的奋发气象不同，他说：“子路自此去鲁仕卫，不一年而死卫矣，又不一年而夫子梦奠矣，公伯寮之诉，盖当夫子七十一岁西狩获麟之年也，然则将行将废之命，夫子其知天命之终乎?《公羊》解云：天生颜渊子路，为夫子辅佐，皆死者，天将亡夫子之证，盖有谓也。颜渊子路，与夫子共此天命者也。”公伯寮诉子路可能就发生在西狩获麟之后，时孔子七十一岁，已到垂暮之年，心中颇多悲感，又闻听子路被诉，于是感慨系之，认为道之行与不行，都是天命使然，岂是公伯寮能决定的?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谭氏认为公伯寮诉子路一事当发生于哀公十四年，而子路也正因其诉而不得不离开鲁国回到卫国，并最终死在卫国。而季氏将伐颛臾则发生在此事之前，当时子路尚为季氏宰。谭氏的这一考证引据详确，发前人所未发，可以补子路晚年行实之缺。
《论语》表面看是一条条孤立的语录，其实是以孔子为中心的复杂人物关系网的反映，很多语句都是基于特定的人物亲疏上下关系而发，只有在弄清楚人物关系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谭氏对经文经义的解说，往往借助于对复杂人物关系的梳理，以下仍举二例。
第一，以孔子、冉有、季氏之间的复杂关系解读“季氏将伐颛臾”章。
谭氏认为，冉有、季路向孔子报告季氏将伐颛臾一事，并非二人的私自行动，而是受季氏的委托，“使二子征访于孔子，尚怀不决之疑，来探孔子可否之意也。”因为征伐作为军国大事需要高度的机密，季康子如果真想攻打颛臾，“即同二子谋，二子不敢不奉主命，而骤闻之孔子，泄军国大计乎?”正因为孔子晚年在鲁国威望极高，哀公和季康子都对孔子极为尊敬，国有大政必向孔子咨问已成为惯例，所以孔子曾对冉有说：“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子路》)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曾就实行田赋之事派冉有咨访孔子。而孔子也往往对国政利弊直言不讳，“即有听有不听，而夫子正色侃论，靡所讳忌，弥缝匡救，不遗余力。固知非一端矣，是以伐颛臾之大举，事未发而先闻。”对于季氏将要讨伐颛臾一事，孔子分析了国家的形势，严厉地教育了冉求和子路一顿，要求他们劝止季氏的行动，充分体现了孔子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谭氏评论说：“此孔子为鲁公、为季氏忠谋远虑，谆恳痛切，连带四‘也’字，抑扬鼓荡，低回凄转，读之可歌可涕，想当时言者，呼吸耳提，不得只字间断，一往深情，直从太和元气中写出无限激烈，闻者有不心胆俱动，愧汗浃背，翻然改图者，非人也。”而最后的结果确实也符合了孔子的预期，“孔子痛言之，二子旋复之，而季氏亦旋闻之，旋已之，不复见其事于春秋经传也。”伐颛臾事未见《春秋》经传记载，可见此事并没有执行，由此可见孔子晚年在鲁国和季康子心中的威望之高。
第二，以冉求在鲁国政局中的关键地位解读“季氏富于周公”章。
前人注解多对冉求持严厉批评态度，称冉求“党恶而害民”“心术不明”,认为孔子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是要与之断绝师生关系。谭氏则本着知人论世的态度，认为孔子之语有其深意，并非简单地斥责冉求。谭氏分析了当时的鲁国局势，认为冉求在当时是奉孔子教诲，调和哀公和季康子关系、稳定鲁国的关键人物，“时哀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君臣多间，国衅几几复作矣，夫子导哀公以自律，维持康子以不贰，俾冉求宣力调护其间。”哀公和季康子没有像昭公和季平子那样兵戎相见，而始终相安无事，冉求发挥了重要的磨合作用，而季康子在哀公二十七年死后，鲁国马上就发生了动乱，“哀公不旋踵而逊邾矣”。孔子虽然对于冉求有很多批评，但冉求总体上还是能够秉承夫子教诲的，所以不可能轻易与之断绝关系：“传称冉求进则理其官职，退则受教圣师，其性多谦退，能承夫子匡救者也，旅泰山则责不能救，伐颛臾则极言而止，晏退朝则辨其政事之分，语季然则呼之具臣，而警以弑父与君亦不从。”冉求性格和顺，为弘扬孔子思想，稳定鲁国政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故此章所谓“鸣鼓攻之”,只是一种警告，是“声冉求之罪，而使康子闻也”,“声冉求之罪，而使康子闻之，犹或可以止田赋，利公室……此夫子爱冉求以爱康子也，非绝冉求也，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鸣鼓而攻，正爱吾徒以德也。”如果孔子真要与冉求断绝关系，则“夫子所藉以匡救康子，弥缝鲁事者伊何人哉!”这虽然只是一种揣测，但从当时人物关系的角度考虑，也未尝没有道理。
综合本文论述可见，谭贞默的“本事”诠释路径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即孔子言论并非空发，而必有具体场景和现实针对性，即所谓“本事者十九”,所以不能只局限于单纯的语义诠释，也要关注它的历史语境。谭氏对《论语》“本事”的考据有几个鲜明特征：第一，知人论世。通过考证人物性格、时代背景、人物关系等，对经文做出全新的解释，尤其人物性格是谭氏关注的重心，对季康子各章的解释就是紧紧抓住了季康子好杀、贪婪、无礼等性格特征。第二，文献互证。把其它文献如《左传》《孔子家语》《礼记》《韩诗外传》等的相关资料与《论语》互证，又把《论语》前后相关章节联系起来，以类相从，形成一个“意义群”,在意义群中使各章的主旨更加鲜明。第三，情境建构。本事诠释不是单纯的考证对话发生的时间、地点、所涉人物，而是将考据与经文的解释密切结合起来，在考据的基础上对经文的主旨、要义进行重新建构。如谭氏在解释“季氏富于周公”章时通过孔子、冉求与季康子关系的分析，还原了一个孔子冉求师弟匡救季氏、调和君臣关系的鲁国政治格局。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事”路径不完全是考据学，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经学诠释学。
“本事”路径对于《论语》诠释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首先，使《论语》本文的意义更加丰满。例如“季康子问敬忠以劝”章，通过征引多个故事证明孔子所说都是针对季康子的弊病而发；居上不宽章、放于利而行章，将其与季康子联系起来，使这两则经文更有现实感。除本章所举例证之外，谭氏对“夷狄之有君”章的解释也很值得关注，他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经过缜密考证认为这句话是在称赞楚昭王，因为孔子对楚昭王有很多正面评价，还差点被昭王接到楚国。谭氏这一观点远比前人单纯解释句意更为形象生动而意义丰满。其次，突破传统见解的束缚，提供全新的解释。谭氏基于本事的解释，常能突破前人定见，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对于季氏旅于泰山，传统都认为是批评季氏的僭越，而谭氏通过考据本事认为是批评季氏去泰山祈福，是“非其鬼而祭之”。第三，进一步加深对孔子本人思想、影响、社会关系的理解。如“季氏将伐颛臾”章，谭氏从字里行间读出是季氏主动派遣冉有子路向孔子征求意见，而且事后也并没有征伐颛臾，这些都体现了季氏对孔子的尊重和重视，也透露了孔子晚年在鲁国的地位。总而言之，面对古今中外浩如烟海、五花八门的《论语》注解，《三经见圣编》无疑是一部尚待充分发掘和重视的著作，其“本事”路径也是一种很有学术意义诠释路径，有助于深化对《论语》和孔子思想的理解。当然，由于资料的匮乏，探索《论语》“本事”会有很大困难，如果强探力索，还会流于穿凿附会。但就可能的范围内，参之以相关典籍，合之以前后章节，考之以历史行迹，再加以合理的推论与想象，在《论语》“本事”的探讨方面，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