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亲子关系、夫妇关系、姻亲关系是家庭伦理最重要的方面。孔璐华诗文中蕴含的儒家家庭伦理思想可分为孝悌、妇道思想两方面。

（一）孝悌：善事兄亲

《论语·学而》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告子下》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悌是从上古尧舜时期就有的思想，是儒家核心思想“仁”之本。所谓孝悌，朱子曰：“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

闺中的孔璐华与父母、胞弟感情深厚，她嫁于扬州后，距离曲阜路途遥远，但她对家人的感情并未因此消减，《归宁曲阜留别书之宜人》前后两首、《归曲阜感赋》、《展先君封公墓》等诗表明她婚后尽可能多地回乡省亲。《阙里夏日应堂上命作》说：“依依姊弟话当年，得侍椿萱心共欢。”与家人团聚时一定要亲自侍奉父母。

当两地分离时，她就以诗画传达对父母、胞弟的思念。《画牡丹寄奉严慈》说：“迎风却似莱衣舞，春满昌平诗礼堂。”《画椿萱并茂图归奉堂上》说：“遥望行云思阙里，难将寸草报深恩。”因出嫁离家无法于父母膝前尽孝，只能以写诗作画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哭父六首》作于其父孔宪增去世后，“数行血泪湿麻衣，痛失严亲去不归”。诗中回忆小时候父亲以《诗经·国风》教授自己《诗》教大义，倾诉了失去父亲之后痛彻心扉的悲痛之情。

（二）妇道：德谦礼纯

作为传统名门望族里的已婚女性，能够处理好大家庭中的各方面关系，是传统社会对她的基本要求，即孔璐华诗中所说“凡为妇道者，德谦礼义纯”。所谓“妇道”，即妇女要遵守的道德准则，是儒家家庭伦理思想对一名女子婚后角色的定义和规范。《唐宋旧经楼诗稿》中表现最丰富的就是关于“妇道”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又可从她作为妻子、儿媳、母亲的角度来分别展现。

1.作为妻子

孔璐华之夫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扬州人，清代著名官员及学者。乾隆五十八年（1793），阮元出任山东学政，并主持仲冬上丁日祭孔仪式，可知当时阮元与承担祭孔职责的衍圣公府有密切交往。一年后，阮父承信由京城回扬州，途经曲阜，经时任山东巡抚的毕沅作媒，为阮元聘孔璐华为继室夫人。

《礼记·郊特牲》曰：“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从婚礼中男前女后迈出女方母家大门那一刻开始，女子追随丈夫的脚步，以夫为纲的规范和原则就确立下来了。在此方面，孔璐华堪称做到了极致。就以诗文创作来说，孔璐华非为才名而作，《唐宋旧经楼诗稿》中说：“余因父命，闺中未多得诗稿。于归后，夫子喜言诗，始复时时为之。”孔璐华闺中时本没有写诗的习惯，但婚后为了迎合丈夫的喜好，“始复时时为之”，开启了自觉的文学创作道路。

嘉庆十一年（1806），孔璐华创作《三十初度避居雷塘墓庐自述》。是时正值她30岁寿辰，她为了避免亲友来祝寿庆贺而避居阮氏墓园，“避辞居墓庐，言祝不敢受”。孔璐华寿辰避居正是效仿阮元，嘉庆八年（1803），阮元作《癸亥正月二十日，四十生日，避客往海塘，用白香山四十岁白发诗韵》记其40岁生辰之时，为不使别人为自己庆贺生辰选择前往海塘避客。这反映出孔璐华虔诚地追随丈夫的脚步、遵从“夫为妻纲”伦理观念的意识，从生活到精神上自觉主动向丈夫靠拢。

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于广州创办学海堂书院，以经史训诂之学教授学子。孔璐华作《新建学海堂》，说：“非为闲游设此堂，聊观风景课文章。……主人素爱经与史，欲美民风莫如此。”诗篇前半详细描绘了越秀山和学海堂书院的美景，结尾说“吾家尼山虽最高，无此海天好山水”，用尼山和越秀山风景的对比，凸显了阮元创建书院的功德，更表达了孔璐华对丈夫深深的崇敬之情。

2.作为儿媳

《礼记·内则》曰：“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唐代郑氏《女孝经·事舅姑》曰：“女子之事舅姑也，敬与父同，爱与母同。守之者义也，执之者礼也。鸡初鸣，咸盥漱衣服以朝焉。冬温夏凊，昏定晨省，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礼信立而后行。”传统社会的女子出嫁后，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公婆，以礼、义之道来侍奉公婆。

[宋]马和之《女孝经》绢本（局部）

孔璐华结婚时阮母早已亡故，因而未能侍奉于堂前，她常以此为憾。《冬日墓庐有感》说：“未识我姑面，含悲惟自吞。”《题先姑林太夫人石屋藏书图》说：“未得侍慈颜，百身何所赎。”但这并未影响她对婆婆的恭敬表达，嘉庆八年（1803），孔璐华将出租的阮家扬州白瓦巷旧宅赎回，主持修缮改为海岱庵，立阮母神主，令女僧人为其供奉香火，自己亦“朔望必诣拜焉”，以全丈夫与自己的孺慕之思。

作为儿媳，孔璐华未能侍奉婆婆，因而对公公更加细心照料。《归宁曲阜留别书之宜人》说：“今同幼女渡江滨，千里关山去省亲。携手匆匆无别语，倩君勤侍北堂人。”回乡省亲之际，殷殷嘱托阮元妾室刘文如要代她侍奉好公公。可知平日里，孔璐华一定亲力亲为地侍奉阮父。孔璐华对阮父的侍奉和恭敬不仅表现在生活层面的照料，还虔敬地接受阮父的教导训诫。《冬日墓庐有感》说：“视媳如弱女，义训谆谆言。凡为妇道者，德谦礼义纯。优然而待下，仆婢亦和温。克勤亦克俭，所闻敢不尊。”阮父像教导女儿一样教导孔璐华，而她亦如尊重父亲的教诲一样尊重公公的教诲。

3.作为母亲

《女孝经·母仪》曰：“夫为人母者，明其礼也……（男子）八岁习之以小学，十岁从以师焉。”母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母亲的职责之一就是教育子女。在阮家，孔璐华亦承担了抚育子女、督促学业的责任，“况是晚来无俗事，一灯课子读诗章”。她督促儿子们要勤奋上进、勤学诗书，不仅培养其经史学业，更以儒家礼法加以教育训导，《福祜祎三子夜课诗以示之》说：“愿汝能知书味好，他年可守旧家风”“学诗学礼自修身，手足相和更侍亲”。她临终时还殷殷嘱咐子孙说：“尔等当勤读书，孝于父祖。”

《女孝经·母仪》曰：“女子七岁教之以四德，其母仪之道如此。”认为女性作为母亲，在女儿长至7岁时，就要开始对她进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教育了。在此方面，孔璐华以所受教育和自身经验为规范，教导女儿要明于“妇道”，《六女于归口谕六首》从“鸡既初鸣待晓妆，晨昏侍膳奉高堂”勤谨侍奉姑舅、“伉俪须和偕瑟琴，当从当谏自惊心”夫妻和谐相亲、“相和妯娌性温存，第一闺中要慎言”妯娌和睦相处等角度来教导将要出嫁的女儿，希望她“愿汝于归妇道明”“他时方不愧吾家”。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核心，包含了礼、忠孝、仁爱、民本等主要内容。孔璐华虽是女子，并未参与到实际政治生活中去，但因衍圣公女儿及官宦人家主妇的特殊身份，其生活与政治息息相关，其思想中必然包含有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成分。

（一）知礼：恪守礼法

《荀子·富国》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儒家特别强调礼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教化功能。

作为传承儒家思想代表的衍圣公府自然格外重视礼法。孔璐华《春日偶成兼怀阙里》中写道：“慈亲安乐久含饴，笑看兰孙习礼仪。他日成名尊祖训，莫将门第改遗规。”身为孔子后裔的孔氏家族肩负着主持孔庙祭祀的职责，以延续孔门礼仪作为自己的使命，不仅学礼、习礼，更要尊礼、遵礼。《哭伯父》诗中写衍圣公孔宪培过世时，袭封爵位的孔庆镕在葬礼上跣足三日之事：“哀哀尽礼寒双跣，阖第人怜小袭公。”自注说：“余家居丧礼法最严，子有丧者，虽严冬皆跣足三日。弟虽七岁，亦如此。故人皆怜之。”孔门礼法严格，丧礼中要求孝子不穿鞋袜光着脚，孔庆镕虽然即将继承衍圣公爵位，身份尊贵，且年纪幼小，但也必须恪守丧礼礼法。

孔璐华出嫁后以孔门礼法为傲，并在实际生活中自觉践行其所学礼法。孔璐华去世后，其子阮孔厚为其撰写的《行状》中记载她“动引阙里礼法”，如在阮父死后，孔璐华居丧中“常以衰服宿雷塘墓庐稻草土坯之中，葬后黑布服三年，不用黑帛。有言其太过者，则曰：‘吾阙里尚皆白布，不黑布。今黑犹从俗也。’”孔璐华作为贵妇，日常生活起居条件定然优渥，却可穿3年黑色布衣，时常住在墓庐简陋房舍中为公公守丧。从她对礼法的这份坚持可以看出幼时所受的礼法教导已化为她生活的内驱力，指引她做人做事。

（二）忠君：敬顺事主

《论语·八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荀子·君道》说：“其待上也，忠顺而不懈。”忠君思想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重要部分。作为深受统治者优待的孔子圣裔尤其强调忠君。

孔璐华的忠君思想首先表现在她对作为由朝廷承认、优待的“圣人家”身份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驾幸曲阜，孔璐华随衍圣公夫人程氏跪迎宫舆，皇帝赐予她一朵宫花。她作《乾隆五十五年，圣驾巡幸阙里，随祖母程太公夫人恭迎宫辇》记述此事：“箫韶风暖净尘沙，缥缈炉烟吐绛霞。凤辇曾停携半袖，玉音重问赐名花。”并发出“何幸随亲同被泽，皇恩优待圣人家”的感慨，对可以得受皇帝恩宠倍感幸运和荣耀。

其次，孔璐华认为在朝为官者要励精图治以报国恩。《唐宋旧经楼诗稿》中有多首孔璐华勉励丈夫阮元治国报恩的诗篇，如《送夫子除服陛见》说：“从此墓田休再恋，但将心力答皇恩。”勉励丈夫不必担忧家人、不必眷恋故土，只需一心为国尽忠、报答皇恩。《自杭归扬州作》说：“回望吴山欲断魂，心怀耿耿更难论。愿君身体当珍重，惜得精神报国恩。”此诗作于阮父去世后，她怜惜丈夫失去亲人的悲痛心情，同时亦勉励他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能沉溺悲伤，要振奋精神以“报国恩”。

孔璐华还特别欣赏忠君爱国之人。将领李长庚在剿灭海盗的战役中阵亡，她作《读夫子哭壮烈伯李忠毅公诗感赋》：“生前不愧勤王事，死后真传报国名。耿耿忠魂悬月魄，森森正气作星精。”赞扬李长庚以死报国的耿耿忠心。

（三）仁爱：惜民惠民

仁爱思想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爱民则是仁爱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尽心上》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百姓是统治得以维持的根本，百姓生活富足安定，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孔璐华曾作《江北不养蚕，因从越中取蚕种来，采桑饲之，得茧甚多，诗以纪事》一诗曰：“静思吴越中，民妇实可怜。每到春夏交，育蚕胜力田。采桑不辞劳，陌上破晓天。江北蚕独少，求之尚艰难。我取越蚕子，育于楼榭间。……何不教村妇，采桑满陌阡。民风既可厚，民力亦少宽。”她可怜扬州地区蚕妇的辛劳，更可怜淮南百姓连这项辛苦的工作都求不到，因而她积极地引入扬州的蚕种，并联合阮氏女眷一起试验在淮南养育蚕种的可行性，若证可行，她便想要将新蚕种在淮南推行，教导淮南百姓这条谋生之道，如此既可厚民风又可宽民力，展现了孔璐华对底层民众的关切和怜悯。孔璐华这首诗不仅反映出她观念中的儒家仁爱思想，更是让她的诗作突破传统闺秀女性文学创作多集中在风花雪月的个人生活和心绪表达上的局限，而出现了一些对现实社会主题的关注，使其思想水平达到更高的层次。

阮孔厚在《行状》中记录时人称孔璐华“闺秀能诗礼者，难得福命，若阮孔夫人本为海内第一门望，又为宰相夫人，经史满楼，子孙绕膝，闺阁中第一人矣”。孔璐华是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传统贵族女性，她出身高贵、性情温厚，她持家有道、婚姻幸福。她受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受传统礼教规范的教导，其《唐宋旧经楼诗稿》中包含着丰富的儒家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容，展示出一位圣门女性灵魂的独特之处，丰富了清代女性诗人群体的形象，对研究清代女性文学、研究儒家伦理的现实作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