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文化一直是通过基督教概念被理解的，“天”被译成“Heaven’(天堂)，“义”被译成“righteousness”(基督教义理)，“礼”被译成“ritual”(基督教礼仪)，“道”被译成“the Way”(上帝之路)，等等，结果给人一种很糟糕的理解。另外，当代中国学者把西方“现代性”词汇植入汉语当中，并用“现代性”棱镜回溯中国传统。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努力使用中国本身的语汇对传统进行表达和理解。汉语总是突出表达“人伦”意识一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与环境、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意识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人际和谐，重视人的道德行为，使人生充满意义。其实，儒家道德简单说来，即是人身份伦理的升华。

儒学“角色伦理”有四层含义:

首先，这是一种认为人是由角色伦理关系构成的思想。人是相互性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主要在于他取得社会立脚点及以其家庭角色而生活。从任何方面说，生活都是相互关联的。人呼吸是因为有空气，人看到物是因为有阳光，人行走是因为脚下是大地。从物理学与生物学看来，人在一已意义上是活不下来的，要依赖自然环境。从社会角度看，一切个人成就都是同他人相互协作的结果。没有任何事情是单独发生的，没有任何人是孑身一人做事的。过去数百年之中，我们称颂自我意志、自由、理性和个人主义，便以为单个个体行为者可压倒任何阻碍、解决任何问题。但这种信仰在当今世界不再奏效。我们当今一代面临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水与食物短缺、传染病、收入不平等、人口暴增，再也不是只凭单个个体行为者可解决的。这些问题已远非某一个人、公司甚至一个主权国家所能解决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要么大家一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而坐以待毙，要么为共同的利益而携手努力。

其次，在儒家“角色伦理”中，“礼”为儒家所提倡，是所有人获取其各自特殊身份之道。在那些家、国的“角色与伦理关系”的“礼”之中，人体现着意义（价值）。需有一种体态之式，是儒家“角色伦理”实在性的第二层含义。因为人是被反映的，所以我们将人特定的经验概念化与理论化。可是人的身体是被“活着”的，是生存身体，身体提示着人创新地、有效地对周围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反应。身体又为人去过一种审美生活提供机会：把听声音提升为听音乐，将看东西提升为观赏艺术，将吃东西提升为品尝厨艺。因为人有体态之式，我们能实现大美，可对音乐与艺术进行鉴赏。

再次，儒家“角色伦理”的第三层含义是“道德想象力”。作为道德能动力，人不仅在行为上是理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人能通过想象力，预想他人之志趣且以一种推己及人的态度对待他人。只有这样，人才可培养关系，做人成“仁”。

最后，儒家有一种意义特别的宗教感。我在北大教课时，曾问一些研究生，中国人民是否信仰宗教。他们提到19 世纪中叶中国受基督教思想影响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提到科学与迷信的区别，也讲了马克思主义如何从宗教鸦片中解放人民的思想。他们回答说，大部分中国人民是不信宗教的。但中国有春节假期，亿万中国人都赶着回家，以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都变成空城了。我认为这种满怀热望回家、探亲访友之行为，就是一种深情的宗教性活动。英语“religion”(宗教)这个词的词根来自拉丁语“religare”，它的意思就是“紧密绑结”。一种“紧密绑结”是人与上帝之间结成的“紧密纽带”。而另一种“紧密绑结”是人在家、国以“角色伦理关系”——“礼”结成“紧密纽带”，这不就是一种宗教感的形式吗？亚伯拉罕“以上帝为中心”的宗教与儒家“以人为中心”的宗教感（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宗教感）之间形成一种强烈对比。

朱熹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哲学家，他认为《大学》为“四书”之首，是儒学入门纲要，因为它确立儒家的人生观。儒家思想一贯主张，从修身开始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人必须践行于家国之中而修已成人。朱熹认为，《论语》与《孟子》为人们提供了一套践行儒家做人成仁的人生观的语汇，而儒学最高宗旨表达在《中庸》之中。《中庸》论述的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协同创造关系，特别是要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达到最佳和谐状态的理想。现代哲学家唐君毅对《中庸》第一段所做的阐释是，人不是天生就有固定、外来决定之人性，人类最为深刻之性是人具有切断习以为常、外来强加给予的习惯且开启新方向的能力。人最为重要之性是它参与、推进宇宙秩序的能力。

《易经》被尊为群经之首。它不是一本自然科学书，不是提倡对周围世界要做客观调查的书，而是寻求找到之于自然世界的人类经验所处地位，以及与自然相和，实现人类的最大发展。《易经》是一本讲“变通”的书，“变”是人类可将变化带给世界的能力，“通”是所能获得的文化认同性。在变与不变的动态活力之中，人类可通过一系列“礼”与“文化习俗”使得人类经验获得升华，使得生活之平凡呈现为不平凡。祖母关爱孙子，是最为平凡之事之一，而同时它也是最不平凡之事之一。

第一，如同达尔文主义，儒家思想倡导一种变动不居、生生不已之道，一种代代相传之道。但是也和达尔文主义不同，它是一种不属于上帝而属于人类的智能设计。我们有能力、有责任参与到永不止息的宇宙创造性过程中

第二，《易经》中鼎新不已的理念是基本宇宙论观念。宇宙是伸展不已、变化不已的，它为人类所提供的最大机会，就是生活本身及人的创造力。

第三，理解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出发点是“一多不分”观念。所有人，同时既是特殊性的也是多样性的，生存于一种关系构成的基础之上，呈现为不同的角色与身份。

第四，《易经》是一种非定命观，即人类前途取决于人类自己能动的创造力，不受任何超自然“本体存在”假设的干预。

第五，阴阳思想，以及所说“已受决定”性与“未受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协作效应，为我们提供可实行创造性干预的余地。明天与今天不一样，二者的差别为我们提供自己创造未来的能力。《易经》的另一个基本思想是“无往不复”。我们所做的事情确实将会反过来作用于已身。如果我们做不到将人的经验与周围世界相结合，我们就会自毁家园。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价值意志和行为，否则将无法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下去。今天，我们正在见证我们自己对自然所做的行为之后果。

第六，《易经》过程宇宙论的最后一点是，对人类而言，人的经验的每一因素都是一个整体性的反映，如同一曲交响乐的音符。每一音符蕴含的都是整个乐谱，每个人蕴含的都是整个宇宙。

我们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中，有一种不对称性。如果我们把“天”译为“Heaven”，“礼”译为“ritual”，“仁”译为“benevolence”，那么儒学最后就会被理解为一种二等基督教。中国文化的最好阐释者告诉我们，这个传统没有“上帝”概念及外在决定性原则。李约瑟指出，中国的美好理想，不是“上帝”也不是“天规”。西方以往的做法，把中国观念都翻译为西方概念了，用的都是西方传统文化语汇，搞出来的是西方世界阴影下的与中国根本不同的世界。

古汉语“道”字，以人“目”“足”喻意。它不是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I am the way，the truth,the life”（“吾唯一道、唯一真理、唯一生命”）中的“the way”（“唯一道”），而是一个“人的故事”。一旦结合为互不相分的“道德”二字，这一“道德”蕴意反映的是人在此世界的生存，而不是一种绝对真理训令或指万能的上帝。在这方面，儒家思想是以“人为中心”，与亚伯拉罕宗教有根本的不同。莱布尼兹比较过中国与西方，且在 17 世纪就已看到，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是相互弥补的。欧洲的杰出之处在于抽象神学与人信仰上帝，而中国的杰出之处，是在进步的社会制度与组织方面。莱布尼兹指出，此二者是非常不同的世界，彼此之间有许多东西可相互借鉴与学习。

儒家言“温故而知新”。展望未来，拥有未来，与时俱进一一在这之前我们必须懂得过去。“儒”是个代代传承、活着的文化传统。儒家思想内涵中的“孝”，是生命形态的代代反复体现和延续，是在期待中，人们完成家庭的嘱托一一将语言、礼乐以及文化传授给下一代；尊敬长辈、师长，效仿师长。“孝”不仅指年轻人须尊重长辈，而且指当看到长辈为人处世有不当之处时，年轻人也须进言，促使他们改正。

英语“culture”一词被译为“文化”，但它本来的英语含义与“文化”很不一样。“culture”原是一个园艺学和畜牧业词汇，即与作物生长、豢养牲畜等基本活动相关。而中国人用“文化”指代人高层次精神操守修养。“文”意为经过内化美感，人的经验实现升华。“文化”不仅意指“文学”，而且指与文化相联系的一切事物，因为它是对人经验最高的表述。当想到“艺术”，我们会立即将之与一件艺术品具备的原始性联系起来。比如，世界上只有一幅原始的蒙娜丽莎画像，它现被保存在卢浮宫博物馆，为无价之宝。你或许可花上一美元买到一幅复制的画，因为它不是原画。而在中国，我们可以展示两幅在构图上非常相像的真品国画，虽然它们相隔 500 年左右。但从中国文化角度看，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中国人对绘画“原始性”没有如此那般的意识；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对一以贯之精神内涵实行传承性再创作。对生生不已传统的颂扬，对它实行重塑与重现，其“通变”是中国人所最看重的。

黄公望是中国元代著名画家，“元四家”之一。他在自己的绘画中，刻意再现唐代风采。唐朝时，中国文化处于鼎盛时期，出现了大量造诣极高的艺术作品。后有董其昌继承黄公望技法，提高自己的绘画技艺。这意味着，他的绘画深受元代画风影响。这一情况也恰恰表明，艺术风格并不是“凭空而来”。再看清代“四王”之一王时敏，也借助黄公望的绘画技法和风格，源自唐代的艺术风格又被传承下来。之后又有王原祈，另一个“四王”之一，对董其昌的技法进行再创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通变”——每一代人，都在后代人身上延续着，同时也对延绵不已的文化，做出自己特殊的一份贡献。这即是儒家所言:“人能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