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管蠡集》书影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丁鼎先生新近出版的学术自选集，取名《礼学管蠡集》，收入“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付梓发行，颇受认可。“管蠡”是“管窥蠡测”的略语，“管”指竹管，“蠡”指瓠瓢。西汉时人东方朔曾言：“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通过竹管观察天当然无法看到天之宽，以瓠瓢来测量海水亦难知海之大，所以“管蠡”本有识见狭小之喻义。丁鼎教授使用该词命名自己的文集，固见其谦虚之风，亦显其考据文理、条贯融通、以小见大的治学之道。
丁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家经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在“三礼学”研究领域深耕细耘，创获颇丰。他早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经学家金景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以《仪礼·丧服》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后以《〈仪礼·丧服〉考论》为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获得学界广泛赞誉。李学勤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指出：“这部《〈仪礼·丧服〉考论》，对礼书经典意义最大、影响最广的《丧服》经传做全面而系统的剖析，许多地方能澄清前人误说，提出创新见解，确实值得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人们注意。”晁福林先生则在本书序言中称赞说：“将扎实的学术功力和敏锐的创新精神结合起来，将学术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由此可知，丁鼎教授的礼学研究显然并非“管蠡”之见。
《〈仪礼·丧服〉考论》书影
丁鼎教授的这部《礼学管蠡集》共收录44篇文章，其中39篇为学术论文，5篇是为其他礼学著作撰写的序言，全书共计50余万字。这些文章都是从他多年来研治礼学的学术论文中精选而来的，虽未以模块化标题进行分类，但若深入研读便会发现，其先后序列也是经过了相对集中的编排，主要内容包括对“礼”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对传统礼制的研究、对“三礼”学术史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儒家礼乐文化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等，可谓体量宏大，贯通古今。
丁鼎教授的研究不仅涵盖了《周礼》学、《仪礼》学、《礼记》学和“三礼通论”等礼学研究的诸多重要议题，而且文章层次清晰、论议持平、说理透彻，多有前人未发之论。比如，对于“礼”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丁鼎教授明确指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是“礼”。（《礼学管蠡集》第1页，以下引用仅标明页码）众所周知，20世纪初以来，在一波又一波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形势影响下，“礼”受到普遍性的批判，往往被认为是落后的、反动的、吃人的。这不仅是反对传统文化的学者们的共识，即使是对传统文化抱有同情的学者中也存在着这样的看法。为此，丁鼎教授从“外”和“内”两个向度来进行重新审视。“外”的向度，主要是指“礼”与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角度。在《“礼”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一文中，他借用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范式”理论，提出：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长期呈现为一种“超稳定结构系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传统文化长期处于“礼”的范式之中。（第51页）从历史上看，“礼”既是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也是历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伦理观念和政治思想。（第48页）由此而言，汉儒所总结概括的“三纲五常”、魏晋玄学所探讨的“名教”以及宋明理学中“形上化”的天理，其实都是“礼”这一范畴或“礼”范畴的主体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形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范式”。（第47页）
“内”的向度则是指丁鼎教授能够深入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内部去寻求“礼”的重要性。一方面，在《礼：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一文中，他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礼”（第7页）；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典“六经”中的思想内容，进一步申论了“六经皆礼”说。他在《“六经皆礼”说申论》一文中直言，六经皆源于礼，“礼”贯通于六经之中，为六经之重要内容，六经皆以“礼”为旨归，六经之教本质上即为礼教。“礼”在六经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应该得到承认和重视。（第36页）
再如，《仪礼》的作者与撰作时代问题也是丁鼎教授研究的重点。由于唐宋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某种“疑古”的风气，到清代时疑古辨伪之风愈发强劲，至近代则发展为疑古思潮，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杀伤力”极大，同时也给古代典籍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丁鼎教授对于“疑古”所起的进步的、正面的作用给予积极评价，同时对于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也有着清醒认识。在《试论〈仪礼〉的作者与撰作时代》一文中，他指出疑古派否定周公、孔子与《仪礼》的关系并将《仪礼》的撰作时代定为晚周荀子之后的观点难以成立。经过缜密分析，他提出：“《仪礼》十七篇的编纂权主要应归属孔子。”之所以用“编纂权”，丁鼎教授解释道：它可能是孔子依据前世流传下来的古礼选编整理而成的、用以教授弟子的教本，而前世所流传下来的古礼中自当包括周公制礼作乐的部分内容。其后，“七十子”后学也有可能续加整理与增益，以致最后形成今本十七篇的样子。（第147页）这无疑是符合学术史发展规律的持平之论。
“礼”的内涵是复杂而多层次的，钱玄先生就认为其范围之广与“文化”概念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提出了“三礼之学实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学”的论断（钱玄：《三礼辞典》自序）。从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角度看，礼学研究的内容应分属于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甚至天文学等多个学科，因而杨华等不少学者都指出，应当进行跨学科的礼学研究。面对浩瀚如烟的典籍和众多的研究方向，如何在当代更好地开展礼学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依笔者浅见，丁鼎教授多年以来的丰硕研究成果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关键之处就是要在“小切口”上作“大文章”。
《三礼辞典》书影
所谓“小切口”是指那些微观性的、局部性的、基础性的研究。就丁鼎教授的治学之道而言，具体表现为：在深刻把握礼学文献的经学注疏、训诂释义、文本流传、图像解析等基础上，对以丧服制度为代表的古代礼制的深入探索。一般说来，礼学研究的基础就是读懂礼学文献，故有学者将礼学概括为“三礼”文献之学。在这方面，丁鼎教授展现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他通过对礼经及相关注疏之作的细致爬梳，纠正了“丧无二斩”“冕无后旒”“衡轭同义”等成说之谬误即为明证。
传统礼学研究既讲求“陈其数”，又重视“知其义”。“数”是指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义”则是指各种礼制背后所体现的内在思想。也就是说，礼学研究既要重视礼之仪节，但又不能局限于此，更要着重探求礼之深义。基于坚实的“小切口”研究，丁鼎教授的礼学研究亦呈现出义理阐释的宏阔性和深刻性，这正是其“文章”之“大”的一种体现。比如，基于对中国古代丧服制度中的五等服制、六种丧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六种制服原则、八种降服义例的文献学梳理，对于丧服制度之“义”，丁鼎教授指出，它是周代宗法制度在丧礼服饰上的体现，这套仪制的精神在于强调宗法制度所蕴含的“尊尊”“亲亲”的伦理秩序和道德架构，体现宗族亲属的层级亲疏关系和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第224页）对于《仪礼·丧服》中“姨服”重于“舅服”这一规定的文化意蕴，他认为这实际上保存了中国古代普那路亚家庭与对偶家庭时代婚姻制度的遗迹，反映了历史上“从母”（即“姨”，母之姊妹）曾经有过比“舅”（母之兄弟）更亲密的关系。（第272页）
《礼记》有言：“礼，时为大。”这意味着“礼”的制作、践行与传承必须讲求时变，体现时代性，因而“礼”的研究也应该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从根本上讲，礼学“文章”之“大”，正体现在对时代性的“回应”中。丁鼎教授的研究既体现了追本溯源的求真精神，又体现了对“礼”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努力。在丁鼎教授看来，“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高度概括了儒家礼乐文化的根本精神（第53页）；在《周礼》的制度设计中，则体现着“礼主法辅”“礼法相济”的治国理政思想（第96页）。这种传统礼制所蕴含的“贵和”“礼法合治”等价值取向，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涵养民族精神、探索当代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疑惑和困境。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出现的情况下，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更尖锐、更棘手的人文、社会难题。坚守礼乐传统，助推国人身心生活的优化，让整个社会更和谐有序，人民生活更富有尊严，直面并破解“时代难题”，应成为所有礼学研究者共同承担起的责任。只有主动回应“时代之问”，并给出合理、合情、合时的新解答，礼乐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