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山东省纪委监委主办的践行“两创”方针、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研讨会在济宁市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探索开辟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路径进行交流研讨。记者采访了孔子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杨朝明，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乡村儒学研究院院长颜炳罡，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孔新峰，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和时代价值进行解读。
记者：君子人格既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儒家君子之道对今天党员干部正心明德有怎样的启示？
杨朝明：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圣哲继往开来，阐发并确立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铺染了中国人的生命底色。
中华文化最讲名分大义，讲荣誉与责任，讲道德与义务。儒学被视为君子之道，也被称为大人之学，就是培养知是非、明荣辱、能担当、敢引领的“君子”，培养有格局、有气象的“大人”。儒学主张人人平等，但这是人格意义上的平等，而责任和担当却不一样。所谓“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最早的儒家是濡，是沐浴濡身。孔子创立的儒家，不仅要洗净身体，更要洗净心灵，要克己修身，明心见性，要引领社会，改良世道人心，使社会走向至善。
儒学以“人”为研究对象。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就是除了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性。人的素养，人的格局，就体现在对社会性的理解和遵循上。人必须成人，才能成大人、成君子，进而成圣成贤。因此，儒家思考人的价值，坚信人应该高贵，这就是孟子所讲的人性善。尽管他努力证明这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更是一个“好与坏”的问题，因为社会的良性运行离不开善，性善才是一个社会的人。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当我们每个人都不仅是自然的人而且是社会的人时，才能够克服私欲，在人心与道心之间执中而行，以仁义克制人欲。
《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了107次。孔子的全部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个词——君子之道。孔子说：“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以廉耻之节也。”君子的本义是指地位高的人，后来引申指人格高尚的人。君子这一概念其本义与引申义的联系，对理解孔子思想很有价值。为什么“地位高的人”就应是“道德高尚的人”？道理很简单，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应是“高尚的人”。为什么儒家要培养君子？一个社会的好和坏，很大程度上就是有一批人才在引领，这批人就是君子。无论是古时的为政者或是今天的领导干部，都必须要有担当，要努力成为君子、大人，才能引领百姓、引领整个社会走正道。
《论语》最后一章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句话：“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是《论语》的要义所在。每个人都要知天命：教师的天命是立德树人，医生的天命是治病救人，作为领导干部，天命就是“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天命，包含天道运行规律；知天命，意味着了解社会与人生的规则。只有知天命，才会畏天命，才能生发使命。
什么是廉？我认为就是清清晰晰的边界，不该做的一定不做，该做的一定要做好。儒家强调“正名”，人一定要使自己“名正言顺”，即要了解自己是谁，了解自己身上承担的使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肩负使命。为政者要有责任意识，要无怨无悔，主动担当。无论人生显达，还是身处困厄，都不要改变自己的节操。自己虽无法完全决定个人穷达，而德行的选择却只能取决于自己。既然为政，就要主动作为，积极用世，懂得礼义廉耻，做到勤政廉政，坚定信念，完善自我，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记者：家训是古人齐家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齐家活动的指导原则。中华文明有着非常丰富的家训文化，对今天的党员干部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有怎样的启示？
颜炳罡：中国传统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齐家是走出家门、跨向社会之前的实践课。
齐家之道的集中体现就是家训，它是各种诫子书、训子书、家规、遗训、家诫、庭诰、族规、家礼等的总称。家训既有口头的告诫，也有书面的表达。口头表达既有随机性点醒，也有语重心长的叮咛告诫；书面表达既包括作者对子女或晚辈某一事、某一行为有针对性的教诲、告诫，如马援《诫侄书》、诸葛亮《诫外甥书》等，也有系统的阐述，如《颜氏家训》《温公家范》《袁氏世范》等。表面上看，家训是祖辈、父辈对子孙后辈口头或书面的劝勉、训诫、叮咛、嘱托；实质上讲，家训是祖辈、父辈将人生经验、生活智慧、生存法则向后世子孙的传授，是家庭的精神文化血脉传承。
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总结与观察中，古人认为一个家族的兴衰，背后有其规律：“何以知之将昌？曰家有严父；何以知家之将亡？曰庭有骄子。”家中出了骄横、蛮不讲理、没有规矩、没有修养的子女，那这个家族就没有未来。而子女之所以没规矩、不成才，在于父母，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在传统文化中，家庭是人格形成的第一课堂。人，一出生就被投入到父母经营的文化氛围中，进入了家这所特殊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父母是子女的老师，乃至是永远的老师。
古人云：“爱子，教之以义方。”何为义方？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方方正正的人。南朝人徐勉身居吏部尚书、中书令等要职，不营产业，家无蓄积，还常将自己的俸禄分给穷乏者。门人故旧劝他为自己、为儿孙留点财富，他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在他看来，如果子孙有才能，自己便可获取财富，足以自养，如果无才能，所有财富积累终为他人所有。“遗清白于子孙”也成为历代清官廉吏恪守的千古明训。
家是涵养廉洁的重要场所，也是防止腐败的重要屏障。在官宦之家中，为官清廉往往是家诫、家训、家规的重要信条。包拯晚年为子孙后代制定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要求后代子孙，如果做官者胆敢贪赃枉法，活着不准迈进老家的门槛，死后也不准归葬于祖坟。据史料记载，包公的儿子包绶“清苦守节，廉白是务”，孙子包永年“莅官临事，廉清不扰，而孝肃公之遗风余烈在也”。这些都说明，中国的祖训家规绝不是空洞无力的道德说教，而是对为政者居官正直、廉洁自律有重要意义。
记者：我国古代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这对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有怎样的启示？
孔新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我们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就深刻体现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智慧。
礼的核心精神，就是敬：“礼者，敬而已矣。”“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的价值不仅体现于个体的庄静自持与文雅的社会交往，更体现在治国理政之中，被称为“国之干”“政之舆”，用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更重要的是，“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遵守礼就是遵守道德理性。
但是治国仅仅依靠礼是不够的，还需辅以刑的手段。“礼乐刑政”实际上均属儒家的“治具”，一个都不能少。《礼记·乐记》指出：“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节民心，乐和民生，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大戴礼记·礼察》则中肯阐发：“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礼的作用是教育和扬善，法的作用是防范和惩恶；礼是提振社会向上的引绳，法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底线。但是，绝不能用底线来替代人格标准。所以孔子才会作出睿智执中的论断：“其为教，古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刑是以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此而言，我们的民族要努力成为“富而好礼”的民族，我们的干部要努力成为“有耻且格”的干部。
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曾转引明代理学家薛瑄《从政录》所言的清廉自守的三种境界：“见理明而不妄取者，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者，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为下也。”通过推进“不敢腐”与“不能腐”，可以实现“不敢取”的效果，但“不苟取”尤其是“不妄取”才是真正的“有耻且格”，才是真正的“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孟子曾言：“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实现领导干部“不想腐”，既要基于自身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也要基于“位”即事业、岗位本身带来的自我尊严感与社会认同感。这需要用心培育我们的干部对于自身道德人格与所从事事业的“敬”，从而不断赓续人民群众和全社会对于干部的“信”。
传统文化中的“三不朽”意识对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有积极启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德、功、言分别作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创制垂法，博施济众”正是我们的干部理应念兹在兹的“讲政德”。唯有让千千万万的干部正心明道、怀德自重、以德配位，确保有德者居其位，才能让“位”复归其尊严，才能让“不想腐”行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