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人道修养论主要由道德、认知、文学三个方面构成。道德修养论主要讲孟子遵循由内而外、各安其位、忧乐圆融的理路，通过弘仁（居仁、存仁、仁民、仁义）、养性（养心、养体、养气、养勇），从士人升为贤圣。认知修养论主要指孟子所论存在事实、理想与偏执三种成分，反映了上古三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信息，体现了早期儒家对当时社会和历史现象的独特认知；文学修养论主要讲孟子在论证某些观点时，以善于喻例、道德明志、辩证而论见长，显示了论者高超的文学修养水平和文字驾驭能力。孟子人道修养论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儒家主张道德优先、兼顾其他的学术宗旨，为后人在道德、认知与文学方面的人文修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和思想启迪，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熊十力先生曾言：“中学虽不遗理智，而主要功夫实在修养。”这一点在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亚圣孟子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孟子大力提倡修养，认为万物“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人亦如此。围绕如何成就君子、圣贤之人，孟子提出诸多修养主张，如修其“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之天爵，“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其心，养其性”，“寡欲”以养心，“养其大者为大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养至大至刚、集义而生的“浩然之气”，“居仁由义”等，蔚然大观。这些修养论主要讲士大夫的修养内容、方法、目标和境界等，实则讲的是人之为人，如何成为大人、君子、贤圣的道理，即人文化成、修齐治平之道，简称人道修养。人道作为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之一，由孔子始创，经孟子弘仁、荀子隆礼而得到发展并基本定型。孟子弘仁，拓展出仁义、仁政、仁心、仁道等更多的仁论，其所论人道的核心是仁道，所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修养主要指修身立命、养心事天之道，所谓“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修其身而天下平”“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以往学界对孟子的道德修养方法、人格修养方面多有关注和研究，但对之外的内容鲜有论及。在《孟子》中，既有孟子道德修养的长篇大论，同时也有孟子对历史、现实的独特认知，对人情事理的高明见解，对语言文字的高超驾驭，从中可见孟子在道德、认知、文学等不同层面的修养，这些对于人文修养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引导与启示作用。缺乏任何一方面的研究，对于全面探讨和发扬孟子修养思想的价值都是莫大的缺憾。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道德、认知、文学三方面试论孟子人道修养论及其价值。论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部《孟子》书，七篇二百六十余章，三万四千多言，大半讲的是道德修养、人文教化，即《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孔子所讲修己安人、立己达己与立人达人之道一脉相承。首先，这种修养论基于孟子对人的根本依据和人性本善的认识而论。孟子认为人与禽兽之别微乎其微，只有圣贤君子秉承、弘扬仁义之道，才可保持住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在孟子看来，人伦道德修养是人与禽兽的根本之别，所谓“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次，这种道德修养的主体核心是弘仁，如由仁义行、居仁由义、仁义忠信、以仁存心、仁民等。再次，基本方法是养性，包括养气、养心、养性、养体、养勇、养善等，所谓“养浩然之气”“养勇”“以善养人”“存其心，养其性”“养移体”“养其大者”“寡欲”养心等，实质是以仁道为主、诸德（仁义礼知、孝悌忠信等）相辅之道。从基本理路而言，又可从以下几方面分而论之。
《庄子·天下篇》讲“内圣外王之道”，后人常借之定位儒学主旨，大致不错。孟子的道德修养思想基本遵循由内而外的理路，如居仁由义而以礼为门，独善其身而兼善天下，就是如此。孟子主张以性善为根、仁义为本、礼智相持，来提高道德修养，居仁由义门礼，是其修养理论的根本途径。所谓“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人之为人，是因为仁义礼知之心，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所以要以仁义礼智之心与人交往，即“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修养的最终境界，就是仁义礼智之善心仁端由内生而外发，成就一派圣贤气象，“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宋儒所谓“学至气质变化方是有功”，或即指此而言。这种气象和修养境界如孟子所言“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此浩然之气自内而外、自本及末，而非徒具其表或本末倒置，所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究其实质，不外乎《大学》所言“止于至善”，即如王国维先生所言：“所谓‘浩然之气’，善化之意志。能陶冶意志而与性之善融合，则谓之曰‘浩然之气’。”
儒家有志于在伦理道德基础上建立一种井然有序的理想社会，其道德修养主要针对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人伦关系、治国之道而言。在《孟子》中，孟子勾勒出人伦道德修养的标准（同样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与《礼记·礼运》所言“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如出一辙。在人际关系处理中，这种道德修养又可概括为一个字——“道”，实际上就是人道，讲人之为人的道德标准，所谓“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而这种人道的核心就是仁德，所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既重视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如君臣、贤者），也重视家庭成员（父子、夫妇、兄弟）及社会群体（如师生、朋友、长幼）的人道修养，所谓“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提倡修身、齐家、治国三大层面的道德修养，涉及各种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处理，于是有了上述各种相应的标准，提出诸如“责善，朋友之道也”“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事亲为大”“守身为大”“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之类的行为准则。
早期儒家对于忧乐的态度一向从容达观，圆融以待。庞朴先生曾将忧分为外感的物质之忧、内发的精神之忧，将乐分为感性之乐与理性之乐，并认为儒家注重精神之忧，推崇理性之乐，洵为确论。儒家面对忧乐参半的人生，主张有所忧，有所乐，忧其所忧，乐其所乐，乐以待忧，乐观人生。如孔子和弟子们讲其忧，忧德学不进，义善不达（“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君子忧道不忧贫，更多的是主张“仁者不忧”，并探讨如何达到乐而不忧。如通过学友切磋中的乐悦消融人不知的困境而达到不愠不患的境界（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通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发愤忘食”而“乐以忘忧”，通过内省不疚而达到“君子不忧不惧”，通过道义之乐的追求而安贫乐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等等。
私淑孔子的孟子秉承孔学儒道，对于忧乐也有一种通达深刻的洞见。如他对忧患的认识，认为人的生存和修养都要经历各种苦难磨练，只有不避艰难，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能在苦难忧患中发展，蚌病成珠。孟子指出：“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对这种思想的扩展性论述就是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二者一简一繁，相映成趣：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对于乐道、乐知，孟子也有独特的看法。在孟子看来，乐知天命，从善而行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和根本路径。所谓“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孟子在阐发心、性、天、命中将知天命、行善道的修养追求之义阐发殆尽，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孔子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天命”“畏天命”，孟子则更进一步讲如何知之、立之，只有如此，方可达到道命两谐，从容中道，弘仁明义，乐观人生，做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享受“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之乐，“乐而忘天下”“与人乐乐”“乐天者保天下”“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这种乐观精神在孟子认知客观世界上也有充分的体现，如“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另外，孟子对于多谈乐道，鲜论忧道，与孔子时时忧道之不行、吾道不行的深切悲悯之心略有差异。当然，在孔子的忧乐论中，表面上多谈忧道，其内里处则仍是弘扬道义之乐，以此乐消弭世俗之忧。只是孔子含蓄而论，孟子则更显豁，并有所侧重。
宋儒程颐曾言“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指出孟子思想的特点。事实上，孟子所言既有事实部分，也有理想成分以及偏执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孟子认知修养的多种面向。这既为后人认识上古三代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又为认知、理解各种事物和社会现象提供了很多合理的方法和启示，令人受益。对其偏执之论应有清醒认识，不为所惑。
在《孟子》中，孟子基于对政治、社会、家庭等现实的深刻理解，提出全面客观的见解，使之理论观点具有务实的品格。如孟子对物质基础（生活必需）与上层建筑（仁义王道）的基础性作用具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民非水火不生活……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同时他又指出仁义道德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一再呼吁“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强调在物质基础有所保证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最终有益于国家政治，所谓“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又如他对于家庭中贤与不肖者的关系、父子相责的忌讳作了切实的分析，“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再如他对于善在人际关系中的不同作用说，“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
孟子在认识现实、知人论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能全面认清客观事实，同时又将道德修养的作用与方法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厌其烦地论证和强调以德行善的重要性。如《孟子》中对人性本能需求和孝德追求的客观描述，既讲“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又讲舜能以孝德守身，做到“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大孝终身慕父母”。又如他分析众生碌碌现象背后的根本诉求，归为“利”“善”二字，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而在《孟子》中竭力提倡以仁义礼智修身治世，提倡“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乐善不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等等。孟子的这些看法与论证全面、中肯，当然在展现其认知修养时，其思想中道德修养的主题和目的也非常鲜明。
《孟子》中对理想社会有一个详细的描述，在那里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有恩有情、有义有别、有序有为，养生送死无憾，最典型的莫过于下面这段出自《孟子·梁惠王上》的论述：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对于这种理想社会的来源，孟子将之归诸上古三代文王施行德教的黄金时代：
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其他地方亦见孟子对理想社会（如田赋制）的勾勒和规划：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不过，在作者描述这些理想社会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的是当时战国纷扰、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可以想见当时乱世无道、君民争利、侵夺经界，而民不得安、生无所养、死有所憾、仓皇无依，是了解和认知当时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
初读或深读《孟子》，既为其豪情壮志所感动，又被其义理雄辩所折服，但又不时发现有的语句中不乏偏执的成分，这也是在利用《孟子》来提升我们的认知修养时需要格外注意的。孟子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之书中所言，亦可作如是观。对于其中的偏执部分，从以下所选的论点和陈述中即可窥知一二。
孟子强调君王仁义道德在王朝兴衰中的重要性无可非议，但过于拔高其在政权易代中发挥的作用，有失全面。如对上古三代战争、天下易主的分析就是如此。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因为时代、文化理念的缘故，《孟子》中的某些观点和思想也需要重新审视，如对亲疏关系不同、性质后果相同的打架斗殴处理方式，不可盲目传承与发扬。
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再如对父母触犯法律，如《孟子》所言，要选择包庇或潜逃的方式来应对，显然于法理、公义不容，同样可见孟子思想主张中的偏执性，不值得提倡。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此外，孟子对于人性、人知先天与后天的复杂性没有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如良能、良知的提法有拔高人的先天禀赋作用，而忽略了后天作用和人性、人知的差异性，从而可能陷入唯心论的泥淖。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辩才无碍，引人注目，史载“外人皆称夫子好辩”，郭沫若先生曾将《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并举为先秦散文“四大台柱”，称“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从《孟子》中可见，孟子善用比喻，力陈道德，语含哲理，精辟有力，“犀利”之言比比皆是，显示了其高超的文字修养水平与语言驾驭能力。今人仔细品读，对于提升文学素养或辩论水平当有很大的启示。
汉代赵岐曾言“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翻阅《孟子》，其“长于譬喻”之处比比皆是，为论证自己观点的有力武器。比较简单者如“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没有明显的“如”“似”“犹”之类的提示字，但也运用了比喻修辞的句子，如“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夫义，路也；礼，门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规矩，方员（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再者，有些比喻的句子篇幅较长，稍显复杂，且掺杂举例成分在内，如：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亦擅长通过举例子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又如：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又如：
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再如：
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在论证道德修养时，陈辞激昂，沛然难御，启迪心智，显示出其强大的文字表现力和凛然正气，如对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的描述与追求：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又如对大丈夫品格、大勇之德、大道之行、大事的描述与追慕：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
孟子曾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准此以观，上列孟子之言确乎有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敦，鄙夫宽”的教化作用，形成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影响后世，流风所至，惠及今人。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不知激励了古今多少凡夫俗子，努力奔竞，保持独立之人格，向往自由之精神。后世宋儒陈亮豪言“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又甲辰秋书》），亦多少有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影子；国内有大学化用孟子之言，以“气有浩然”作为校训，激励后学后进；中学时代,笔者在校园墙报上，第一次见到“虽千万人，吾往矣”，心有戚戚，不无振奋，古往今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会理处皆有感动，欣然往慕，自然之至。此等皆与孟子的思想深邃、语意深刻、文字灵动密切相关。
孟子有很多论述富含哲理意味，全面客观，不失中正，充满辩证色彩，亦启人心智，锻炼修辞，品读之后，令人受益。
1. 全面客观而论
早期儒家对人情事理有深刻洞见，事从中庸，求其中和、务其中正，情理兼济，不乏中正之论，如孔子言“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小不忍乱大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言之不怍，则其为之难也”，主张待人接事、观察世界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讲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乐哀允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孟子深谙孔子之学和世事之理，同样务求知人论世要全面、客观、中正，故以精辟之语畅揭孔子的修养理论要义，显示出高超的文学素养和文字驾驭能力。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饥者甘食，渴者甘饮”，“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2. 充满辩证色彩
关于儒家和孟子的辩证法思想，庞朴、萧萐父、方克等学者的论著中多少都有涉及，不乏精当之论。此处所言孟子文学修养论中的辩证思想，主要就其关于两相矛盾的范畴（如远近、易难、有无、上下、高低等）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地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现象世界而论。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属于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如对远近、难易的辩证而论，“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对有无、誉毁的辩证而论，“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对不为、有为的辩证而论，“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对昏、昭的辩证而论，“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对御暴、为暴的辩证而论，“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对高、下的辩证而论，“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对枉、直的辩证而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对一般、特殊的辩证而论，“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孟子所言体现辩证而论的语言风格和修辞之法，在其他儒家和诸子中亦不鲜见，均为人们观察、理解现象背后的内因与实质提供了某种方法和启示，弥足珍贵。
儒家主张修养以人伦道德优先，但亦兼顾其他。综上所见，孟子人道修养论包含道德修养论、认知修养论、文学修养论三方面内容，丰富充沛，不乏启人心智德慧者。孟子所论以道德修养为主，贯穿在各个层面的修养理论中，体现了儒学道德优先的理论主旨。同时孟子人道修养论的内容也多反映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信息，体现了早期儒家高超的文学艺术修辞，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道德、知识与文学方面的思想养分，弥足珍贵。孟子曾言“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通过梳理孟子的人道修养理论，仔细体味这些充满哲理的言语，涵泳沉潜，自有意味深长之处沁人心脾，甘之如饴，“理义之悦我心”之感或许油然生胸，古今相通，此亦为修养之一大境界。恒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信念，亲近亲证经典话语，体味其意，声之所向，素履以往，最终“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这或许是发现、发明和发扬孟子人道修养思想在德性、知识和文学方面的启迪与价值，最终达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