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在过去就被叫作君子，是社会的精英人才。要做一个君子，应当有什么样的道德，我想根据我个人的感受和学习，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从对比的角度讲，第二个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讲。

第一个方面，从对比的角度讲，就是世界三大道德体系。我喜欢看一看中国文化以外其他的文化体系，看看他们的文化状况是什么样的。地球上的人类是怎么产生的，至今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一致的结论。但是初步形成的一个结论，到现在为止，是认为人类大约生成于440万年以前。而第一具人类的遗骨，是在今天的非洲大陆埃塞俄比亚发现的。所以考古学家和科学界断定这是人类最早的遗骨。那么440万年以前产生了人类，78万年以前，也就是说过了三百多万年以后，人类开始从埃塞俄比亚走出去，走的方向大约是沿着尼罗河往北去。所以人类最先走出埃塞俄比亚去的地方，应当就是今天的埃及。所以古埃及文化号称六千年、七千年，而我们中华文明是五千年或者说六千年，说五千年的多一些。古埃及文明要比我们早而且早很多。从人类学角度应该说是值得相信的。因为人最早从埃塞俄比亚走出来，在埃及有了最成熟的早期文化。金字塔可以雄辩地证明古埃及文明的发达程度，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驳倒这一观点：古埃及文明是世界上最早成熟的文明。因为他们面对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所以在古埃及文明里边，就形成了人类最早的宗教和各种各样的自然崇拜，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灵。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古埃及的各个部落需要统一。各个部落的神灵互相交锋，交锋的结果就是上、下埃及出现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统一的神灵，就是太阳神。太阳神在古代埃及的崇拜里面脱颖而出，成为最高神，他的象征物就是一只老鹰。大家现在看到埃及的国旗上有一只老鹰，那就是古埃及太阳神崇拜的结果。从各种自然神灵里面产生出了一个太阳神，虽然他也是一个具体的物，但是已经有居高临下超越其他神灵的功能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文化体系，我把它叫作以宗教精神为主的文化体系。从饮食结构上讲，这个文化体系的民族吃饭时都是用手指抓饭吃，或者叫“手抓文化”或“手指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人类再往东走，走到今天的印度和印度次大陆，这个地方的人同样面对着一种险恶的自然形势。所以这个地方的人类，很自然的也要在人和自然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这种平衡的结果是，在印度和印度次大陆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教。

印度这样一个国家，自古及今，有人把它评价为宗教博物馆。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在印度找到，不一样的文化凝为一体，宗教精神非常发达。这些宗教经典从开始颁布的那一天起，就规定了人生在世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哪些事情。信仰这些宗教的民族，从小就要受熏陶，甚至要背诵经典。这对于不相信他们这种宗教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第二个文化体系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体系，我把它叫作“筷子文化”。我们吃饭都是用筷子。这个文化体系或者叫儒家文化圈，一直辐射到我们周边的几个国家，例如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在这些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或部分非华人，都是用筷子吃饭。

筷子这种小小的物件非常不起眼，但是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用李政道的话来说代表了一种综合思维。据最可靠的历史考证，纣王时期已经有了象牙筷子和金银筷子，至少在纣王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普遍地用筷子了。由于长期使用筷子，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综合思维方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因为筷子文化属于农耕文化，宗教精神所产生的文化是牧业文化、牧业文明。所以文明的起源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没有塑立起自己的神灵。据历史学者的考察，在“筷子文明”发展到孔子或比孔子早一点的老子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文化，就是综合思维方式为主的“天人合一”文化，把天和人打通了。把天人打通了，天就不能成为最高的神灵，所以神在中国人头脑里面的位置和它所起的作用和其他民族都不一样。我们把天和人、人和神贯通了，这样一种“筷子文化”就和“手抓文化”不一样了，有了一些根本的区别。

到目前为止，第三种文化就是“刀叉文化”。“刀叉文化”应当起源于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以分析思维见长。从古希腊到后来罗马的很多哲学家都是在分析思维方面特别发达，真正的逻辑学的起源地就是希腊。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方面，对世界人类所做出的贡献，就是希腊文明熏陶的结果。分析思维要求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这种分析思维的文化，要考虑每一件事物的原理。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往下落，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瓦特看到一个水壶烧开了，水顶着壶盖咕嘟咕嘟地冒，他就发明了蒸汽机。没有这种分析思维就不可能有西方的科技。后来，在这种分析思维的指导下，西方人到十六世纪就用了刀叉做饮食工具。至于十六世纪之前用什么，现在科学界、历史学界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有人估计他们也是用手抓，因为没有发现筷子在西方使用的痕迹。刀叉的使用进一步促进了西方人的分析思维，结果就越来越精确地推算出了很多科学原理。所以西方人就相信了科学，以科学精神为基准发展和完善出了一套知识体系。这样，知识的体系和宗教的体系就有了区别，所以美国人一般在评判道德的时候，经常是以科学或科学分析来做参照系。科学分析最后形成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宪法》。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宪法基本上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但是碰到科学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时，美国人怎么办？借助于宗教。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都要把手放在《圣经》上。

这三种文化各有不同的文化体系，也有各自的道德标准和评判标准。“手抓文化”用宗教做标准，“刀叉文化”用知识体系、科学精神做标准，而我们的“筷子文化”以修身养性。我们的“筷子文化”是一种“立”的文化。“三十而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强调的。这个“立”本身就是要人修身养性，通过修身养性来完善我们的道德。通过比较，这三种文化各有侧重。但是从现实来看，我们现在国内的道德水平、道德状况如何？我们的这种“立”的文化“立”起来了吗？ 

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解决道德问题？我觉得主要是解决三大关系。第一大关系，是解决“天人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最根本的关系。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必须仰赖自然，没有自然界人类就无法存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现状如何呢？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化，我们吃的食品不安全了，我们用的药品不安全了。其实除了食品和药品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安全，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国家可耕地的污染。可耕地的污染已经达到十分之一，而且这个比例还在扩大，这是一个最危险的信号。在有毒的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你不知道它还有没有毒。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这个地步，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让我们怎么来解决“天人关系”。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针对这一点都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儒家从孔子到孟子，完善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孟子自己提出，“尽心、知性、知天”这样一条认识路线，体现了非常完备的“天人合一”思想。后来到了宋明理学，一派是程朱派叫理学，一派是陆王派叫心学。这两派实际上都主张“天人合一”。尤其是王守仁的思想，更有典型性。他提出心即理，理即心，把天和人完全合为一体。这样的一种思想，从人和神的对立角度看，和阿拉伯人、印度人不一样，因为他们把神作为一个至高的本体来崇拜。而宋明理学是把人和神，人和天合为一体。合为一体的结果，一个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神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又为人类的自我解放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尺度。所以，在王守仁的心学的影响之下，有人说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假如没有王守仁的心学，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它促进了人的自我解放。这种“天人合一”的一个根本思路就是，认为自然界和人类本来就是一体的，不应该对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开发。一草一木，一鸟一兽，和人类一样，都有自己的生存价值。白居易有一句诗叫作“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对于一鸟一兽都要爱护，因为他们是人类的朋友。这一点在儒家思想里面得到了非常明确的体现。老子也提出，不能随意地毁坏自然，开发自然的时候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把“俭”作为处理天人关系的一个基点。为什么要俭？是勤俭的俭，要俭约，要节俭，因为自然物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所以在无限的欲望面前，人在利用自然的时候要节俭，这是老子的一种思想。他把“俭”作为他的三宝之一，要求人类善待自然。

第二大关系就是“人我关系”，或者“群我关系”。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必然面临着与他人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怎么来解决？我想起了季羡林先生晚年提出的人生四要：“爱国，孝亲，尊师，重友”。他写了很多关于爱国的文章，强调“爱国”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优秀传统，而且当今更应当发扬。对周围的人则一再强调“孝亲”这个原则，而且他讲了自己的一个例子。季羡林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临清老家的父亲和母亲养不起他，就把他过继给了他的叔叔。他的婶母喜欢吃鱼，而季羡林先生在北京的住处到海淀大街大概有四华里，他就经常步行出去为婶母买鱼。在家里，他把婶母尊为老祖，大家都非常尊重她。说到“尊师”，他认为他之所以有今天，得益于中外的八个恩师。国内的他提到董秋芳，他是季羡林在济南高中上学时候的一个老师。然后就是陈寅恪、胡适和汤用彤。对这四个恩师他怎么尊？年纪大一点的可能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过一次批判胡风的运动，一次批判胡适的运动。批判胡适的时候发动了全国的知识分子，批判文章出了好几本，叫作“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胡适、傅斯年、汤用彤这三个人联名聘请季羡林到北大任教。所以季羡林同胡适的关系非同一般。运动来了之后，很多领导千方百计地想撬开季羡林的嘴，让季羡林揭发胡适的反动思想，但是季羡林始终一言不发，保持沉默。所以在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论文集里，找不到一篇季羡林的文章。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季羡林另外一个恩师陈寅恪，也是有名的被批判的对象。他之所以被批判，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让郭沫若找陈寅恪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但陈寅恪这个人非常有个性，跟郭沫若表态说，我当所长可以，但是你们不要用马克思主义那一套来要求我。这样的一句话从当时来看是非常反动的。后来也发动了一些对陈寅恪的批判。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是陈寅恪的得意门生，虽然季羡林被动员来批判陈寅恪，但是季羡林也是一言不发，一直没有对陈寅恪进行任何的揭发。所以，在“尊师”方面，季羡林真正做了表率。最后一个就是“重友”了，在“人生四要”里他把重友放在了第四个。人生在世不能缺了朋友，朋友的交情不能忘。

最后的一个大关系，就是“心身”关系，即身体和精神。这个关系每个人都要接触到，不管是君子也好，其他人也好，一生下来就面临着一个精神与肉体的紧张关系。肉体的成长需要物资的滋养，而在人的肉体成长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自己的欲望？如果欲望膨胀怎么办？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在身心关系方面，人应当通过修身养性，适当地节制或者限制自己越来越膨胀的物质欲望。宋明理学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存天理，灭人欲”。鲁迅对这样的说法极不赞同，认为理学杀人不用刀子。实际上鲁迅的观点恐怕也有一些偏激。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绝对不是不让人活、不让人有生存的欲望。生存权以外，有些欲望，要尽量地节制和限制。如果不限制、不节制，这个欲望会越来越膨胀。所以在身心的关系方面，越来越不可收拾的一个根本的道德问题就是没有很好地解决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当今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挖掘一下传统文化里有关修身养性、道德伦理的理论，今天的道德状况应会有所好转。正所谓君子盛德，容貌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