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哲学上瘾，又得以教哲学为业，能够终生沉醉于自己的爱好真是无上幸运。我得留心那些从背后接近我的人，因为我一直有一种预感，不远将来的某一天，某位权威会乘我不备从后面追上我，轻拍我的肩膀，对我说：“你不觉得这种自鸣得意的生活就要结束了吗？”果然，话音刚落，我过哲学瘾的生活就到了尽头。
其实，我对这一天的到来已经等候多时，请允许我极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如何跌跌撞撞地摸到“比较哲学”的门径，又如何经年沉迷其中，不可自拔，以至于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心路历程。
我不会寻找任何借口，下面就是我的开场白：“我叫安乐哲，一个比较哲学家。”我是天生的哲学瘾君子。
我最初迈进哲学殿堂的大门时就喝得酩酊大醉，老实说，少年时代激情洋溢的诗歌创作是我的思想起点。我的青年时代是在加拿大温哥华度过的，生逢“垮掉的一代”的最末岁月，那时，我常常通宵达旦地泡在罗伯逊大街“黑天鹅”咖啡馆，这个咖啡馆是几个业余艺术家开的，他们组成了一个诗人小圈子。我对自己创作的每一行诗歌都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虽然如此，我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浅薄和无知，尤其是在咖啡馆面具所强求的装模作样的忧郁背后，我觉得自己就象西海岸内心苦楚的喜剧演员伍迪·艾伦一样一无所有，空洞无物，毫无深度。
经过苦心谋划，我终于逃离了我熟悉的加拿大西部，到雷德兰斯去上大学，我渴望通过在南加州的生活细节，领悟人的“内涵”的全部意义。可惜的是，除了开车到墨西哥北部提华纳山区的红灯区去消假，同卡车司机们在车外彻夜喝酒聊天，以及为丰富经历而去体验当时的种种时尚之外，总的说来，这段时间过得平淡乏味，没有起伏，没有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没有真正的自由自在。
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生命中居然会有这样的机缘），六十年代的雷德兰斯大学有一个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交流项目。从此，我仿佛登上了在高空飞行的麦道飞机，就再没回到过地面。我沉溺于香港纷繁复杂的异国情调中，对一切都深感新奇。罗曼蒂克的夜晚风情，半岛酒店旋转吊扇下的美酒咖啡，西方年轻人未曾见过的一切，如台风、虎骨膏和能欣赏到美腿的旗袍等等，都那么让人应接不暇，组成一幅令人心醉神迷的异国风情画。我就象一个初恋时彻底迷失自己的情人一般，发现香港是各种各样激动人心事物的荟萃之地，身在其间可以一生充满惊奇。古老的中国文明几乎是完全独立于古印度和欧洲文化及语言的影响而独立发展成熟的，在西方人的眼中，要把她想象地有多么特殊，中国就有多么特殊。我彻底地陶醉在中国文化中，确切地说，是深深的爱上了她。正是文化区别方面的极端不同性和深厚复杂性牢牢地抓住了我，叫我至今不改初衷。
此后的十多年，我主要是在中国、日本和欧洲的研究机构里度过的，学习在我看来与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共同生活和工作所必须的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知识，这在了解彼此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时更显必要。
在此期间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整个西方世界找不到一个学习古代中国哲学的地方。在如何看待古代中国哲学这一点上，传统西方哲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几乎非常肯定地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中国哲学这个东西。我几乎无法相信当时的情形。如果我们西方文化居然宣称“只有在西方文明史上，我们才能找到历史学或文学，才能发现经济和社会现象”，那么，这样自以为是的断言终将被摒弃。非但如此，西方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几乎就完全是在这样一种假设下展开的，那就是：中国的思想家从来不能“哲学地”思考。
西方哲学拒绝将研究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这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方人在翻译中国经典时词语上的贫乏。这个古老传统的翻译者们没有很好地为她服务。简单地说，现有的用于翻译中国哲学问题关键术语的词汇表充斥了中国哲学没有的西方宇宙论色彩，而这种强加于中国哲学的西方宇宙论色彩持续不断地产生一种非常有害的文化简化主义。只要将中国的经典削足适履地套进西方传统文化框架，那么中国经典在趣味上和哲学上就立即毫无重要性可言。另外还有一系列成见长期存在于讨论中华文明发展及其历史的著作中。在这些论著中，西方人在翻译和解释上总是不能挖掘出、也不愿意承认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这种翻译方法使许多西方人错误地以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对他们是那么的亲切。一个跟西方完全不同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就被这样解释得毫无新意。而且，他们对这个古老哲学传统坚持要用西方哲学精确性和明晰性的标准来裁断，完全不管这些要求与这个传统本身其实毫无关系，如此一来，中国哲学就变成最多不过是西方哲学主题的一个变调而已。
另一方面，西方研究者还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巨大差异厌恶化、模糊化，将“个性”范畴作为一个未经批判的成见强加给中国哲学，同时他们担心，众多的差异将导致中西哲学毫无可比性。我认为，西方人没有视中国为一个充满异族情调的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人类社群，这种欠缺恰恰是西方哲学的亏欠，因为他们没有尊重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距离。当我着手用西方语言翻译和解释中国哲学时，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到文化简化主义的危害，并找出一套策略来避免它。这样一来，研究者必须能够将哲学与文献学的文化背景紧密结合，并对西方文化居高临下的普适主义立场持坚决的怀疑态度。这就是比较哲学。
虽然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在这样一项几乎永远无法完成的伟大事业中，自己仅完成了很小的部分。自从我拿到哲学和中文的学位之后，很多年里，我都在试图拼凑出一个比较哲学的基础，使之对双方都行得通。我翻译并注解古代经典，介绍给西方汉学界的同道，同时，我使自己的解说更富思辩性，以期增强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印象。最为重要的是，当我认识到一个人几乎无法具备从事比较哲学所必须的所有专门技能的时候，我很快就采用了“互相沟通”的哲学思考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汇总和运用相关技能成为合作最为明显的效果。因此，我很早就决定我的研究生涯将采取合作著述的方式，这些与我合作的成就卓著的学者都有和我不同的才华。
当然，我还将继续陶醉在哲学思考的快乐中，我一心想维持这一沉醉不醒的状态，使那最终必然要拍我肩头的手能够迟点落下来，那样我对中国哲学的沉醉就不会那么早被唤醒，我也不会过早遭受醒酒后那头疼脑裂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