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穀梁春秋》经传“尊王”义的阐发，应从“尊王”观念在《春秋》三传的各自发挥及其在汉唐各自内在学理的逻辑中详加剖析。故而本文拟在分梳、收集“尊王”文献资料及后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穀梁春秋》经传与《公羊春秋》的经传汉注两项参阅与关照，结合《左传》的相关史学解释及其对“尊王”观念的不同看法，发掘周汉之际《春秋》经在不同时段的遗说保存与时代新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在汉唐注疏中的经学意义。不当之处，求教于大方。
所谓“尊王”，本文专指春秋时期孔子整理六经尤其是其作《春秋》所寄予的王道理想之前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下的每个王臣必须尊崇德合天地的至尊的周王。其主旨与核心内容就是维护与恪守周天子天下共主的政治权威。还涉及尊重王室、王官等。学界一般认为，作为孔子王道理想政治前提而最为《春秋》大义的“尊王”说，其蕴于《春秋》经而发微于周汉传、记。不过，爬梳现存《春秋》经及其相关材料尤其是三传传文，“尊王”这一命题以《穀梁传》对其阐发最纯正与全面。现根据“尊王”义的现当代话语及其诸多义项之类从、抽绎，重新排比、分析其相关传文、传意及其它二传对《穀梁传》所发经文的相应各自解释如下：
一是“王者无外”的周天子，其至高权威与特有权力不容挑战；必依周代原有礼制而享有无上地位与特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滨，莫非王臣”。例如，下文一大旨是说只有周天子才能迁国、封诸侯，诸侯不能册封诸侯；而下文二认为征伐为天子之事，不管是参与（一般诸侯）或是主持（方伯），诸侯均必须事先向周请命，讨伐方为合法。否则，便视为叛周而大逆不道。
例一：
《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以下《春秋》经传相关引文同此，不另出注）
《穀梁传》：楚丘者何？卫邑也。国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卫也。则其不言城卫，何也？卫未迁也。其不言卫之迁焉，何也？不与齐侯专封也。其言“城”之者，专辞也。故非天子不得专封诸侯。诸侯不得专封诸侯，虽通其仁，以义而不与也。故曰“仁不胜道”。
《左传》：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不书，所会后也。
《公羊传》：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之？卫也。曷为不言城卫？灭也。孰灭之？盖狄灭之。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春秋》成公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传》：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师，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迓晋侯于新楚，成肃公卒于瑕。
《公羊传》：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娄人、滕人伐秦。其言自京师何？公凿行也。公凿行奈何？不敢过天子也。
在上引经文《左传》与《公羊传》的相应解释中。对前例，《左传》仅以史法释之，《公羊传》则虽有“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但其后话锋一转，而重在落实在“为桓公讳”上，表现了其尊功尚贤的齐学特质。其“实与文不与”又显《公羊》齐学重权变的灵活变通的治学学风，从而反映了其对经文“尊王”发微的不彻底性与“尊王”和“尚贤”的摇摆性；在后例中，《左传》只是补充一些史实，《公羊传》则“其言自京师何？公凿行也。公凿行奈何？不敢过天子也”，是说鲁国君改道专程朝拜周天子而不敢过而不朝，同样反映了周天子地位的至高无上性。不过《穀梁传》相应所解似说鲁成公事先专程去京洛朝见而受命，然后才又顺道会盟伐秦。显然，在所发“尊王”义上，《穀梁传》传意更醇厚明朗！
对不尊王命甚或罪大恶极而矫、犯王命者，尽管当时周王已是衰微，《穀梁传》的大多数传文与传意相比其它二传的相应解释，尤加最为斥绝之。试以矫王命者王札子以不臣见罪：
《穀梁传》：王札子者，当上之辞也。杀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两下相杀也。两下相杀，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矫王命以杀之，非忿怒相杀也，故曰以王命杀也。以王命杀则何志焉？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
《左传》：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使王子捷杀召戴公及毛伯卫，卒立召襄。
上引《穀梁传》中“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的“君”，这里特指周王，重在强调以王札子是以假托王命而枉杀召伯、毛伯，“矫王命以杀之，非忿怒相杀也，故曰以王命杀也”。先是见罪其矫王命而不臣，进而在对王札子这一不臣之举痛斥下，引申出尊王的普遍道义性及其现实意义：“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公羊传》只是交代王札子是当时王之长庶子之统称，并未明确具体是哪一个王子，且其也未说明为何与以何殺召伯、毛伯，其传文未显任何“尊王”义；《左传》是说时因王孙姬苏与召氏、毛氏争夺王政，因而王子捷受姬苏之命而杀召戴公及毛伯卫。召氏、毛氏被杀，在左丘明看来，并不多冤枉，姬苏胜出也未见其有多大的非法性。反之，对尊王者，《穀梁传》却大加赞誉，从中见其“尊王”微意，因该传此类传文甚多，现仅举一例：
《穀梁传》：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为见天子之禁，故备之也。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
此处《穀梁春秋》经传说明周天子在当时已没有多少威信，作为周王特权的“天子之禁”，各国诸侯已不大严加执行。即便如此，齐桓公此次葵丘会盟，仍“为见天子之禁”，重申周天子之命，召会盟其他诸侯以共遵之：“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而非代周王而制、行“天子之禁”。《穀梁传》传述者以为，其经文通过详尽的年月日记录，是用来赞美这次葵丘会盟之尊周盛世，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赞美齐桓公尊重周天子。此处《穀梁传》通过传述鲁僖公九年九月的葵丘之盟，意在发孔子尊王之义。而《左传》此处无传文；相应经文的《公羊传》传文，则对葵丘之会的齐桓公对其他会盟的诸侯的态度，加以斥责，无明显的“尊王”义。
以上这些《穀梁春秋》经传引文，直接表明与强调周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与至尊的权力，不容置疑与挑战！尽管平王东迁以来以周王为中心的周王室势力可能渐趋衰微。
二是周天子的尊贵还体现在礼制、礼仪上所独享的权利。而这些体现在礼制、礼仪上所独享的权利，很可能出自周礼之规定，也可能原初于远古暨夏商周以来延续下来的古礼约定俗成。如：
《穀梁传》：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左传》：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曷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
在经传中阐述了周天子去世用“崩”，以示对周天子的尊重，对周代礼制的维护，将周天子视为最高统治者。而其它二传，《左传》只是从史官所记史迹的角度，补注左丘明所认定的“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而何以经文书“三月，庚戌，天王崩”的原因，相应的《公羊传》传文则也从丧葬礼制上凸显了天子与其他贵族成员的不同，但没有上引《穀梁传》传文尊王发微的意识浓厚！
此外，在《春秋》尤其是《穀梁春秋》经传中又常出现诸如：“王正月”、“天王”、“天王之命”、“天子无出”、“诸侯受命于天子”、将不奉王命之诸侯贬为“人”与天子赐命等，都说明了孔子及子夏后学尤其是《穀梁春秋》经传文本等有非常浓重的尊周天子思想。
更需一提的是，在《春秋》经传尤其是《穀梁春秋》中，因尊王还“爱人及物”而尊及周王室(诸如王后、王子、王女等等) 、王官甚或畿内大夫与诸侯，从而凸显了周王迥异于其他社会成员的无上的地位。例如：
《春秋》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穀梁传》：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国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卫也。戎卫者，为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楚丘，卫之邑也。“以归”，犹愈于“执”也。
《公羊传》：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执之也。执之则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其地何？大之也。
《左传》：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
而在上述所引诸三传传文中，大致可看出，基本是《穀梁传》传文所发相关“尊王”义最为纯正。例如在上引首例中，相关《左传》传文只是较为客观地讲述戎伐凡伯于楚丘的缘由与经过，并以“戎”为实指当时的某个少数族群，凡伯被抓获也是咎由自取。《公羊传》也基本认定此处《左传》说法，而以“戎”伐凡伯于楚丘实指为：“‘夷狄’之执中国也”，其传文前后文大意为，本来是凡伯来聘鲁国，而经文后半部分则书法为“戎伐凡伯于楚丘”，是在贬斥戎人执天子之大夫，“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此处虽涵“尊王”义，却被其所开显的“华夷之辨”所遮蔽。而《穀梁传》则不认同此处《左传》的说法，而以“戎”贬称卫国：“戎者，卫也。戎卫者，为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并进而在传文开宗明义“大天子之命也”。又探求卫国此处被贬之原因——其之所以将卫国攻袭凡伯一人放大为讨伐一方诸侯国的战争，是因为卫国擒凡伯于楚丘以归：“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国’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楚丘，卫之邑也。‘以归’，犹愈于 ‘执’也。”其任意擒获拘禁周天子大夫，显然这是在打周王的脸。凡伯作为受命于周天子的畿内大夫，其无论如何理亏，都不能被一方诸侯擒获、拘禁，此为“大天子之命也”。
最后，关于从属于“为尊者讳”的有关王的讳笔，也不遗余力地加以宣扬，现仅举一例：
《穀梁传》：“举从者”之辞也。其“举从者”之辞何也？为天王讳伐郑也。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于是不服，为天子病矣。
《左传》：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
上引三传传文，《穀梁传》解释隐天子伐同姓之恶的讳笔书法；《公羊传》则是说蔡、卫、陈跟从周王讨伐郑国，是其尊王的正当的行为，所发蕴“尊王”意未如《穀梁传》旗帜鲜明；而《左传》此处传文基本无涉“尊王”义，仅详细记述了王、郑交战的经过及郑人“射王中肩”的史实，使人明了这一史实的整个过程与来龙去脉，但因其此处所记无《穀梁传》为王讳恶（伐同姓、无以德化服众）、讳败等之章法，除了最后结尾的评语外，使人无法从中得到扬善惩恶之教益！
总之，通过对上引各自三传对同一经文发传之剖析，对纯正的“尊王”经学观念，大致只有《穀梁春秋》经传诠发得最为彻底而全面，《左传》基本只对其相应经文作史学的解释，《公羊传》多杂其后战国齐学的思想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