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述祖夫子庙碑》（简称《夫子庙碑》）立于北齐废帝乾明元年（560），是曲阜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南北朝碑刻之一，原藏于曲阜孔庙，现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碑为圭形，有额，额上有穿，额刻篆体“ 夫子之碑”四字。正文隶书，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称“ 八分书”。“ 八分”者，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碑高2.05 米，宽0.95 米，厚0.25 米，上下皆残，侵蚀严重，字多难以辨识。因此，本文根据历代著录和其它碑刻材料，略补其缺，力图恢复碑文原貌。

碑文有“ 乾明”二字，乾明为北齐废帝高殷的年号，乾明元年为庚辰年，故碑文首句或为“ □□齐乾明元年岁□庚辰”。乾明元年八月壬午，高殷被废为济南王，孝昭帝高演继任大统，并改年号为皇建。由此可知，此碑立于乾明元年一月到八月之间。

碑文中有“ 道昭”二字，结合时代背景，考证可知，《北史》等书中有郑道昭其人。《魏书·列传第四十四》《北史·列传第二十三》中有郑道昭传，谓道昭“ 迁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出为平东将军、光州（ 今山东威海、烟台一带）刺史，转青州刺史，将军如故。复入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熙平元年卒，赠镇北将军、相州（ 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刺史，谥曰文恭”。道昭有子五人：严祖、敬祖、述祖、遵祖、顺祖，第三子述祖字恭文。考《 北齐书·列传第二十一》《北史·列传第二十三》，其中有郑述祖传：“郑述祖，字恭文，荥阳开封人。祖羲，魏中书令。父道昭，魏秘书监。” 郑道昭之父为郑羲。《魏书·列传第四十四》《北史·列传第二十三》中有郑羲传。据传文可知，郑羲曾任北魏中书侍郎、安东将军、兖州刺史、秘书监，受封平昌男、荥阳侯、南阳公等。史书传文记载与碑文中的信息相合，结合材料考得碑文中的相关内容应为：“ 述祖，字恭文，荥阳开封人，即魏安东将军、□□□□□□□南阳公羲之孙，镇北将军、秘书监、青□□□□□□□公道昭之第三子也。”

流传于世的其它有关郑述祖、郑道昭的碑刻，主要是郑氏父子在光州云峰山、天柱山、大基山上篆刻的一系列石碑石刻，统称“ 云峰刻石”，考其碑文， 亦可补《夫子庙碑》的信息。云峰刻石中的《中书令郑羲碑》《郑述祖重登云峰山石刻》《郑述祖天柱山铭》三石对此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中书令郑羲碑》（ 简称《郑羲碑》）又叫《郑文公碑》，是称颂郑羲德政之刻，碑文首句为“ 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公郑君之碑”，记载了郑羲的主要官衔；文中详细记述了郑羲的生平，还记载了郑羲出使宋时与孔道均论乐一事，史传不载，可据此补其阙。《郑述祖重登云峰山石刻》《郑述祖天柱山铭》则是郑述祖游览云峰山、天柱山时回忆少时与父同游而刻的缅怀之作。述祖十一岁时跟随时任光州刺史的道昭游云峰山、天柱山，并刻诗碑；等到述祖做光州刺史时，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对石哀恸，遂刻石志之。其中，这两碑中的时间记录为“ 大齐河清三年五月”和“ 大齐天统元年岁次乙酉”，则《夫子庙碑》首句应为：“ □大齐乾明元年岁次庚辰。”另外，碑文云：

“ 使持节都督光州诸军事、□□大将军、仪同三司、光州刺史郑述祖，字恭文， 即魏镇北将军、秘书监、青光相三州刺史文恭公荥阳道昭之子。”“ 天柱山者， 即魏故通直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国子祭酒、秘书监、青光相三州刺史先君文恭公之所题目。”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立碑者或是想借石留名，因而事无巨细地列出了人物名号，我们可据此获知郑氏刻碑的碑文体例和人物常见名号。依此类推，《夫子庙碑》的相关内容可完整地补充为：

“述祖，字恭文，荥阳开封人，即魏安东将军、兖州刺史、中书令、南阳公羲之孙，镇北将军、秘书监、青光相三州刺史文恭公道昭之第三子也。”

关于郑氏父子的碑作，学界对云峰刻石的关注较多而对《夫子庙碑》的关注较少。实际上，厘清《夫子庙碑》的情况对研究云峰刻石的情形大有裨益。云峰刻石，尤其是《郑羲碑》的书丹者为谁，学界一直莫衷一是。书法学家多认为《郑羲碑》乃是郑道昭所书，代表了道昭的书法水平。因此，该碑在清代时受到学界追捧，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名碑之一。包世臣《艺舟双楫》说：“‘ 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叶昌炽《语石》甚至因此评价道昭说：“ 北朝以郑道昭为第一。”“ 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  但也有学者认为，此碑并非道昭所书，因为碑尾记曰：“ 故吏主簿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邈，悲鸿休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元石，以扬非世之美。” 此语表明， 该碑乃是程天赐等人刊刻的。

首先，我们来对比云峰刻石的另外两石《郑述祖重登云峰山石刻》（简称《重登云峰山石刻》）与《郑述祖天柱山铭》（简称《天柱山铭》）。《重登云峰山石刻》中有郑道昭、郑严祖的名号。一般而言，本人不会直呼其父、其兄之名；提到述祖用“ 公”的称呼，若述祖所为则不会自称为“ 公”，其表达方式是第三人称；《天柱山铭》中直说“ 郑述祖作”，提到述祖用“ 余”，对郑羲、郑道昭不直呼其名而称文贞公、文恭公，其表达方式是第一人称。《天柱山铭》中多有赞扬道昭之辞，是述祖对道昭德政的赞美之作；《重登云峰山石刻》更多的是叙事，记录述祖任光州刺史时，对左右僚属回忆随道昭游览云峰山的情形，山上有道昭旧迹，“ 遂率僚佐同往游焉，对碣观文，发声哽塞，临碑省字，与言泪下”。《掖县志·古迹》中说，其乃“ 莱人刻石纪事”，分析碑文内容可知，确应如此。

《夫子庙碑》亦是此种情形。首先，碑文中提到述祖时用“ 公”的称呼，还直呼郑羲、郑道昭的名字，可见此碑文如《重登云峰山石刻》一样，不是述祖所撰的。其次，碑文中有“ 阁之……来游……既罢乃睹兹废……嗟叹久之乃顾谓□□曰岂是……即命工人重为镌……备言其美率东椁之豪□以终其……祠堂□有碑记……存因□□□刊微……二十日讫功” 几句，由碑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可以看出，这应是第三人纪事。句中缺字很多，从只言词组及其它碑文的内容特色中，或可推知事件的大致经过：道昭曾拜谒孔庙，并刊碑以记；其后，述祖任兖州刺史时，亦率众到孔庙拜谒，并访其父遗迹，观其已经废坏，感叹良久，即命工人重新镌刻，左右随行美其事，遂刊此碑以记之。因此，《夫子庙碑》应当是跟随述祖谒庙的门下、故吏或者郡人撰文立碑的。

我们再来看《郑羲碑》。碑文称郑羲为“ 郑君”而非文贞公或文公，提到道昭时直呼道昭而非用“ 余”。由此可知，碑文并非需要避讳的道昭所撰。而且， 文中说其二人“ 父官子宠，才德相承，海内敬其荣也”，显然是第三人赞扬郑氏父子之言，若道昭自作则不会如此直白的自夸。再者，上文引用的碑尾语句，已明确表明此碑乃是程天赐等人刊刻的。对于这种情况，王昶在《金石萃编》中解释说：“ 云峰山郑道昭刻其父文公德政而托名于故吏程天赐也。”他认为碑中虽题名程天赐，却是道昭假托之名，实则仍是道昭所为。然而实际上，汉魏六朝时期，门下、故吏、郡人为名人立碑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北海相景君铭》为门下书佐等人所立，《博陵太守孔彪碑》为故吏十三人所立，《魏兖州贾使君之碑》为义主翟旭仁等所立，《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为诸郡人所立，《西门豹祠堂碑》为赵郡王高叡等所立。有门下、故吏、郡人等为名人立碑应当是一件比较荣耀的事情，所以此种碑刻在金石著作的记载中不胜枚举，可见属于一种社会常态。因此，故吏程天赐为郑羲立碑是合情合理的，而不必将之强加于道昭身上。不过，此碑刻于道昭任光州刺史时的属地，应是在道昭的默许或者亲自主持下刊刻的。

由上可知，《天柱山铭》是郑述祖之作，《郑羲碑》《夫子庙碑》《重登云峰山石刻》实是其门下、故吏、郡人等所作，并非道昭、述祖本人的书法作品。这些碑都是在两人任职时的属地中刊刻的，应是在其默许或者亲自主持下完成的，也可算作郑氏父子碑作内容的一部分。

《 夫子庙碑》最早见于南宋孔传的《 东家杂记》。孔传原名孔若古，孔子四十七代孙，建炎初随宗子孔端友南渡，寓居衢州，绍兴甲辰时编成此书。书中记孔庙古碑，曰：“ 齐碑一，乾明元年，夫子碑，隶书，磨灭，字不可读。”其只对《夫子庙碑》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有的学者认为，《夫子庙碑》最早见于北宋王寀的《汝帖》。《汝帖》其八有樊逊书《道昭帖》，文曰：“ 道昭景行德群杰尽忠卫帝大节不逾。”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一“ 孔庙北齐乾明碑跋一、二”据此以为，《道昭帖》中所载为《夫子庙碑》中的文字，《夫子庙碑》由樊逊书丹：“ 此碑残泐之极，不可句读，今犹得据汝州帖识是樊逊之书，又知为郑述祖事。” 其《平津读碑记》则直言：乾明元年孔庙碑，北齐樊员外逊书。《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采用翁方纲的观点，说《夫子庙碑》乃郑述祖撰、樊逊隶书。然王寀的《汝帖》系割裂窜乱诸名帖而成的，此已是学界共识。黄伯思《东观余论》批评它说：“ 杂取《法帖》《续帖》中所有者时载之，又珉玉间簉，不能辨也，此犹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为伪帖，并以一帖省其文， 别为帖语及强名者甚多。” 因此，以《汝帖》来考证《道昭帖》中所载为《夫子庙碑》中的文字，以及《夫子庙碑》为樊逊所书的证据很不充分，故而可以认定，目前最早着录《夫子庙碑》的应是《东家杂记》。

此后，历代金石著作，如宋赵明诚的《金石录》、金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广记》、明末清初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等，都对此碑有所记载。但是，其都如《 东家杂记》一样，只著录了名称和时间、书体，因字磨灭不可读而未记载原文。到清代时，因“《阙里志》不载其文而《祖庭广记》亦云剥落不可考”，孔继汾惜古碑销蚀，故取其犹可识者 102 字，节录于《 阙里文献考》， 方着录此碑原文。其后，阮元的《山左金石志》和王昶的《金石萃编》继续考证，王书增补至140 余字，阮书增补至170 余字，是目前保存碑文较多、较全的记录。

《山左金石志》和《金石萃编》考证时间相近，阮书较王书成书在前且碑文内容更全，然王昶并未采用阮书。两书中很多碑字不同，还有几处关键信息内容也不一样。碑文首句相同，第二句中阮书作“ 曐月亼”，王书作“ 曐月仝”， 亼同集，仝同全。阮书有“ □祖，字恭文”一句，记录了某个具体的身份信息，王书只有“ 字”字。阮书有“ 之孙”一词，王书无。阮书有“ 青州”，王书只有“ 青”字，根据前文考证，郑道昭为“ 青光相三州刺史”，此处不当为青州。“ 忠□帝，职历□州”一句，阮元作“ 忠八帝，职历九州岛”，王昶作“ 忠□帝，职历七州”。考之史传，郑述祖自释褐为官始，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先后担任众多官职，仅刺史一职就任于多地。《北史》记载：“ 前后行瀛、殷、翼、沧、赵、定六州事，正除怀、兖、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怀、赵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他先后在瀛、殷、翼、沧、赵、定、怀、兖、光九个州之中任刺史，但《夫子庙碑》立于他任兖州刺史时，之后才任光州刺史并卒于任上，所以立碑之时还没有“ 职历九州岛”，故此处应采王昶之说为“ 职历七州”。“ 七州”后阮书有“ 之与……下能”，王书无；“ 去盗”之上，阮书作“ 火”，王书作“ 人”；“ 三”上阮书有“ 殊上”，王书无；“ 女夷”上，王书有“ 氏”，阮书无；“ 群”上，阮书有“ 扈”，王书无；“ 阁”后阮书有“ 之”，王书无；“ 来游”之下，阮书有“ 既罢乃睹兹废……而体……嗟叹久之，乃顾 谓……曰岂……未……即命工人重为镌……志”的文字，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当时事件的情形，王书则不全，只有“ 废……而体……嗟叹久之，乃……曰岂是……即命工人重为镌”；“ 名长”后，阮书有“ 海”字，王书无；带“ 者”字 的句子，阮书为“ 更……曹……者……少必欲□论景行”，王书为“ 命工人□ 者……必□□论景行”；“ 载”后，阮书有“ 备言其美率东墩之豪”，王书为 “东墎之豪”，考查前后文语境，似为“东墎之豪”；碑尾，阮书有“有碑记”， 王书无之。

此后，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只着解题目录；《曲阜县志·金石》全采《阙里文献考》，而“ 响”作“ 向”，“ 揔”作“ 总”；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采《金石萃编》，然亦有些许异体字的差别，并多“ 之”“者”等字。

郑羲，字幼麟，北朝政治家。他出身于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东汉经学家郑兴是其先祖，此后有郑众、郑泰、郑浑等著名人物。郑羲是郑浑一支，传八世至郑羲。《元和姓纂》卷九郑氏下记郑羲兄弟七人，号“ 七房郑氏”；但《魏书》中载郑羲兄弟六人，无兄归藏。郑氏家族的名声并不好，他们“ 并恃豪门， 多行无礼，乡党之内，疾之若雠”。郑羲文学为优，弱冠举秀才，魏高宗文成帝末拜中书博士，孝文帝纳其女为嫔。孝文帝初时，其还曾出使于宋。郑羲善于识人，酸枣令郑伯孙、鄄城令童腾等人在任时，廉洁忠贞、勤恤百姓，他就上表朝廷推荐重用。郑羲宿有文业，“ 乘闲述作，注诸经论，撰话林数卷……又作孔颜謡、灵岩颂及诸赋咏诏”。但是，他也有致命的缺点——“ 政缺廉清”，史书中说他“ 多所受纳，政以贿成，性又啬吝，人有礼饷者，不与酒脔肉，而西门受羊酒，东门沽卖之”。因此，太和十六年（492）郑羲死后，朝廷给了他“文灵”的谥号。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此谥号体现了朝廷对郑羲的中肯评价。但“ 灵”这样的恶评对名门世家来说是一种耻辱，因而《郑羲碑》不书谥号“ 文灵”，只书“ 文公”。

郑羲将卒之时，郑氏家族已是北魏名门四大家之一。《 资治通鉴· 齐纪六· 明帝建武三年》记载：“ 魏主（ 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孝文帝为了维护统治，推行汉化，沿用了魏晋的门阀制度，彰表四姓也是为了拉拢汉族门阀。虽然其中有很强的政治意味，但能被纳入四姓之列，反映出了郑氏家族的能力。

郑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学，综揽群书，是魏晋时期的书法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十家”一章钩考南北朝诸碑书人名者，择其中可自成一体、有所长者列为十家，道昭即其中之一。该书谓：“ 神韵莫如郑道昭。”“ 郑道昭则‘ 西狭’之逸。”其对道昭有非常高的评价。然而，学界是因为《郑羲碑》，所以才对他的书法成就有这么高的评价的。前面已证《郑羲碑》并非道昭所书，故仍以此评判他的书法成就似是不妥的。不过，云峰刻石中的《郑道昭论经书诗刻》《郑道昭观海岛诗刻》《郑道昭大基山诗刻》等确是他所作的。这些诗碑笔划严整、笔法刚劲、笔意苍老，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反映了道昭确实具有较高的书法水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碑刻，保存至今的数量很少。郑道昭的云峰刻石，对于丰富这一领域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述祖，字恭文，一生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先后担任众多官职， 是北齐有名的政治家。他“少聪敏，好属文，有风检”，自谓“以清白之名遗子孙”，为当时人所称誉。史书本传中，短短一篇就有四五处记载了对他的称赞：巡省使穆子容称他有“ 伯夷之风”，赵郡王高叡谓他“ 风德如此”，百姓们歌颂他“ 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这些足见述祖的“ 清白之名”名副其实。

《夫子庙碑》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岁月蹉磨之下，碑文已不能全，只能据历代著述及其它碑文材料聊以补之。但它是曲阜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南北朝碑刻之一，弥足珍贵，对于丰富这一领域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 碑文中保存了郑氏父子到曲阜孔庙拜谒这一史实，史传中未有记载，可据此补史传之阙，完善了郑氏父子在山东地区活动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大）齐乾明元年岁（次庚辰）曐月仝（下阙）人响引自（下阙）德所以历□□□ 无沦者其由□□乎卫大（下阙）（述）祖字恭文，（荥阳）开封人，即魏安（东将军、兖州刺史、中书令、南（ 阳公羲）之孙，镇北将军、秘书监、青（ 光相三州刺史文恭）公道昭之第（ 三）子也，公乃□忠八帝，軄历七州，再（ 下阙）之与□□□□ 下能不具论□如高（ 下阙）去盗□□既自□诸□□□可□□□哉，虽（ 下阙）（ 胡氏）三（下阙）高公曾（下阙）氏女夷驭节扈群（下阙）合之（下阙）来游（下阙）既罢乃睹兹废□□而体（ 下阙）嗟叹久之，乃顾谓□□曰岂是（ 下阙）即命工人重为镌□□志□□□更（下阙）摠七（下阙）名长□□□海□□是以（下阙）者更□□命工人□者□少必欲□论景行（下阙）载□□□备言其美，率东墎之豪□以终其（下阙）祠堂□有碑记（下阙）存因（下阙）刊微（下阙）二十日讫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