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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 中日韩的儒学气质与国民精神
发布日期: 2020-08-07 浏览次数:152 来源:《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 作者:陈来

同为亚洲国家,中、日、韩三国有着许多共同点,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明显不同,尤其是在国家观、人生观上,可以说差异很大。

 
从地理来讲,日本是一个岛国,韩国是半岛国家,跟中国地理条件不一样。由于地理、历史、社会条件不同,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各自的个性和特色。以汉字为基础、以汉文的典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很早就传播到东亚邻邦。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的传统不同,精神气质不一样等造成了文化的差异。比如秦汉时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其历史和社会发展方面以及文明程度上就不如中国。
 
 
曲阜孔庙
 
一般来讲,很多学者认为,在理论形态上看,韩国儒学可能关注的是一些比较抽象性的讨论。16、17世纪(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后期),“四端”和“七情”等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四端”是人的道德感情—仁、义、礼、智;“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因此,很多人认为韩国的儒学可能是比较注重发展内在性的、心理方面的,或者比较抽象的东西。
 

韩国成均馆
 
日本儒学比较注重发展外在性的东西。比如日本江户早期的儒者贝原益轩就比较注重对外在事物的研究,诸如对花草树木等自然界的事物进行研究。另外,19世纪中期,荻生徂徕比较注重政治学的研究。
 
我们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韩社会跟西方还没有全方位的接触以前,三国的儒学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气质是什么?或者说三国儒学里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什么?精神气质换一个角度叫价值类型,就是一个文化里把什么价值看得最重要。比如一个社会把自由看得最重要;另一个社会把平等看得最重要,这两个价值体系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关心在中、日、韩儒学结合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以后,它的精神气质各自有什么特点,各自的价值类型有些什么表现。
 
中国的儒学推崇“仁恕”之道;日本儒学更突出“忠”的价值;韩国儒学更加注重“义”的精神。简单来讲,如果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作为儒学代表性的价值,在中、日、韩三国儒学中都受到普遍的提倡。但因为历史、社会、传统的制约,不仅三国儒者的精神风貌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里面儒学的价值系统和其支配性的原理也有所不同,从而使这三个国家儒学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不同风貌。
 
东京孔庙
 
中国的儒学虽然也提倡“义”,也重视“忠”,但更推崇的是“仁恕”之道。日本儒学虽然也讲“仁”与“义”,但比起中国、韩国,更突出“忠”的价值。韩国儒学虽然在理论上兼重仁、义、礼、智、信、五常,但从士祸的历史、从外患的历史看,比较而言,韩国更加注重“义”的精神。这些不同也体现在三国各自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中国的儒学把“仁恕”变成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原理,一种对仁爱等平等价值的追求,因此在近代对西方近代文明半信半疑。中国人有悠久的文明历史,秉持仁爱这一价值观。在中西文明的冲突面前,中国人很难坦然承认在“文明”上是落后的。这一切决定了中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拥抱西方文化。近代中国人总是对西方的文明、理念有很多的怀疑,但是既然打不过西方,又得跟它学,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迟缓。
 
日本的儒学因为突出“忠”和“勇”的价值,在接受近代文明方面较少受到价值的阻碍,对帝国主义没有根本性的抵触情绪。所以在价值方面,在接受西方所谓近代文明的时候,日本人唯西方列强马首是瞻。同时,因为日本文化突出的是特殊主义的价值原理,就是对君主的特殊主义的承诺,胜过了对普遍价值即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的承诺,这使得日本最终付出了代价。
 
韩国充满“义节”精神的儒学,可以说造就了韩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性。韩国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烈,这不仅仅是在最近一百年才形成的,跟它自古代以来强调“义节”的精神有关系。因此,“义节”精神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
 
总之,可以说“仁”包含的是一种和谐原则;“义”所凸显的是正义原则;“忠”体现的是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是现代东亚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需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今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日、韩三国如果就历史文化传统来讲,都应该在进一步反思传统的优点和缺点的同时,能够吸取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优点。取长补短会使每一个国家在精神成长和发展方面能够更完善,这样也有利于增进中、日、韩三个国家间的互相了解,有助于共建一个和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