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欲横流、人生价值迷惘的当代市场经济中，人们发现了一个不争的实事：即不管是有钱有势的人还是无钱无势的人，随着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人的物质生活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人的幸福指数和快乐指数却在大幅度的下落。这一社会落差是如何形成的呢？要正确地回答它，就必须从“人是什么”这一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说起。

人是什么呢？人是一种“身（形体）”与“心（精神）”或“肉”与“灵”相结合的高级动物。每个人生而具有“七情”、“六欲”。所谓“七情”，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所谓“六欲”，是指生、死、耳、目、口、鼻之欲。正如陈毅元帅诗云：“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为了满足人的情欲，人需要构建以“食”为基础、以衣、食、住、行、色等为内容的物质家园；为了合理地控制人的情欲，更需要构建以“道”为核心、以道德、艺术、音乐、哲学和宗教等为内容的精神家园。

在情欲上，儒家反对禁欲主义，肯定情欲存在的合理性，因为“情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儒家也反对纵欲主义，因为贪得无厌的“私欲”是社会罪恶的重要根源。所以，按照“中庸”之道，儒家主张“欲而不贪”，大力提倡 “节欲”或者“戒贪”。每个人生而具有追求金钱、权势、虚（浮）名、女色和美言的情欲，如果不能以道德、礼冶、法律和“神道”四道防线将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必然会在社会上出现“五鬼（金钱、权势、虚（浮）名、女色和美言）闹世界”的恶果。在“五鬼”的诱惑下，有些人完全丧失了“真我”，变成了一群没有理想、没有道德的游魂野鬼。由于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他们只注意建构自己的物质家园，心中只有一个大写的“钱”字，而忘记和忽视了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结果把自己变成了“物质富有，精神贫乏”的畸形之人。他们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德（道德）”字；什么都不少，就少一个“魂（灵魂）”字。这种人什么都不怕，什么坏事都敢干。社会上的一切丑恶和罪行，都是这些人在“五鬼”驱使下所造成的。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五鬼闹世界”呢？从哲学高度，这里有一个人生价值取问题。人生的真正意义在哪里？人生的真正意义，就是追求幸福和快乐。如何追求幸福和快乐呢？道家在《庄子·缮性》篇中，明确地指出：“古之所谓得志（快意、自适）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音“语”，与“禦”通），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寄讬的东西）去而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在庄子后学看来，道家所追求的人生意义，並不是以车、冠为标志的荣华富贵，而是无以复加的自适快乐，这才是人所追求的真正幸福。世俗之人以荣华富贵为自适快乐，而荣华富贵只是身外之物，並不是真性本命，只是意外忽来的东西，如同寄托之物。寄托之物，其来不能抵禦，其去也不能阻止。所以，既“不为轩冕”而恣纵心志，也“不为穷约”而趋附世俗。不管身处“轩冕（荣华）”与“穷约（穷困）”，其乐相同，所以“无忧而已。”现在，因为寄托之物失去则不乐，即使曾有过物之乐，何尝不是心灵的疏荒呢！所以，丧失自我而为外物所役，迷失本性而趋于世俗，这就叫做本末倒置之人。唐代道教学者葛洪进一步发挥《庄子》思想，指出：“立德践言，行全操清，斯则富矣，何必金玉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则贵矣，何必青紫之秉乎？”（《抱朴子外篇·广譬》）他鄙视世俗的荣华富贵，认为只有道德高尚、行为高洁才是人所追求的真正的富贵。“荣位势利，譬如寄客，即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抱朴子外篇·自叙》）在他看来，富贵权势不过是过眼烟云，何必得之喜、失之悲呢？不管是道家还是道教，他们所追求的人生的真正意义，不是追求世俗以荣华富贵为内容的物质家园而是“以太和为至上乐”、“以恬淡为至味”的精神家园。人生的真正快乐，是心灵世界的充实，正如嵇康所云：“有主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己具矣。”“以太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淡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敬）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乐，皆粪土耳，何足恋哉？”（《答难养生论一首》）这是一种追求精神快乐而不贪恋物欲和感官快乐的人生价值取向。

幸福与快乐是一种心态。而人的快乐心态是与人的需求满足程度密不可分的。得以满足者，就会产生愉悦等正面情绪，反之则会产生焦虑、愤怒等负面情感。如果将感官快乐视为人生第一需要的人，就会不顾一切地追求声色滋味等享受，为追求无止境的物质生活而陷入无穷烦恼。正如嵇康所说：“居荣华而忧，虽与荣华偕老，亦所以终身常愁耳。”（《答向子期难养生论》）终身为外物所累的人，“虽与荣华偕老”，不仅“居荣华而忧”，而且势必导致“终身常愁”。这种由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错位而产生的心灵失衡，不仅无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而且有害于他人和社会。

面对“畸形之人”的这种精神危机，我们需要大力提倡和坚持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 （《论语·卫灵公》）的价值观念，使他们真正认识到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权势更为可贵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利他主义和乐善好施更为崇高、更有价值，努力把自己变成精神家园的亿万富翁，做金钱、权势的主人而不是金钱、权势的奴仆。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真正意义，才有获得幸福与快乐。

幸福快乐是一种人生境界。在构建人的“富贵之乐”（物质家园）和“先王之义”（精神家园）时，只有舍弃物质的诱惑和凡俗的喧嚣，才能在心灵中获得一片宁静和快乐。人固然可以从物质家园获得一时有限的快乐，但是人之快乐主要来源于人的精神家园。在《韩非子·喻老》篇中，有一段子夏与曾子的对话：“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胖）也？’对曰：‘战胜，故肥（胖）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我入见先王之义则荣（向往、敬仰）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羡慕）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臞（音“渠”，消瘦）。今先王之义胜，故肥。’”这里说的“先王之义则荣之”与“富贵之乐又荣之”，实际上是两种人生价值取向的选择。在家学习圣君贤王之道，敬仰而向往“先王之义”，就是追求道德价值；出门羡慕世俗的“富贵之乐”，就是追求物质价值。在价值取向上，世俗之人一生所追求的是功名利禄，富贵之乐。未得时，发愤以图；既得之后，意遂而乐。这是一种世俗者的“谋食不谋道”的价值观。而有道君子则坚持“谋道不谋食”的人生理想，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是“志於道”“志於仁”，不断地升华自己的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把追求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视为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当着两种价值观在思想上长期激烈斗争、胜负未定时，心灵无主，十分痛苦，所以子夏很消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子夏选择了“先王之义”，战胜了“富贵之乐”，在“君子谋道不谋食”价值观的引导下，从心灵深处找回了“自我”，所以，子夏心宽体胖。

快乐人生，实际上是一种“放下哲学”。所谓“放下哲学”，就是在人生道路上，只有善于适度地放下财富、权势、功名、美色和美言，放下工作压力和危机挑战，放下不必要的执着与偏見，放下人间的一切痛苦与恩怨，放下惊喜和恐惧，放下无限膨胀的贪得无厌之心，放下自己永远不能实现的盲目人生追求，才能在“放下”的微笑中度过自己的快乐人生。

有一个名叫黑指的婆罗门教徒，来到佛祖前，运用神通，两手持花瓶，向佛祖献花。佛祖说：“放下。”婆罗门放下左手。佛祖又说：“放下。”婆罗门又放下右手。然后，佛祖又说：“放下。”黑指婆罗门不解其意。佛祖说：“我並非叫你放下花瓶，而要你放下的是你的六根、六尘和六识。放下这些，你将从生死桎梏中解脱出来。” 黑指婆罗门这才了解佛祖“放下”的道理。

古代时侯，有一位富翁，背着许多金银财宝，去各地寻找快乐，也未能找到真正快乐。有一天，他看見一位农夫，就说：“我是—位令人羡慕的富翁，家有数不尽的财宝，有吃不完的山珍海味。但是，我却找不到真正的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农夫对他说：“快乐也很简单，放下就是快乐。” 富翁顿时醒悟，认识到：自己整日背负金银财宝，又怕人抢劫，又怕人暗害，忧心忡忡，哪有快乐可言？于是富翁将这些金银财宝救济穷人，大行善事。他从“乐善好施”中尝到了人生的真正快乐。

快乐人生，实际上也是一种“减法哲学”。南宋哲学家陆象山从“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年谱，《陆象山全集》卷三十六》)的世界观出发，认为每个人生而具有良心善性，德性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仁义者，人之本心也。”如果离开“先立乎其大”的内心上做工夫，而要到圣贤的书册中去求，到外在的物欲中去找，“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层层加码，日日加担，人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那就势必越求越远，越找越难。“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与赵监书》，《陆象山全集》卷一)遂造成“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的“限隔”局面。这种“限隔”局面的根源说到底就是一个“私”字。“自私”把个人从宇宙 “限隔”开来，把人心束缚起来，自然无快乐可言。人只有通过发明本心和尊德性的工夫，通过“去私欲”的自我解放的过程，达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方可成圣成贤。这种简易工夫，实际上是一种“减担子”的工夫，即减去自己心中的“要誉”“恶声”“利害”“得失”“声名”“祸福”的担子，减去自己身上要做圣贤，要知尽圣贤事、格尽天下物的担子。这些担子减去之后，人才自然轻松快乐。象山云：“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下）

只要真正把握了陆象山的“减担法”，从追求外在的物欲转向追求内心的道德，就等于把握任了人生快乐的方向和钥匙。所谓“减法哲学”，就是只有减去疲惫，减轻烦恼，减去心灵上的沉重负担，减去一些奢侈的欲望，减去没有价值的身外之物。减少了一次奢靡淫逸，就增加了一份灵魂的纯净与人生的宁静；减少了一次诽谤嫉妒，就增加了一份人际的空间与道德的高度；减少了一次应酬周旋，就增加了一份家人的亲情与生活的从容；减少了一次谄媚邀宠，就增加了一份人格的尊严与心灵的轻松。作为有理想有道德的人，应该宁愿不要车子、票子、房子，也要一份平平安安；宁愿不要灯红酒绿、轻歌曼舞，也要一份恩恩爱爱。从根本上，就是从人生的沉重物欲负担中减出轻松，减出自在，减出自由，减出快乐！人要放弃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放弃变质的友谊，放弃破碎的婚姻，放弃让你不快乐的事情，放弃没有意义的约会，放弃无聊的聚会，放弃爱错了的人等等。总之，只有勇敢地减去许多不需要的東西，才能从“减法哲学”中做一个快乐的人！

那么，如何才能“放下”人的贪欲、获得心灵愉悦呢？就是要善于适时地将人生的“痛点”转移到人生的“乐点”上去。快乐点在哪里？清代养生家石成金著有《养生镜》一书，其中《天基乐事》篇全面地论述了他的“养生八乐”之说。我们可以在他的“八乐”基础之上，将人生之乐归纳为两大类“十四乐”。一类是“天乐”，即人从自然之美而感悟到的人生之乐。“天乐”又主要分为三种：（一）“赏花观景之乐”：观赏花木，欣赏美景，娱目悦心，乐哉乐哉；（二）“玩月覌日之乐”：欣赏夜月，晨观日出，夕观日落，其乐无穷；（三）“听鸟玩物之乐”：听鸟语、玩宠物，悠哉悠哉。二类是“人乐”，即主要源于人的精神家园的心灵之乐。“人乐”又主要分为十一种：（一）“观画之乐”：品赏绘画，山水楼台，供我娱目，岂不乐哉；（二）“音乐之乐”：放歌吟诗，戏剧小品，随兴所至，乐自天来；（三）“美术之乐”：古玩瓷器，雕刻漆物，丝绸锦缎，尝心悦目；（四）“读书之乐”：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宽阔胸怀，岂非乐事；（五）“静坐之乐”：劳作之余，静坐休息，万虑俱忘，恬淡自乐；（六）“助人之乐”：以爱助人，人之报恩，一舍一得，乐在其中；（七）“知足常乐”：多欲则忙，寡欲则闲，多欲则忧，寡欲则乐；（八）“宽容之乐”：人若弥勒，宽则得人，宽则得福，宽则得乐；（九）“朋友之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呼!”（《论语·学而》）友从远来，“以友辅仁”，求学问道，互相切磋，不亦乐乎？（十）“亲情之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无灾无病）”（《孟子·尽心上》），血浓于情，其乐融融；（十一）“成功之乐”：千辛万苦，功成名就，有益于民，岂能不乐！等等。

不管是佛祖的“放下说”还是陆象山的“减担法”，就是在儒家的“君子谋道不谋食”价值观的指导下，只有在构建人的物质家园上实行“减法”，在构建人的精神家园上实行“加法”，适时地将人生的“痛点”转化成“乐点”，才能真正找到人生快乐，做一个快乐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