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习近平总书记在历次讲话中多次提及“和平发展”，以“和”文化的“和合”价值观，倡导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国际观。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和平发展”“和而不同，美美与共”都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高频词。“尊重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已为国际社会公认。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也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和”最早见于甲骨文，最初是指声音相应和谐，后来演化出和谐、和睦、和平等义。“和”在金文中有“和谐”“协调”之义。在先秦时期，“和”思想已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内心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平概念的基本内涵。“和”作为儒家提倡的一种美德，最早出现于《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旨义是和合而不苟同，也就是既要“和”，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有“和平”“和睦”之义，我国传统文化对此有多种角度的理解。孔子提倡将“礼之用，和为贵”作为治国的政治准则；道家经典著作《易经》中提出“保合太和”“万国咸宁”的说法，即提倡国家间的和睦共处；而墨子进一步提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提倡以“兼相爱，交相利”的精神来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以求得和谐的局面，体现了朴素的平等互利的思想。另外，“不苟同”就是不抹杀自身的独立性，尊重维护多样性，在取长补短的多元交融中实现统一的和谐，即“和”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相辅相成。
“和为贵”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儒家主张在治国理政或者处理人际关系时都要以和为贵，这反映了儒家的整体和谐思维。儒家的整体和谐思想主要包括天人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自我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本质上是一种内向防御型的和平文化，具有明显的道德主义倾向。
“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把“天、地、人”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关系。人应“畏天命”，天与人各守其职分，万物和谐相处。《乐记·乐论》提出：“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儒家和谐观的主要内容，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儒家不但重视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强调家庭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兄弟团结，就能和睦安乐。如果每一个家庭和睦安乐，就可以与亲戚、邻居、朋友等和平共处。《礼记·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使人不容易走极端，凡事希求平稳，这种处世态度无疑是有益于国际社会和平。中国传统和平思想作为一种多种因素共存共生、相互补充的系统，表现出了“以和为贵”“和平共处”“同舟共济”的价值观念，这些主张无不在追求普遍意义上的和谐，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和平思想主张通过提升自身修为达到内心的平和，进而达到世界的和谐。儒家提倡“慎独内省”，道家讲“形神兼养”，都是阐述如何保持人内心平和的道理。儒家构建社会秩序的模式是“内圣外王”，即自身强大而“内圣”，外界则效法学习并自愿或主动进行联合，非靠武力征服而“外王”。儒家注重心性和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先后次序来实现社会理想。“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一种不假外求的内省思维。孔子要求学生“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孟子曰：“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每人自愿修身，然后再推行礼仪，从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宁。这是儒家和平思想的理想境界。
实现和平首先需要人心灵的平静与和谐。人的欲求若任其扩张是没有止境的，如不在源头上加以适度约束就会导致欲海深壑，造成矛盾不断，冲突绵延，以致出现大的动乱。只要每个人的心灵境界达到“内圣”，消除内心的冲突，战争原动力就会失去，便会实现天下太平。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和而不同”，共生共存。“和而不同”不是指没有差异的相同，而是不同事物的共生共存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理念既不是一元论的文化，也不是强调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文化，而是崇尚多元文化，对外来文化一般采取一种兼收包容的态度。“和而不同”反映在国际关系上，就是主张“多极共存”，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这种理念有利于摒弃非此即彼的斗争思维，树立亦此亦彼的和谐共存思想。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因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而建构出不同的文明体系，但这种文明的多样性不应成为对抗甚至冲突的理由。存在差异性的行为体之间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以和平的方式交往，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共同发展。
儒家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以德服人是一种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思想。在儒家看来，得道者多助，得民心者得天下，仁义之兵无敌于天下。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古代主张天下一家，同邻邦友好相处，使“近者悦，远者来”，以道义力量使天下人的人心归顺。
中国素有“宣德于外”“厚往薄来”的民族传统。《尚书·尧典》描述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几千年来，“协和万邦”贯穿于中国人的政治、军事、外交历史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对“霸权”行为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西方霸权以霸道为衣钵，以力服天下。“霸权”总是在战争中得以实现，同人类的权势欲紧密联系在一起。近代以来，众多西方国家走上了殖民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道路。发动战争的动机历来是判断战争正义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到底什么样的动机和意图才是正当的，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儒家认为，战争动机是战争正义与否的前提，单纯为征服而发动战争完全是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不义之举。只有在利益受到侵犯时，出于自保而进行战争的一方才是正义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伴随着大国崛起的往往是侵略战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新型大国以和平方式依靠自身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来实现，这与以往依靠战争和扩张实现的大国崛起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从来没有谋求过地区与世界霸权，没有主动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与崇尚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想密切相关。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伊始，中国就已经确立平等互利是一种交往形态与交往方式；而和平共处原则是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五项原则体现的“独立”“平等”“和平共处”与“和而不同”具有精神实质上的传承性。特别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即保证各国有按照本国人民的意志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等权利，其他人或其他国家、组织不得以任何手段插手干预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保证了个体的独立性，是对多样性的尊重与维护，即对于“不同”的捍卫；但“不同”仍“和”，最终的目标是“和平共处”，在保持国家平等独立的同时，寻求各国的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是必不可少的。提倡“和而不同”，有利于调解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传统的“和”思想强调“天下一家”，以达到伦理认同和道德整合，追求以“大同社会”为核心的和谐社会理想，实现社会稳定。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和”既是一种重量的传统理念，亦是中华民族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基本理念。中国传统的和平思想致力于推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对和谐世界的整体性构建产生积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些主张，继承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一面旗帜。中国“和而不同”传统文化思想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今天构建中国和平价值理念提供了丰富的内涵，拓展了和平新领域。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在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