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以后，儒家学说的尊称由“周孔之教”演变为“孔孟之道”，这表明孟子的地位被大大提高了。孟子获得了亚圣地位，似乎孟子才是孔子学说的正统传人。因此，学界对至圣、亚圣思想的相同之处多有论及，但对其差异或者细微差异的分析研究似乎还不够。“信”德被汉儒确定为“五常”之一，实际上早在孔孟那里，这就是被他们所高度重视的。信德是儒家道德的保障与完成，在现代市场经济或者陌生人社会，信德显得更为重要。基于此，本文欲对孔子、孟子关于信德的思想做些比较研究，努力想厘清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同异，这也许是更为基础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信”之一词在古文中常见含义一般有五种：一，诚实不欺。《说文·言部》载：“信，诚也”；《字汇·人部》载：“信，悫实也”；《诗经·卫风·氓》载：“信誓旦旦”。二，相信、信任。《广韵》载：“信，重也”；《字汇·人部》载：“信，不疑也”；《易经》载：“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三，信仰、信奉。《广雅》载：“信，敬也”；《吕氏春秋·孟夏纪》载：“疾学在于尊师，尊师则言信矣”；四，确实，的确。《字汇·人部》载：“信，不差爽也”；《左传·昭公元年》载：“子皙信美矣”；《楚辞》载：“吾至今而知其信然”。五，伸张、张开。《孟子·告子上》载：“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信”之一词含义虽多，但有关于“信”德之“信”则主要是就“诚实不欺”，“相信、信任”，“信仰、信奉”这三个层次展开而论的。
第一，“诚实不欺”。《说文解字》中指出：“‘诚’与‘信’两字是互释的，‘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诚，信也”。段玉裁注：“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从字形上看，“信”字由“人”与“言”构成，可做“从人从言、从言从心”之解。可以看出，信是指人在说某些话时所产生的言而由衷，心口一致之诚。人自己所说的话是“信”的依据，因为只有在你说了话以后，才会产生让人在“信”与“不信”之间进行选择和评价，另外，只有你自己才能知道，你所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前者是“信”，后者是“诚”，只有内诚于己，才能外信于人。第二，别人是否能理解你说的话并且是否能由此认定你说的这些话是可信的，这是信德在人际间性上的“相信、信任”意。第三，让人甚至是大多数人相信到极致，则可由此上升为信仰，这是一种甚至可以超越理性的、最高等的信任。当然“信”的这种含义已经不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德”了，而是宗教学意义上的“信仰”意了。我们日常所说的信德主要是主体自我的“诚信”和人际间性的“信任”两种意义。
另外，在某种意义上，信德虽然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但有时它也体现出某种形式性，也就是说，是否诚信，也可能不是最终的至善价值，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诚信都体现出一种善，比如对患癌症病人说出他的真实病情，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一种真诚，但恰恰这是一种恶而非善。另外，对他人之“相信”“信任”也不是建立在盲目、盲从基础上的，对一定信仰的坚守更不是一种非理性的疯狂，而均应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孟子就曾提出信与不义“唯义之从”的思想原则。
在《论语》中，“信”字总共出现了38次，可见孔子对“信”德之重视。孔子从多维度阐发了“信”德的内涵、价值、与实践规范。
信德包含什么内涵？有什么价值？在孔子看来，第一、信以立身。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由此可见，“信”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成人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人做人缺乏诚信之德，在某种意义上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尊严和资格，人们就对他不知其可了。这和车无制动装置一样，就无法行驶了。诚信乃立身之本，做人之基。第二，信以处世。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这里的“信”德更多的体现在与朋友相交的过程之中，是人际交往的维系点，同时体现出人要对朋友言而有信，遵守对朋友的承诺，这样也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或者亦可以说，如无“信”，则不足以为友。虽然这里强调信德的主要适用范围是朋友一伦，但文中所说“为人谋而不忠乎？”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忠信”义，即对别人要有善意，且真诚的发自内心，这实际也包含有“诚”的意义，这也是传统中国“忠信”连用的原因。第三，信以为政。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尧曰》）这里不仅体现出治国要以“信”，得民心、驭民也要以信，如果治国者、上位者无法做到“信”，那么也就无法获得百姓心里的认同与归顺，甚至还会让百姓认为这是一种上位者对自己的苛刻与虐待。“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段话又可以看出孔子对信在政治治理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按今天的话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国家治理中，经济与军事的硬实力固然重要，但信这个道德的软实力更加重要。孔子从修身做人、人际相处和治国理政三方面论述了信德的内涵和价值，可谓是全面周严。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实践信德呢？第一、做人要言行一致，行重于言。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子曰：“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由此可以看出，若要做到“信”德，首先是要言行一致、言出必行，只说不做不仅无法取信于人，甚至会产生乱德的现象，这一点显然为君子所不耻。第二、待人要勿欺、无隐、光明磊落。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论语·述而》）这一点可以说是“信”德的本质内涵规定，如果本可言而不言，显然也就无法做到坦诚待人，无法坦诚待人一旦为人所察觉，自然也无法取得他人的信任。第三、勿易诺，易之有则。正是因为信德是言出必行，言必信、行必果，因此，人一定要慎言，不然就会犯老子所说的“轻诺必然寡信”的错误。这也就是孔夫子为什么认为“木讷近仁”的原因吧！孔子认为如果许下承诺，身为君子本应该去践行，如果无法践行，就不要轻易许诺，这也是孔子不轻易许诺的原因，孔子对不违背诺言之人是很赞赏的，认为子路就可以做到无宿诺，但是孔子也提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如果只知道一味的遵从，不知变通，亦是不可取的。四、勿轻信，信之有方。虽然《菜根谭》言：“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孔子也说：“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这些都说明人不可先怀疑他人，并且即使是君子、贤人也是可能会被欺骗的，但是可以通过察言观色、观察他人的行为来检验自己是否被欺骗，正所谓：“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以他人的容色、神态、行动，作为检验是否可信的最终标准，这不仅是道德，更是一种智慧，其也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对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盲目、盲从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理性分析、观察验证基础上的处事原则相应。上述关于如何实践信德的思想也是很全面而智慧的。
《孟子》中“信”共出现30次，其中以相信、信任的意思居多，较之于孔子，似乎多强调下对上的单方面的信任，除了讲求在朋友方面的信任以外，似乎更多了一些对平等性的忽视，比如说：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孟子·尽心下》）
孟子之“信”德同样也有以下几个维度：第一、信以立身。孟子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孟子·告子下》）“信”德是人之尊严与秉性，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第二、信以处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明确将“信”作为朋友相待的基本伦理原则，并将之提升为“五伦”之一，可见其对朋友之“信”的重视。第三、信以为政。孟子曰：“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尽心上》）“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通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信”德对于国家的安定，对于仁政的贯彻、执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如何实践“信”德？孟子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要求：第一、言之则行，弗行则去。“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孟子·尽心下》）孟子曰：“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之，则去之。”（《孟子·告子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由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孟子与孔子一样，其也提倡言行的一致性，也同样以是否行之来作为是否可信的标志，并且孟子也同样不拘泥于小信，以最终的大信或者说义作为是否坚守诺言的最终原则。第二、圣贤教之，以达信德。“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荣富贵；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如想要人们拥有“信”德，就需要圣人与国家提倡、教化，这可以说是把孔子的信德思想加以落实的举措。第三、观色查眸，听言验行。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离娄上》）一个人是否可信，他的身体、神色是无法欺骗人的。真实情绪会通过人的眼睛、容貌表现出来，由此，观色查眸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观言察行的方法是考察人际之间有无信德的重要方法和智慧，和孔子所说的观其言而察其行的思想智慧亦是一脉相承的。
通过上述对孔子、孟子“信”德的疏理，可以看出，在“信”德方面，孔子、孟子思想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传人，对孔子信德思想多有承继，在内涵、价值与实践诸方面的论述上具有精神实质的一致性。概括起来看，这种相同之处表现为：
第一、同样重视“信”德对于立身行世和政治治理的价值。关于“信”德，孔子和孟子都同样给予了足够多的重视，孔子认为“信”德是君子修养、为人处世、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必然要素，孟子继承发展了这种思想，认为信德是人的尊严和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人与人相交、特别是朋友相交的基本伦理原则，并直接将“信”德列为五伦之一，将其看成是道德价值的基本标准和伦常规范，还具体论述了信德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
在孔子看来：“执德不弘，通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论语·子张》）在孟子看来：“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荣富贵；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而且，在内涵方面、涉及维度方面两者话虽不同，但其内涵却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同样强调了“信”德的重要性，并将“信”德看作是基本的价值追求与道德规范，认为“信”德贯穿于人之始终，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认为信德是不可缺少的，是人之为人并且教育弟子的必要条件。同时，二者对“信”德的描述在《论语》、《孟子》中占有很大的篇幅，由此就可一窥“信”德在二人心中所占的地位。
第二、忠信并举。孔子提出：“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孟子提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荣富贵；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由此可见，二者均将“信”与“忠”相连接，其中孔子有6次提到“忠”信，而孟子则有4次提到“忠”信。
为了理解二人将“忠”、“信”相连接的原因，有必要在此处说明一下“忠”的含义。段玉裁注：“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此与慎训谨同义。尽心曰忠”。由此可以看出，“忠”在于尽心且敬，简单来说，就是尽心尽意。古人就有“中心为忠”之训，所以忠和衷心、尽心、敬心有关。《广韵·东韵》载：“忠，无私也。”所以，“忠”在于无偏私，这里的无偏私，不仅包括子女对父母的“忠”、“孝”，也表现为不因个人的“小私”妨碍国家的“大公”。《尚书·伊训》又载：“为下克忠。”此处的“忠”在于律己。对他人的“忠”，有时候也会要求自己摆脱一些外在的、可能导致“不忠”的诱惑，这时候就需要在内心建立起不断约束自己、克制自己的强大法则，当然这里的人，不仅是指国君，也包括亲人，朋友。由此，所谓“忠”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尽心且敬。二、无有偏私。三、克制律己。
朱熹有言：“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亦言：“但是发于心而自尽，则为忠；验于理而不违，则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发”。由此可以推出，“忠”比“信”更为根本，“信”由“忠”所衍生，或者说信必出于“诚”，“诚”就是心口一致，而由中心或衷心发出，就是忠，因此，忠是信的基础，就像诚是信的基础一样。另外，信是说到做到的言行一致，这必然包括实质性的道德义务的履行，而任何一种道德义务都是尽心竭力以为人谋的，因此，要真正做到信，也必以忠为基础。可见，无论是从心口一致还是言行一致的角度看，信德必以忠德为基础，这也就是孔子孟子为什么均是忠信对举的原因吧！可以说他们都把握了信德的内在本质。
第三、为“大信”舍“小信”，以义为则。信德在儒家道德规范体系中，是一种保证性、实践性的道德，它不具有最高意义的实质价值，相对于仁、义，它可能是一种次生性道德，因此，当信与仁、义发生矛盾时，孔子、孟子都是强调以义为则或者说是义以为上的。守义是“经”，遇到义与信冲突时，就要行“权”，知变通。在“信”德方面也是这样。孔子孟子不仅都强调不可轻易许诺，而且强调许诺之后，就应该努力践行，否则就会很容易产生巧言乱德、巧言乱信的现象。但是“信”并非完全不可舍弃，在一些“大信”面前是可以舍弃“小信”的，而舍弃的最终标准就是“义”，正所谓“以义为则”。正如孔子所云：“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君子贞不谅”（《论语·卫灵公》），“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孟子亦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在他们看来，不分情况的信守承诺，与小人行径无异。
《论语正义》载：“《表记》云：‘义者，天下之制也。言制之以合宜也。’”《尚书正义·泰誓》中，也有类似的讨论：“义者宜也，动合事宜。”李泽厚认为：“‘义’与‘仪’、‘舞’相关，源于巫术仪式中的规则，此‘义’和‘仪’后来又理性化为合礼的、具体的言行举止，再抽象化则为合宜、适度、理则、应当、正义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义”有恰当、合宜的意思，指做事应该符合及遵循的道理、原则。“义”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标准或行为准则。一个人的行为所守之信当然要以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基础，比如，如果遇到一伙歹徒正在追杀好人，遇到了你，问你：刚才是否看到有人从哪边跑了？你这时如果还“诚信”的将路线告诉歹徒，你这不是在帮歹徒追杀人吗？这肯定是不义的行为，这时是否诚信，就要将“义”作为选择标准。信否？须视义而行。当然古代尾生“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的故事的悲惨结局，更是形似守信而不知灵活变通的愚昧之举。正所谓：“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当然，虽说可以为“大信”去“小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信”德视为一种可以随时舍弃的东西，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当“信”与“信”、“信”与“义”之间发生冲突时，才可以如此选择，才可以“以义为则”。孔子孟子这种是否守信要以义为则的思想，可以说是对信德所维护的、更重要的道德原则（“巨经”）的坚守，是儒家“经权”思想的直接体现，也是一种鲜活生动的人生道德智慧。
孔、孟的“信”德虽然有很多相同点，这可以理解为是孟子对孔子思想的一种继承，但细细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信”德也有不同点，这些不同点除了孟子对孔子“信”德思想的发展外，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也彰显出二圣在思考形成“信”德的过程中，其对信德来源、如何培养人们的“信”德等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导致了他们信德思考的最终落脚点的不同。
第一、信之何来？
孔子有言：“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论语·季氏》）但是他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论语·述而》）又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由此，相较于与生俱来，孔子更强调的是后天的学习，认为：“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一个人“信”德的培养，虽然有可能是生而获得的，但是这样的人很少，至少孔子不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更多强调的是后天的自我修养、后天的教育、后天的学习，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孔子将“信”德列为其教育的重要内容，正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而孟子虽然也认为应该：“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很明显地提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在此处，孟子虽然也有强调后天的学习，强调后天教化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信”德是先天的，是人生而有之的，人要获得“信”德在于“反求诸己”，在于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即使提倡后天的道德教育，无非也是将后天的道德教育视为反求自己内心的一种手段。这是孟子证明其人性善理论和反求诸己的修养方法的理论论证之一。
总之，孔子侧重于“信”德是后天获得的，在于后天的道德教育和修养，而孟子则把“信”德视为人与生俱来的先天本能和本性。孔子只说“信”德对人尤其是君子是至关重要的，却很少讲为什么，孟子不仅申明“信”德对人的重要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而且阐明了其中的原因。因此，孔子所讲的“信”德属于形而下的存在，只具有道德属性而不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而孟子所讲的“信”德直接由上天所赋予，将其看做是上天赋予人的爵位，这使“信”德具有了形而上的意蕴。这进一步从信德的角度论述了人性的高贵，强调了人在道德上的主体性、能动性，彰显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是对孔子思想的发展。
第二、诚之扩展。
孟子提出：“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孟子·万章上》）孟子首次把“诚”与“信”相结合，这意味着孟子在“忠”与“信”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不仅是因为孟子将“信”德看作是天爵，赋予了其先天的道德意义，而且在于其对“反求诸己”的强调。
那么“诚”有何内涵？何以将“诚”的提出看作是孟子对孔子思想的扩展？《尚书·大禹谟》载：“至诚感神。”“至诚”感动了神明，此处之“诚”主要是指祭祀者敬畏鬼神所存有的诚实不欺、虔诚祈求的心态。《周易》认为：“闲邪存其诚”、“修辞立其诚”，此处之“诚”是一切修养的根本出发点，倘若心无诚，就别无可言了。《诗经》载：“申伯还南，谢于诚归。”此处的“诚”摆脱了原始宗教祭祀的色彩，已经有了人伦日用的心理情感。这里可以看出，“诚”逐渐摆脱宗教色彩回归人伦规范的过程，“诚”的基本含义是内心要做到真诚无欺，内心达到“至诚”的状态，甚至由于达到了这种状态，可以使他人从心底信服自己的想法，这种状态是一种能感动神明的虔诚状态，这种状态强调的是内心的真心实意、诚实无欺。
那么，“信”与“诚”的关系是什么呢？朱熹认为：“信不足以尽诚。”由此可见，“诚”比“信”的涉及范围更加广博，约束能力也更为严格。更加突出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的特点，“信”必由衷，无诚则无信，通过“诚心”则可达到“诚身”和“至诚”。
“诚”是一种内心真实无妄的状态，而“忠”则是由心中“由衷发出”，可见，“忠”又是以“诚”为基础的。“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者是天之道，这使诚具有某种本体价值的本源性、根本性。思诚者，人之道也。由“心中衷心发出”的“忠”最多也就是一种思诚的活动，因此，作为天道的诚肯定就成为“思诚”活动的“忠”的基础。孟子将孔子的“忠信”思想发展为“诚信”思想，不仅使信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而且使诚信这一德目变得愈益清晰，即“内诚于己（心）”，才能“外信于人”，是对孔子信德思想的重要推进和发展。
第三、信成仁人与信成仁政
孔子提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辱，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而孟子提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尽心上》）需要弄清楚的是，这并不是说“信”德在孔子看来不能用于施行“仁政”，也同样并不是说孟子之“信”德缺乏对“仁人”培养的强调，而是说孟子是将人们“信”德这种道德质量的养成作为实施仁政而获得的收益来看待的，而孔子虽然也有把“信”德推广到政治领域，虽也有强调“仁政”，但是“信”德的重心仍然停留在人伦道德范围之内，停留于对君子人格的培养方面，认为“信”德是成为“仁人”之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这种倡导信德的最终目的与落脚点还是有细微差别的。孔子的最终落脚点体现在人本身之上，强调的是人本身道德质量的完善，道德修养的提高是基础，自然信德也有益处世、有益政治，但其基础却是人自身的完善。而孟子由于其对政治的强调，“信”德更多的体现为是一种仁政实施之后的一种结果，即使其也提倡人们要修习“信”德，最终也是为“仁政”的实现做准备的。
“信”德是儒家伦理和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和孟子，其思想中都包含了丰富的信德思想。他们对信德的内涵、价值与如何实践信德都有很多相同的论述，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信德思想。在信德来源方面，孔子更强调教育养成，孟子比较强调内在心性。在信德基础方面，孔子更加强调“忠”，而孟子更加强调“诚”，在信德的社会作用和落脚点上，孔子似乎更加强调信以成仁人，孟子更加强调信以成仁政。
信德是儒家五常之一，在传统中国它是人的一种美德，是人际交往之道，也是伦理政治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信不仅应是国民的一种美德、社会生活的伦理基础，更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制度，才能使现代诚信的作用范围越广、作用越大。但无论如何，孔子孟子所提出的信德思想都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统美德的价值渊薮，今天，我们更为细致地研究探讨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同异，这不仅为儒学研究所必须，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