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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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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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 | 今日之中国依然走和平发展之路
发布日期: 2019-12-27 浏览次数:165 来源: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 作者:彭林

彭林,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
 
    梁启超将中西文化的特征归结为,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学界对此疑惑不解者不在少数,最常见的质疑是:礼如何可以治国?质疑者将“礼”理解成英文中的“Ritual”,解读为礼节、礼貌,故而自然得出礼治之说太过荒唐的结论。这是近代以来用英文翻译中文引起的典型的误读之一。
    中国文化中的“礼”,几乎无所不包,远远不是Ritual所能涵盖的。例如,《周礼》一书,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与宇宙六合相当,由此可知,天地四方无一不在礼的范围之中。
    任何社会的治理都离不开法,中国亦然,儒家不可能迂腐到不明此理的程度。但是,儒家认为理贯穿万物,凡是有理贯穿者亦即是“礼”;因此,《周礼》中的夏官大司马主掌军政、秋官大司寇主掌刑罚,均属于《周礼》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在西方人看来,简直无法理解。故“礼”与“理”相同。理无所不在,故礼亦无所不在。礼治实即理治,或说德治。法治包含在礼的当中,自然合情合理。
    需要指出的是,礼与法并非等量齐观,在不同情况下,两者的轻重大有讲究。在天下安定的常态情况下,是德主刑辅,以道德引领为主导,与礼乐为规范,而以刑法谓底线。在非常态情况下,例如发生战争或暴乱,则当果断出手,荡平寇乱,使社会恢复稳定,此即“刑乱国用重典”,与平时的“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显然不同。
    儒家素有文武兼备的传统,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如文王以德号召民众,经由普遍的道德教育来壮大正义的力量。武王吊民伐罪,替天行道,消解不安定因素。文是前进的目标,武是文的保障,两者亦有轻重之别,所以,尽管武王克商,建立西周,而周人歌颂文王远多于歌颂武王。此为正确认识儒家礼治、德治的重要视角。
    当今之世,一霸独大,天下纷乱,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动荡不安。社会向何处去?中国人何以自处?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时下的局面与战国时代颇为相似。如何结束战乱,平定天下?当时有所谓“王道”与“霸道”之争。王道主张是“施仁政”,除轻徭薄赋之外,还包括“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霸道则主张以暴力征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当今各国的政治家、外交家的态度大致亦是如此。
    孟子继承孔门学说,反对武力征服,提倡仁义礼智,主张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坚信道德的力量。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最终平定天下者,必定是深得民心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持积极的备战立场,不挑起也不怕战争;只要立国以德,赢得万民拥戴,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对于关系并不和洽的相邻部落,不可动辄诉诸武力,而要以道德感染力吸引远人归附,“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即使是在那样的乱世,儒家都坚守道德理想,绝不走霸权之路。这些思想深入人心。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以德为灵魂的礼乐文化,终极目标是走向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儒家的礼乐修身之道,要求人人以“仁”为内核,以孝亲为起点,树立起爱心,然后推己及人,推广到天下人的父母,达到《孝经》所说的“博爱之谓仁”。儒家文化是内敛型的,教人反求诸己,自省自强,而不是走外向扩张之路。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与礼治学说具有和平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尽管历经艰难险阻,甚至受到外敌的欺压与蹂躏,但绝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环境有多险恶,中华民族将继续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练好内功,做大做强,必将成为和平发展的成功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与典范意义。(来源:摘自《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论文集·儒家礼乐文明与中华的和平发展之道》 作者: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