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26日，“儒家文化与新时代国家治理”学术论坛暨《洙泗儒话》首发式在孔子研究院成功举办。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孔新峰在论坛上发表题为《家国之理与国家治理》的主题演讲。现将演讲内容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非常感谢干春松教授的介绍！作为土生土长的曲阜人和世居于此的孔子后裔，能够受到久负盛名的孔子研究院的邀请，回到家乡向各位先进请益、向各位父老汇报，我非常高兴和激动！
国家治理是近年来火热的学术界乃至实务界话题。就像刚才干先生所说，我曾在国家行政学院工作过八年。2009年于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毕业后，我到该院政治学教研部任教，彼时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国家行政学院的英文院名给改了，从原来的China National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改成了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英文院名改易的核心一条，是把侧重“行政”的Administration改成了侧重“治理”的Governance。当时更多地是想因应国际行政学界的大趋势，彰显当代世界“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足鼎立”“全球化与在地化交相辉映”基本格局之下、更趋衡平和多元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四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史无前例地使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提法，“守正创新”后的“国家治理”进入官方话语，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甚至逐渐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指向；而刚刚闭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对我国国家治理进行了系统总结、经验集成、理论升华，做出今后30年“三步走”的战略擘划。
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家国之理与国家治理”。就在前两天，我开始为山大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讲授“传统中国治国理政智慧与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系列课程。在这门课上，我遴选出12个关键词作为基本线索，即“奉天承运、多难兴邦，政者正也、民惟邦本，家国之理、普天之下，制礼作乐、为政以德，选贤与能、义利并举，其命维新、长治久安”。应该说，这12个词都体现儒家的价值内涵，都在中国政治史中有切实的制度呈现，且能很好地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里提到的当代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相呼应；甚至说每一个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都有若干关键词相呼应。其中之一，便是今天汇报的“家国之理”。
“家国之理”与“国家治理”，二者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儿相似。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成龙先生和刘媛媛女士合唱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国家》，歌词里说到了“家国同构”：“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谈到了对“家富”和“国强”孰先孰后的认识：“国强”才能“家富”，所谓“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还隐约透露出中国人理解的理想国家治理体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之理的“物理”的体系，同时还是强调人心之理与人伦之理的“心理”“伦理”的体系，那便是：“国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以和矗立”，惟其如此，才能使“国和家连在一起，将创造地球的奇迹”，才能让我们自豪且自信地高歌：“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我爱我国家”。大家可以看到，在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家”与“国”这两个词，构成了一个新词“国家”。无论是强调自然与人文风物的“国土”（country），还是强调法律与政治制度的“国制”（state），抑或强调血脉、文化及政治共同体的“国族”（nation），上述种种意象可以说尽收“国家”这个新词之中。但是，中国人传统中理解的“国家”，其机理实际上是“家国”，两个汉字颠倒位置，意趣大有不同。我重点从历史中国的“家国之理”、“家国之理”的现代困局、以及国家治理的“家国”维度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阐述。
从古典政治观之，古希腊城邦与周天子封邦，分别奠定了深刻影响中西政治文明走向的“城国”（City-State）与“家国”（Family-State）想象。前者假定“人是城邦（‘政治’）动物”，后者主张“人是家的（‘伦理’）生灵”。周初封建，周天子富有“天下”（“四海为家”）而建“国”，诸侯有其“国”（“以国为家”）而立“家”，卿大夫有其“家”而为次级卿大夫置“侧室”，如此层层封建，实则构成基于宗法血缘的一层层的“大家”与“小家”。《大学》首章，被朱熹尊为“经”，被王船山称为“圣经”，明确说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而“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离娄上》则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朱苏力教授曾指出，农耕社会的“齐家”是历史中国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维度。“家”是儒家学说的逻辑起点，也是传统中国人“修身”的物理与心理的栖息所和养育场，人性、伦理和德行的生成在“家”。爱有差等，施自亲始。从“亲亲”亲子利他、亲缘利他，到“尊尊”“贤贤”超越亲缘之爱的衍生处，也在“家”。“家”与“国”并非截然两分，小“家”是大“国”的缩影，“国”政是“家”政的扩大化，“家”是“国”的根本，“家国”秩序的维系以“家”为圆心。此乃中国古代宪制“家国同构”的基本模式。“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体现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打通“心理”“伦理”与“治理”的鲜明特质。
秦汉帝国以郡县天下取代封建天下，但宗法制之下的“家国天下”结构没有实质改变。而中国的国家制度构建运动是“早慧”而“早滞”的。就“早慧”而言，东周列国军事争斗与诸子思想争鸣塑造的儒法帝国，蕴含了西欧在约18个世纪之后才逐渐发育出的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的诸多理性化成分，例如，强调基于官僚制的行政理性，有皇权之下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与包容性，有较为鲜明的礼法治理品格，重视观念濡化等等；然而，就“早滞”而言，较之西欧现代“国民国家”所具备的若干功能特征（如公共性）及结构特征（如分殊性与自主性），特别是较之“高扬国家主权与个人主权、直接建立二者勾连而打消中间层”的自由主义国家建构学说，传统中国“家国天下”重“家国一体”而忽“家国之别”的理论缺憾日渐彰显。要知道，德国公法学家吉尔克（Otto Gierke）曾将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建国逻辑精辟地概括为“国家主权”（Sovereignty of the State）与“个人主权”（Sovereignty of the Individual）这两大“核心原理”（two central axioms）。中国近现代发生的家庭革命、国民塑造等运动，便或多或少受到上述理论逻辑的激发，更受到“三千年未有之变”的国势困局的激荡，一度试图以极其激进的方式消灭“家国”以拯救“国家”，但“家国”迄今仍然顽强地存活着。虽然传统家族主义和家国模式的宪制秩序似乎难以为继，但普通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和“家国情怀”依然浓厚。
然而，当此“乡关何处”之时、“家国焉在”之际，中国乃至世界的有识之士却发现：现代“个人”乃是理性主体进而是权利主体，而儒家之“身”更强调关系性的德性主体，在“权利话语”（rights talk）盛行之余，价值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现代“国家”在“上帝已死”的情境下，成为人造的神祇“利维坦”，但也因为对“家”的涤荡和对“天下”的桀骜，使“国家理性”屡有畸变为“国家主义”的危险。“家”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生活意义的丧失、治理成本的高企乃至认同政治的挑战。当代人类面临的许多突出的难题，习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讲话中例举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
因此，推进具有中国品格、中国气象乃至世界担当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亟待将化解“家国矛盾”、塑造“家国合力”作为当务之急。“国”与“家”在当代中国的“破镜重圆”有很多的体现，特别集中在生育政策、丧葬政策、教育投资、美德养成、基层治理乃至“拟家庭化”的“命运共同体”等方面。我们不妨看看近一年来党和国家颁布的诸多政策，其中对“家庭”作用的重视可谓空前彰显。例如，2019年10月《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作为着力点”，要求“完善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相结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突出“家庭”在公民道德培养中的重要性；又如，2019年11月《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多次提及“家国情怀”，并提出“丰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注重运用仪式礼仪。……鼓励居民家庭在家门前适当位置悬挂国旗”等；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也强调“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2019年9月《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明确表示“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2018年国办印发的《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亦明确将国家荣誉与家国荣光相结合，规定“光荣牌称号统一为‘光荣之家’”。
反思前述所谓现代社会“基本格局”，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应同时防范特定个体或群体无节制的“至上”话语，除了天道追求与天下担当，还应对久已被污名化和低估的“家”的价值，予以更加审慎公允的看待。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甚至在基于中国经验、富有中国气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构建中，均宜念兹在兹、久久为功。（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孔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