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孔子持何种女性观这一问题，学界历来纷争不断，得出的结论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截然相反。最富争议性的是《论语·阳货》篇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句话。关于“女子”与“小人”的解释，有两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一是仆隶下人说。朱熹认为“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则无二者之患矣。”钱穆亦持类似观点，他是这样解释的:“此章女子小人指家中仆妾言。妾视仆尤近，故女子在小人前。因其指仆妾，故称养。待之近，则狎而不逊。远，则怨恨必作。善御仆妾，亦齐家之一事。”[1](p464)一是女子小人说。杨伯峻与李泽厚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孔子所指的“女子”与“小人”与现代意义相同。李泽厚认为“我以为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妇女性格的某些特征”，“应说它是心理学的某种事实，并不必含褒贬含义。”[2](p309)笔者认为，以上几位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剥离了特定的历史语境，只局限于对文本的章句考训，误入了主观主义的怪圈，故而没能突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藩篱。笔者认为，如果结合西周及当时鲁国的社会背景，同时以《论语》全篇反映出的整个孔子思想体系来宏观考量，得出的结论会更为客观一些。
一、西周及之前女性地位概述
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刚刚由野蛮步入文明，早期人类开始有了自主意识，其生存经验远远不够，为了最低限度地保障生命和种族的延续，只能选择群居。氏族社会内部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男性负责狩猎和防御外来入侵，女性则负责采集野果和繁衍后代等，后者因自然的分工较容易地掌握了经济大权，因其具备生育能力又被赋予了神圣性，由此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个阶段即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期。
随着先进生产工具的出现，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得以不断发展，男性身体素质方面的天然优势越发明显，他们开始在生产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私有制伴随着集体劳动成果的剩余而出现，为了保证私人财产的合法继承，男性与女性从而结成固定关系，婚姻制度由居妇家制过渡到居夫家制。至此，上古社会进入父系氏族时期。
按照“殷唯有小宗，而周立大宗”的说法，到了殷商时期，确立了唯有五世之内予以收族”的小宗制。到了西周时期，周公等人开创性地确立了以“本支百世”意识为指向的大宗制。大宗制是以嫡庶之制来处理统治家族内部的父子关系，而用宗法与封建来处理统治家族内部的兄弟关系，实现了血缘上的亲亲之义与政治上的尊尊之义的结合，这样就得以团结基于氏族血缘分化而日益陌生化了的族人，克服了集团力量的总体削弱，从而得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一开创性的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周文化较之于夏商文化的高度，巩固了周王室的统治，社会也得以安定繁荣[3](p129)。
我们知道，周公还在夏商两朝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礼乐制度来阐释大宗制度。《论语·为政》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礼记·明堂位》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他的改革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当时对于巩固西周统治和社会安定，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过分讲究尊卑而带来的种种弊端，比如改革中的一些针对女性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就严重削弱了她们的权利和地位。《周易·说卦》载“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周易·系辞上》载“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礼记·丧服》又载 “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男尊女卑”，“三从之义”，说得已然十分直白。另据统计，《周礼》中共收录官职三百六十余种，总人数达数万，但女官只有二十余种，比例不足总数的百分之六，而在这少得可怜的份额中，除了少数宫妃之外，其余大都是地位低下，类似奴仆的职位而已[4](p64)。
二、早期鲁文化中的女性地位
鲁文化与西周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一直遵守并践行着宗主国的礼乐制度，且被认为是各诸侯国中保持周礼最为完备的地区。鲁国人把“男女之别”作为“国之大节也” ①，提倡“男不言内，女不言外”②，“寑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 ③。鲁国上下强调男女有别，女性被牢牢锁在“寝门之内”。翻阅《左传》有关鲁国的记载，除了穆姜等极少数女性多次出现、形象稍显丰满之外，其余大都因“剧情”需要而一笔带过。史料的少寡说明两点，一是史学家认为鲁国女性的历史不值得着重书写，二是被“囚禁”了的鲁国女性根本没有多少内容可写。
在这种状况下，鲁国女性的活动范围逐渐被缩小在较轻体力劳动、相夫教子与照顾老人方面，或者说她们的职责逐步向家庭内部倾斜，其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分工最终定型并内化为一种心理自觉，固化为社会价值观。自然而然，她们的性格多表现出守礼、顺从、贞静、节义的特质，以上层贵族女性为例：
《列女传·贞顺传》载，伯姬离开鲁国的时候，因为宋共公没有亲自上门迎娶，伯姬觉得其行为十分不合礼制，虽然“迫于父母之命而行”，但却拒绝与宋共公同寝。
《国语·鲁语下》载，“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礼记·檀弓下》也记载：“穆伯之丧，敬姜昼哭；文伯之丧，昼夜哭。”因为有着“寡妇不夜哭”的规定，儿子文伯死后，母亲敬姜要求儿媳们以礼自律，做到“无瘠色，无洵涕，无搯膺，无忧容，有降服，无加服”，以求保全文伯不好内的好名声。
《左传·襄公三十年》载，“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傅母没有及时赶到，伯姬因“妇人之义，保母不在，宵不下堂”葬身火海。穀梁赤在《谷梁传·襄公三十年》中褒奖了这一做法，“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
然而，鲁国贵族女性这般性格却并没有带来多少好处。尽管身份尊贵，她们仍然难逃以联姻的名义被作为政治交易筹码送来送去。鲁国国君之女外嫁周边方国④诸侯者，据《春秋》经传所载计有七人,她们的结局大都是默默忍受、被遣或早亡。《国语》曰“夫婚约，祸福之阶也。由之利内则福，由之利外则祸”，嫁女与否是以国家祸福利弊来权衡，至于亲生骨肉的幸福问题就不得不牺牲了。至于普通女性，她们的权利和尊严就更没有保障了，在此本文不再赘述。
三、《论语》中有关女性的记载
（一）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论语·季氏》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论语·子罕》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论语·卫灵公》
齐人归女乐，季恒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论语·微子》
《论语·八佾》篇中的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仅是讲女色，重点是在礼仪和音乐。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严于律己，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以周之礼乐来完善个人修养、净化心灵。身为一国之君，更须担当起富国安民的责任，一味沉迷于女色而放弃德行的修为，孔子断然不能接受。以上几处表明，孔子重德轻色，没有将女性为玩物。
（二）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论语·学而》
孟懿子问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丧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论语·为政》
孔子常常谈及“孝”。他讲侍奉父母要竭尽全力，做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而不违，劳而无怨”。孔子重视孝道，强调家庭伦理关系。又比如《左传》之“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寤生，其母姜氏恶之，且偏袒其弟共叔段，以至于有祸起萧墙之风险，庄公却只言一句“姜氏欲之，焉辟害”。兵变平息之后，庄公又“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姜氏，其堪称行孝之完美典范。
（三）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论语·公治长》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论语·先进》
孔子编订了《诗经》，里面有很多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在此不复累赘。有人引证以上几处，说孔子包办婚姻。撇开当时的时代背景不说，我们应该看到孔子所选婚配对象皆是有操守之人，他是将德行而非权势和富贵看作安身立命的根本。相比于把子女作为政治筹码的贵族阶层来说，在这一点上孔子要进步的多了。
（四）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论语·泰伯》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论语·雍也》
关于“子见南子”, 《史记·孔子世家》亦有记载，不妨拿来参考：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南子掌权且在男女问题上行为不检，但国君之妻召见按礼节孔子却不能不见。在子路质疑之后，孔子指天发誓，“如果我的行为，有不符合礼制的，连上天都会厌弃我，连上天都会厌弃我。”在这一事情上，孔子可谓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究其原因乃是孔子严格践行“克己复礼”的内心操守使然。但我们亦应看到，孔子完全把女性排除在政治事务之外，肯定有“妇无公事”的思维作怪，此处揭示出其眼界的局限性。
四、结论
人首先是社会的人，是不能脱离时代背景而存在的，我们没必要过于苛责孔子，或者非要替其辩解不可。我们要本着客观的精神，而不是带主观色彩来判定事实，否则就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本文的结论是，受鲁国文化的大背景影响下，孔子思想里多多少少带有些许轻视女性的观念的，但与同时代相比，他却要超前和进步的多。尽管有瑕疵，但这丝毫不会抹杀孔子的伟大形象和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相反一个不完美的人，却更具有难以辩驳的真实性和鲜活的生命力。
正如著名学者杨朝明所言：“近代以来，无论是守护传统还是反对传统，分歧或许仅是其心中‘传统’的重心不同。我们要看到‘帝制中国’片面强调‘君权’‘父权’‘夫权’，也必须看到后来反对‘封建性糟粕’时对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扫荡，以至于简单粗暴地对待博大精深的孔子思想与传统文化。理清脉络，是为了补偏救弊，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时做得更好。”[5](前言p2)我们研究孔子一方面要回到他的时代去探寻源头，另一方面要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用开放的国际视野去观照、升华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让其成为服务百姓精神生活，指导心灵的一盏明灯。当下已非蛮力时代，而是靠头脑和智慧取胜的知识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心智的逐渐熟，人们会更加理性地看待并尊重男女之间客观存在的生理、心理差异，借助各种社会手段和国家保障制度来消弭其带来的社会差别，将来某一天一定可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注释：
①出自《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②出自《礼记·内则》。
③出自《国语·鲁语下》。
④《周书·明堂解》：“周公摄政君天下,弥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方国指众多独立的小国。
⑤以上几处引文皆出自《论语》。
参考文献：
[1]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 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3] 陈赟.“殷唯有小宗，而周立大宗”:关于商周宗法的讨论[J].学术月刊,2014,(11)：129-140.
[4]吴从祥.从女官看性别观念对《周礼》的影响[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6)：64-67.
[5] 杨朝明.正本清源说孔子[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本文收录于《保护与传承视野下的鲁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宋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