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迄今具有强大生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近年来国际上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进行得比较热烈，取得了很多成绩。关于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也有大量的专门研究和论著。但是，真正将之运用于现实社会，贯穿于个人行动，则还比较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造假贩假、坑蒙拐骗等诸多社会不和谐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与纠正。而这些现象与问题，实际上正是可以用孔子思想来加以根治和解决的。所以，孔子思想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学术上或口头上，而应该应用于社会，让其发挥实际作用。
怎样让孔子思想发挥实际作用？愚以为关键是以之为教。因为总结社会上诸多丑恶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最根本还是人的素质问题。而人的素质，无疑可以通过教育得到培养和提高。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道德素质。儒家讲究教化，孔子一生重教从教，他“疾固”，恨“无道”，其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人的道德，提高人的素质，以改变“悠悠者天下皆是也”的局面。所以，孔子思想完全可以应用于当代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自应从小学开始，而且应该具体体现于教材之中。家庭教育，包括父母的言传身教。社会教育，包括舆论宣传，以及各种专业教育。教育的内容，自应以其道德思想为主。因为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教育应该循序渐进，对于小孩子，自应从道德教起，不能一上来总是“学而时习之”那几句。中学、大学，也应坚持儒家道德的教育，同样也应较多地体现于教材之中，逐渐培养学生崇高的人格，使他们步入社会以后不至于“作恶”。
孔子道德思想的具体内容，自应是他所创导的诸道德概念，目前主要应包括“仁”“恕”“信”“义”“礼”“孝”“悌”“耻”“直”，以及“君子”等项，因为前举诸多社会丑恶现象之发生，主要与这些德行之缺失有关。怎样弥补这些缺失，以下分别阐述。
先说“仁”：“仁”是孔子道德思想的核心，意思是关爱他人，为他人着想。说得通俗一点，学雷锋做好事就是仁。孔子主张“仁”， 认为一个人要有仁德，要做仁者，要行仁，要有仁的名声。而当代社会上一切损人利己，或者只管自己不顾别人，甚至幸灾乐祸，缺乏爱心，或者作为领导而不关爱下属或员工等等，都是不仁和没有仁德的表现。现代社会之所以缺少“仁”，主要原因是人们一般不讲“仁”。比如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听到说“仁”，偶尔会听到“不仁不义”的成语而已。甚至很多人自己已经不仁，却还理直气壮，别人拿他也没有办法。所以，现代社会需要“仁”，首先需要讲仁、提倡“仁”，使民众知道什么是“仁”，明白“仁”与“人”的关系。比如讲“仁，人也”，使人明白不仁则非人，以提高为仁的自觉性。如果社会上每个人知道什么是“仁”，都有一点仁德，都愿意行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充满爱，就会和谐。当然，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到，因为行仁毕竟需要付出，所以孔子也讲“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因此，要使普通民众有仁德，还需进行舆论宣传，需要表彰仁者，逐渐形成以仁为荣、以不仁为耻的社会风气。这样，人人争当仁者，鄙视不仁者，仁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谁也不愿意背上“不仁”的名声。正因为此，所以孔子一再提到“仁者”，提倡“仁”名，并且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把“仁”作为成名之端。那么，一个人如果从小受到“仁”德的教育和熏陶，即使不能成为仁者，他也不可能去坑人害人。这就相当或接近于“恕”。
所谓“恕”，就是将心比心，做到“己所不欲，不施于人”。仁需要付出，恕不需要付出，所以容易做到，而且用处更大，因为生活中不需要付出的几率更多。正由于此，所以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者乎”时，孔子答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恕可以终身行之。而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恕德则普遍缺失。比如单位中同事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实际上都是不知恕所造成的。所以，在人事关系方面如果懂得恕，不存害人之心，矛盾就会减少，关系就会融洽。可见，恕德教育是必要的。
“信”，就是诚信、守信。孔子把“谨而信”作为对“弟子”最基本的德行要求，并且以“信”为“四教”之一，充分说明他对“信”的重视和“信”的重要。“信”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关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近年来社会上不守信用和不讲诚信的现象经过舆论批评虽然有所减少，但还是比较常见。这就说明，还需要教育，具体至少应该使每个人都知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以诚信为仁，以不守信为耻，做到“言必信”。
“义”，是合宜、合理，或理应如此、本该如此的意思。比如一个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或者事情做得比较合理，就是义；如果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或者事情做得不合理，就是不义。人们常说某人发了不义之财，实际上就是指他得了不应该得的财，或者其财来得不正当、不合理、不应该。现实社会中一切见利忘义、造假贩假、囤积暴利之类属于不义，自不待言；实际上包括黄、赌、毒等在内的一切丑恶行为，也都在不义的范畴之内，因为都是不应该做的事。另如在单位中假公济私、欺下瞒上，或者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也都属于不义甚至不仁的行为。另如行业垄断、分配不均，也都属于不义。那么，如果人们能懂得了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做到“见利思义”，社会上这一切丑恶现象自然就会减少乃至消失。可见“义”值得讲，值得提倡。当然，首先还是要让人们知道不义就是不道德，就是耻辱（详“耻”），因为“义”本来就是道德概念。所以，“义”需要宣传、需要教育。
“礼”，指社会规范，包括法律法规、典章制度、礼俗仪节等。因为这些都是需要人们共同履行的，所以谓之“礼”。《说文解字》谓“礼，履也”，就是这个意思。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即以礼治国，类似于现代讲的依法治国，但范围更大，意思是治理国家，一切都要有规矩可循。这种思想，无疑也适用于现代社会，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另一方面，“礼”既然需要人们共同履行，就不能违反。所以孔子要求人们守礼覆礼而不违礼，无疑也是合理的。显然，进行“礼”的教育，有助于提供人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另外，孔子还把“礼”与”仁“结合起来，比如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是通过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覆盖于礼——不出礼的范围，以造就“仁”的名声。一旦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不出礼的范围，天下的人就会把“仁”的名声归在他身上。可见“复礼”,能给人带来“仁”名。这是因为，“礼”本来就是社会规范，而社会又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组合。一个人的言行（包括视、听、言、动等）如果都不出礼的范围，就说明他时时处处都想着社会，想着他人，这样的人，自然就是仁人。可见“礼”还关乎道德。所以，“礼”的思想需要而应该得到提倡。
“孝”“悌”：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说明他把“孝悌”与“信”“仁”同时作为幼教之本。所以有子进一步认为“孝悌者，其为人之本欤”。“孝”属于事父母之道，近年来已讲得不少，这里我们主要谈“悌”。“悌”，一般理解为顺从或敬爱兄长，其实并不全面。《说文》云：“弟，苇束之次弟（第）也。”引申之，凡有次第皆曰“弟”。兄弟有长有幼，即是次弟。既然有次第，就必须循其次第，所以才叫“弟（悌）”。而循其次第，显然是双向的，即既要求幼从长，也要求长护幼。就是说兄要像兄，弟要像弟，兄弟之间要有“长幼之节”。这就说明，除了兄弟之间，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实际上也存在“悌”的问题。正因为此，孔子才主张“出则悌”。所以，我们不能把“悌”仅仅视为兄弟之道。所谓“出则悌”，就是在社会上尊重所有比自己年长的人，护让比自己年少的人。今天所谓“尊老爱幼”，实际上就在这个范畴之内。另外，比如乘公车或办事排队，实际上也属于“出则悌”，因为“先来后到”，本身就是次第。遗憾的是，现代社会上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除此之外，当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种种摩擦与纠纷之发生，实际上主要都是因为当事人不知“悌”的缘故。所以，我们应当提倡“悌”，使大家知道什么是“悌”。
“耻”，指知耻、以为耻。《论语·子路》篇记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可见是把知耻作为为士之先决。当今社会上官员之腐败、学者之造假，无疑是因为作案者“无耻”所致；而其他一切作奸犯科之徒之所以作案，主要也是因为不知耻。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有耻”,社会风气自然端正，犯罪率必然降低。所以，应该通过教育，使人知“耻”“有耻”。当然，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耻”。什么是耻呢？总结孔子的话，凡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就是耻。比如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又说：“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又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等等。
为什么耻这些？首先，士之所以不应该以穿恶衣食恶食为耻，因为在孔子看来，穿恶衣食恶食对于“士”来说本不为耻，所以不宜耻。说到做不到之所以为耻，因为在孔子看来，说到就应该做到，不应该“不逮”。言过其行之所以为耻，因为在孔子看来，言本应与行相符。可见三者都是因为不应该。不应该，就是不义。“巧言”之所以为耻，因为巧言非正言；“令色”之所以为耻，因为令色非正色；“足恭”之所以为耻，因为足恭非正态。可见皆是因为不正。“匿怨而友其人”之所以为耻，因为匿怨而友其人是不直的行为。可见孔子是以不义、不正、不直之行为为耻。而不正、不直，显然也是不应该的。由此可见，在孔子那里，一切做不应该做的事情都是耻辱。这一思想，在当代无疑应该提倡，应予宣传，从而达到使人知耻的目的。
“直”作为一种道德概念， 就是正直、不枉。具体地说，包括直来直去、不说假话、不拐弯子、不绕圈子、该怎样就怎样，以及刚直不阿等，都属于“直”。可见“直”意味着真诚和公正；不直，就意味着虚假和不诚。直与不直看起来属于个人德行，实际上则关乎社会。因为不直，往往会隐藏矛盾，遗留后患，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所以孔子把“直”提的很高，他说：“人之生也，直；罔（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意思是：人之所以活在世上，就是因为他直；不直的人之所以也活着，是因为他侥幸才免于死。为什么说因为直才活着呢？在这里，“人之生也直”之“直”兼指直立行走。人与其它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直立行走。人既然是直立行走的动物，那么他禀性就应当直，否则就不配为人。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中，“直”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如若“枉”，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罔（枉）之生也幸而免”，足见他对不直者的深恶痛绝。而在现实社会中，不直之人与事则比比皆是，比较典型的诸如走后门、拉关系之类等。再比如各类评选工作中的评判不公，就有评委们的不直在其中。可见“直”德需要提倡。当然，对于不直，我们也不必将其提到不配做人的高度，但其至少是一种耻辱，则是应该知道的。因为前面我们说过，凡不正、不直、不应该就是耻。
“君子”固然不是道德，但却是道德的化身。因为所谓“君子”，本身就是指道德高尚，受人尊敬的人。读《论语》可知，孔子处处以“君子”作为教人修身的样板。比如他说：“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君子无所争”“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不忧不惧”“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君子义以为上”等等，可见是把“君子”作为人格的标准。又常以“君子”与“小人”相对，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等，反映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鲜明的情感好恶。很明显，孔子是号召人们做君子。应该说，孔子的这一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毫无疑问，社会上多一个君子，社会就多一份和谐，多一点文明。而在当代社会中，真正的君子并不很多；以“君子”为标准要求自己的人，则更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根本原因是没有人提倡“君子”，以致小人太多，君子反受其侮。所以，当代社会应该有孔子的精神，大张旗鼓地提倡做君子，义正言辞地批判小人，使小人在众人面前成为过街老鼠。这样，社会风气必然大为改观。
以上只是几个比较典型的方面，就此已见孔子思想在当代确有实用价值，而价值之发挥，首先在于以之为教，使之起到教化作用，以达到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改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当然，教是一个方面，重要的还在于做、在于行。就是说问题不在说得好，而在做得好。有的人嘴上说的比谁都好，而实际行为却为人所不齿。这就说明，只有“教”还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使孔子思想在当代真正发挥作用，每个人，尤其是研究者、施教者都必须脚踏实地，从我做起。当然，首要的问题还是教，是要让人懂得它、相信它。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孔教”的提法无疑是合理的，甚至以“孔教”作为国教，也是应该的，当然，我们说的不是宗教。（原载：《孔子文化》季刊 作者：黄怀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