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先生曾在《中国文化散论》中把儒家思想的要义概括为“重和谐，重人本，重道德，充满着忧患意识，贯穿着力行精神”，将忧患意识纳入到儒家思想的要义范畴。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的忧患意识内涵丰富，体现在对天道、对国家、对民众、对个人修养等方面的隐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时刻保存忧患意识，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忧患意识的缘起与发展
《说文解字》对“忧”“患”二字作了解释，“忧，不动也。从心尤声，读若祐。于救切，和之行也。从夊声”；“患，忧也。从心上贯吅，吅亦声。古文从关省。亦古文患。”由此可见，“忧”“患”二字同义，为忧虑、祸患、困苦患难之意。将二字合为“忧患”一词，最早可见于典籍《周易》中。《周易·系辞》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忧患意识的萌芽可见于远古时代。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展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大禹忧于水患，决意治水，曾经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为人们解除了水患。禹也因治水成功成为夏朝的第一代君王，被后人世代传颂。
夏商周时期，忧患意识逐渐凸显。忧患不再局限于对一些具体事件的描述和说明，而是被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阐述。《周易》将之前显现出来的忧患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论述，将“忧患”提升为一个思想范畴，并且将其上升到“意识”的高度加以倡导，从而建立起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形态。郑万耕先生认为“《易传》明确将‘忧患’提升为范畴的层面，自觉倡导‘忧患意识’，并初步建立起了一套理论体系，影响极其深远。”《易传》之后，历代易学家、思想家又对忧患加以凝练和升华，从而使得“忧患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精神象征。“《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文王在身处牢狱的忧患境况之下，创作《易经·系辞》。其后，孔子便提出九卦加以解说；孔颖达《周易正义》分析了《周易》是为解除忧患而专门创作的，因忧患而生，且为警示后人，谨防忧患之事。
春秋战国时代，忧患意识更加明晰，尤其经孔子、孟子的继承和发扬，忧患意识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核心要义。众多的历史典籍，无不隐含着对忧患意识的阐发、论述。《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后来，史书的这段记载被省称为“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广为称引，具有深广的警示意义。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诸葛亮在《戒备》篇中对“居安思危”进一步作了解释：“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不知惧，此谓燕巢 于幕，鱼游于鼎，亡不俟夕矣。”（《将苑·戒备》）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饱含深层的忧患意识。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系辞》）意思是告诫当政者要保持忧患意识，在安定的时候不要忘记危险，在生存的时候不要忘记灭亡，在国家大治的时候不要忘记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如此才能身可安、国可保。孔子对《易》的探究颇为深入:“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司马迁曾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论语》中虽未有“忧患”一词，但其中饱含着孔子的忧患意识，诸如忧道、忧民、忧思个人品德修养等，“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被尊称为亚圣。他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学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深入和创新。孟子的忧患意识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忧患意识，较孔子的忧患意识更加显著、明晰、具体。《孟子·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孟子强烈忧患意识的着力体现。孟子有着沉重的忧国忧民意识，既有对灾难深重的民生的忧患，也有对当时污浊不堪的士风的忧虑，更有对“仁政”理想、儒学理想难以实现的担忧。
秦汉以后，忧患意识一直贯穿延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诸葛亮《戒备》篇警示要居安思危；嵇康《养生论》：“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这些都表达了对待忧患的态度。唐代《贞观政要》警戒当政者在盛世之时要存有忧患意识，才能长治久安，“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宋代诗人大都在诗中表达他们的忧患思想，王安石《离北山寄平甫》：“少年忧患伤豪气，老去经纶误半生。”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范仲淹在《周易》忧患意识的影响下，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千古名句。康乾二帝曾赞扬范仲淹忧乐与民：“希文古大臣，不与伊葛殊。特达圭璋器，心迹如天日。庙堂而江湖，忧乐与民俱。”（《四库全书》）
近现代，学者们基于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背景，对忧患意识进行了阐释、解读，赋予忧患意识以新的时代内涵，激励着一代代人不断前行，推动着社会在不断前进。
二、儒家忧患意识的基本内涵
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力量增强，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思想空前活跃，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面对失衡的社会秩序，儒、道、墨、法等各家对社会人生和政治格局都表现出极大的忧虑。他们从自身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出发，提出了各不相同的主张，但都表现出共同的忧患意识：道家担忧人类破坏大自然，寻求“人法自然”；墨家忧百姓之苦，提倡“兼爱”“非攻”；法家忧政治秩序混乱，要求以武力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儒家的忧患意识在所有学派中表现最为强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系统论述了忧患意识对个人修养、家庭伦理、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亚圣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有着沉重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总体来看，儒家的忧患意识基于《周易》，主要集中在对天道、对国家、对民众、对个人修养等方面的隐忧。
（一）忧道
《礼记·礼运篇》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道”是儒家一直在追寻的，是世代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终身追求。这个“道”，在儒家看来就是“仁”。儒家的最高理想就是“仁”的思想，就是实现“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的“仁政”。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段距离，儒家忧于“仁政”理想的难以实现，忧于“与民同乐”的大道难以践行,在求“道”的路上奔走不辍。孔子为推行“仁”的主张，周游列国十四年，饱经磨难，希望君主能够行仁、施德。孟子为实现仁政理想，也曾多次离开家乡，游说梁惠王、宋王偃、滕文公、齐威王、齐宣王等。孟子在齐，见威王不能实现他的仁政主张，听说宋王将行王政，便去齐到宋。在齐都临淄，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他故意推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孟子·梁惠王上》）从而趁机游说齐宣王放弃霸道，施行王道，说明宣王有施行王道的条件，并描绘了他心中仁政理想的美好蓝图，“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二）忧国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面对社会动荡、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开始探讨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同时提出治国理政的思想主张，希冀天下有道、社会有序。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儒家主张以德治国，让民众心悦诚服。孔子曾分析“齐之以刑”与“齐之以礼”的差异，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用行政手段主导政治，靠刑罚惩治民众，则民众会苟免犯罪，却认识不到犯罪可耻；用礼仪教化，凭道德引导民众，则民众不但知道廉耻，且能自觉纠正错误。孔子忧国，恨不能自己就位于高位，而不用游走于各国之间，担忧遭受迫害，同时又放不下理想，在君王面前费尽口舌，推行其德治的思想主张。孟子提倡仁政，注重民本；荀子“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礼乐》）的礼乐思想，无不展现了儒家的忧国情怀，忧思国家的前途命运，推行治国理政的有益主张。
儒家主张仁政德治，并且在实践中积极践行。鲁定公九年，孔子任中都宰，行教化，劝农耕，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定局面。当孔子准备离开汶上到曲阜上任时，中都百姓恋恋不舍。《孔子家语》载：“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不拾遗，器不雕伪，市无二价。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诸侯则焉。”孔子治理有方，政绩显赫，先后升任鲁国小司空和大司寇。《淮南子·泰族训》载：“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贾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书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儒家一直饱有忧国情怀，积极为当政者指出治国之道，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方略，劝诫君子要修德、行仁，劝导君主实行仁政、德治。
（三）忧民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子曰：“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孔子一生推行“仁”的主张，要求对人有爱心。《论语·乡党》所记载的马厩失火的故事，充分展现了孔子对人、对民的重视、关爱：“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了，孔子只问人却不问马，彰显了孔子的人本思想。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提出了著名的“民本思想”。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众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儒家对民极为重视，时刻关心民众的生死安危，并且提出“使民以时”的思想主张，告诫执政者要按照农时使用民力，避免影响农业生产。
儒家关心人民疾苦，反对暴政，主张轻敛薄赋，强调执政者应以自身德行影响民众，而不能靠政令来强制：“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大学》）《论语》中有若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体现了儒家的重民思想。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执政者对人民要适时减税减负，以百姓的富足为根本。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会富足。儒家爱民，反对贫富不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自周王室东迁，战乱频仍，民众罹难，贫富不均现象严重。“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对当时社会严重的经济对立分析的极为透彻，这也是他对民生最深层的忧患。当时“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孟子对当时视人命如草芥的行为极为忧虑，且忧民之赋税重，陈述赋税之害，强调保护民众利益，主张使民有恒产；并且告诫当政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四）忧德
《大学》里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在走“修身”之路，都在提升个人修养、提高自身品德的旅途中跋涉奋进、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讲话中，提到“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总书记提到的“三严三实”首先强调了“严以修身”，提升个人素养。修身、修德是儒家反复强调、重点阐发的内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忧虑个人修养的提升，强调自省、慎独。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提出通过“修德”“讲学”“徙义”“改过”等具体途径进行“修身”，并且强调“吾日三省吾身”，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君子，才能使自己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孔子对君子的很多论述都暗含着他的忧患意识。孟子忧虑当时污浊不堪、虚伪不齐的士风，将对个人修养的忧患提升到“士”这一阶层，倡导进德修身，改变士风。
三、忧患意识的认知与践行
忧患意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资源，是国家发展、社会前进、个人奋发的动力。忧患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被人们世代崇尚和传承，并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心理的一种向上品格，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奋发作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守礼义、敬尊长、爱他人、讲和睦、重和谐的大同世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世代仁人君子为实现这一理想奋斗不息。他们奋进的动力源自儒家的忧患意识所激发出来的进取向上精神。忧患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被世代传承不息，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的进取心，成为激励历代仁人志士心系国民、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忧国忧民、艰难奋进。世代仁人君子忧国忧民、砥砺前行，都是为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忧患困苦中奋起的事例：“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古圣先哲都是在困厄中发奋而为，“欲遂其志之思”，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受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而写《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而著《国语》，孙子膑脚而修《兵法》等等。若没有困苦的境遇，整日沉浸在安逸享乐、优哉游哉的生活，心中丝毫没有忧患意识，不能未雨绸缪，就会丧失奋发的动力，也不会取得令后世敬仰的丰功伟绩。他们的成就正是源于儒家的忧患意识所激发出来的进取精神。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司马迁所歌颂的发愤作为的先哲，鲁迅所赞扬的中华民族的脊梁，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都是为实现“大同世界”而拼命奋斗的豪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勾践卑身事吴，卧薪尝胆，“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数训”（《左传》）终于转弱为强，起兵灭掉吴国，成为一代霸主。若不是身陷亡国的境地，心存“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忧患意识，勾践也不可能灭掉吴国。勾践得以复国，源于其亡国之辱的忧患。当困难重重，人往往能显出非凡的毅力，发挥前所未有的潜能，开出一条生路。曾领导中国劳动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小时候因无钱买书，竟徒步走了二十多里路，到亲戚朋友家借书读。白天放牛，晚上就在昏黄的油灯下苦读。正是在困境中激发出来的这种求知欲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使他有着忧国忧民的宏大理想和抱负，成为中国杰出的领袖。球王贝利成名后，记者采访他时曾问：“您的儿子以后是否也会同你一样，成为一代球王呢？”贝利回答：“不会。因为他与我的生活环境不同。我童年时的生活环境十分差，但我却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磨练出我坚强的斗志，使我有条件成为球王；而他生活安逸，没有经受困难的磨练，他不可能成为球王。”正是经受了忧患困苦的磨砺，才有了为后世称道的作为。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国际竞争、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唯有保持忧患意识，艰苦奋斗、积极进取，我们才能不断创新、发展。忧患意识有助于我们科学判断自己，既明晰自身优势也能看到存在的不足，从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当然，提倡“生于忧患”，并不是让大家“杞人忧天”，惶惶不可终日；警惕“死于安乐”，并不是反对追求安乐，主张禁欲主义。对待忧患意识，我们应以“中庸”的方法论作指导，“执两用中”，防止过犹不及。《中庸》里讲:“喜怒衰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人的内心没有发生喜怒哀乐等情绪时，称之为中。发生喜怒哀乐等情绪时，始终用中的状态来节制，就是和。中的状态，即内心不受任何情绪的影响、保持平静、安宁、祥和的状态，是天下的最根本。而始终保持和的状态，不受情绪左右，则是天下最高明的道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释：“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之道，就是中和之道。中庸就是“执两用中”，主张内中，外和，强调处理问题、对待事情不走极端，而应找到解决问题、处理事情的最为合适、最为恰切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孔子研究院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指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时下，对待忧患意识，我们要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刻领会其思想内涵，并与现实相结合。最为紧要的就是把握中庸之道，一方面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时刻存有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要掌握适度原则，防止过度忧患，患得患失而得不偿失。（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宋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