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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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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性•德性•德行——孔子仁学思想的特色
发布日期: 2019-09-03 浏览次数:84 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孔丽
    仁在孔子之前早已有之,孔子赋予仁更多涵义,使之成为其思想的核心。“仁”源自人的内在情性,显现于人稳定的德性之中,最终通过具体的德行得以体现和完成。可以说,孔子所建构的仁学是内在性情、高尚德性和美好德行的和谐统一,是内外合一、井然有序的整体。
 
一、仁,人之情性
 
    “爱人”是孔子对于樊迟问仁的回答,而这一答实际又具有普遍性意义。正如程子所说:“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虽若有浅近者,而其包含无所不尽,观于其章可见矣。”“爱人”,可说是孔子对仁最简洁明了,也最核心的诠释。反过来,也可以说仁学是以爱人为核点的思想体系。正如徐复观所说:“到了孔子,则把此一‘仁’字深化,亦即把所以会爱人,所以能爱人的根源先发出来,以形成其学问的中心。”
    那么,孔子的仁学是如何以爱人为根源,成为仁学的中心呢?这可以结合《荀子·子道》中所记载孔子与颜回、子贡、子路就智者、仁者问题展开的讨论来认识。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荀子·子道》)
    对于“仁者若何”,子路、子贡、颜回给出了“仁者使人爱己、仁者爱人、仁者自爱”三个解答,孔子都予以肯定。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自爱、爱人、使人爱己这三个层面都是仁。仁学在本质上就是爱的学说。对于爱,《礼记·礼运》中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可知,爱属于“人情”,仁出于“人情”。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仁也。”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一种情,亦即人情,也是弗学而能的。所以说,仁爱是自然之人情。
    再来看作为“人情”之仁的三个解答,它们有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爱的对象不同:自爱是对己,爱人是对他人,使人爱己是他人对自己。对三个解答,孔子的认可是依次上升的,其中对颜回提出的仁者自爱给予了最高的评价。为何呢?这是因为孔子看到了三者的关联,看到了仁爱产生发展的过程。即自爱才能爱人,爱人才能使人爱己,这样一个由内而外的有序过程。其中,自爱是最初的,是仁爱产生的根源。自爱之爱先由自我心中产生,涌动于自身,让自己体验到温暖、力量等爱的情感,进而涵养自身。如果没有自爱,便不会感觉到它的美好和伟大,不具有或匮乏爱的能力,如此便很难真正给予他人爱,做到爱人,也不容易感受到他人的爱。自爱存养自身之美善,使自己圆满、自由,具有君子之质。爱满自溢,当自身的爱足够多时,就会自然给予周围的人、事、物,由自爱而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做到自爱、爱人,子路所求“他人爱己”,如水到渠成,不求而自然得以实现。这也就是孔子常说的“反求诸己”“修己安人”的过程。
    孔子最赞颜回“自爱”的观点,却选取子贡所言的“爱人”来教诲樊迟,何意呢?这是孔子意识到自爱虽是起点和基础,是爱人和使人爱己的源泉所在,但是爱人才是主旨和目的。只有自爱,而没有爱人,是狭隘的自私之爱。孔子所向往的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是希望给他人以仁爱,以爱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恩怨,消除误解和争端,形成一个和睦、友爱的集体,“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建立一个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正是有爱人这一美好的情感,有仁爱这一有力的基石,才得以建立起其庞大的仁学思想体系。
    以上是从仁爱的产生发展的角度来说,若从仁的伦理本质来说,仁所代表的也主要是指爱人。这种爱特指个人对于他人的爱,而不是指向自己的爱。所以,就道德修养而言,仁的实践可谓为己之学,修己即自爱。但就伦理关系而言,仁代表指向他人的伦理、他者的伦理,是爱人,安人。故而,爱人是儒家更为提倡的理念,是宗旨所在。
    孔子所说的“爱人”是有层次、差别的爱。如孔子所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孝悌为仁的根本,是人最为本真的情。爱人应从孝悌这一内在根本做起,从爱身边的父母兄弟开始,再逐步向往扩展,爱及他人,“泛爱众”,把爱给到家、国、天下,乃至世间万物。反之,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而要去爱国人、天下人、万物,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爱人是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要求,在这一高的标准之下衍生了诸多具体细化的形式,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此十者被称为“人义”,涵盖了社会中主要人际关系的当行之义,虽然每种关系的要求和表现有很大不同,但是它们深层是以爱为底色,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上,共同的纽带是爱人。除这些人义之外,孔子在仁爱的基本核心下,还提出了一些更具普世价值的观点,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没有仁爱这一内在之情为基础,“忠恕”这些观点是无从谈起的。于是,在孔子所建立的这个有层次、有次序的仁爱系统中,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一个由爱连接起来的有序而紧密的整体。
    在“爱人”后,常常是接着说“知人”。孔子提倡爱人,但不是盲目的。要爱人,更要知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人才能更好做到仁,理智地爱人。“是故仁者莫大乎爱人,智者莫大乎知贤,贤政者莫大乎官能。”(《孔子家语·王言解》)仁者重在爱人,知人则是要知贤,能辨别人的枉直、善恶、好坏,然后举用正直善良者。为政如此,交友、工作、邻里相处等也是相同的道理。“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仁者能够识别好恶。也可以说,广义的仁本身就含有知,有知的理性引导在里面。诚如徐复观所说:“故孔子言仁,盖已包有知、勇二德,为心理活动最高美而最圆满之一境。”陈来也有类似的说法:“爱的智慧就是仁学。”这一诠释是抓住了仁的核心之处,仁爱是情,亦含有知。
    爱作为一种高尚的情感,与“七情”中的其他情感有着紧密的关系。仁能激发人积极、合理的情感,也能约束、感化消极的情感,这便是孔子所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孔子认识到仁爱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并将其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建立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如蒙培元先生所言:“儒家不仅将情感视为生命中重要的问题,两千年来讨论不止,而且提高到很高的层次,成为整个儒学的核心内容。……情感是全部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成部分,甚至是儒学理论的出发点。”可以说,仁爱是仁学,乃知整个儒学中最为强大的基础的部分。
    “道始于情,情出于性”,性与情常是相互关联的,人道出于情,情又出于性。这是郭店竹简《性自命出》对情与性的经典性言论。对于性,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焉。”(《论语·公冶长》)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不言性,只是子贡“不可得而闻也”。《性自命出》作为孔子弟子或门人的作品,正是对于孔子心性思想的阐释和发挥,从中也可以看到孔子关于情性思想的光辉。
    “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性自命出》)仁是人性的准则,仁心又从性中产生。仁既出于人拥有的自然之人情,又出于人所固有的内在、根本的人性。情性是仁的根源所在。可以说,虽然孔子的直接言论中没有明确表述,但是其思想中应有此观点。李泽厚亦有类似看法,他说:“孔子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动物性(欲)与社会性(理)的统一。我以为这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
    “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正是孔子抓住了人情人性中最为有力和核心的部分——爱,并以此建立起仁学思想,才奠定了儒家正统人性论的方向,对于其后儒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如孟子提出“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四心四端说等观点,都是在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董仲舒爱人的观点,韩愈以博爱论仁,袁宏博爱之谓仁等等,也是在孔子仁爱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钱穆所说:“孔门论学,主要在人心,归本于人之性情”。
    总之,孔子之仁学是出于对于人情性的深刻认识和把握而提出来的具有普适性的理念。诚如徐复观所说:“在孔子,善的究极便是仁,则亦必实际上认定仁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亦即认为仁是作为生命根源的人性。”孔子仁学思想成为儒学之核心,并且于古今中外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最根本就在于对生命本源之情性的体认和遵循。
 
二、仁,人之德性
                     
    孔子仁学思想根源于人之情性,又不止于此,而是显现于德之中。故孔子重视德,多言德,如“天生德于予”“据于德”“为政以德”等。德主要表现为德性和德行。
    德性一词明确出现是在《中庸》中,即“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但是,德性的使用在孔子时已经出现,它是以某些德目的形式呈现。德性是人的选择和修养,是人行于人道要奉行的社会化需求。蒙培元把德性概括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在本质及其理性自觉。这一定义,说明德性是人的内在本然之性与理性选择的结合,是内在性情与外在修养的结合。陈来则将其定义为:“德性是道德的品质。”道德的品质作为人的一种内在品质,离不开人情性本质,又同主体自身的认知、情感、意志能力一体相承,具有稳定性。可以说,德性是仁在性情之上具体呈现于人身上的第二性。内在的性情要通过德性得以显现出来。
    因为人之性情较为隐蔽和抽象,所以孔子较少谈及性情,而是重在培养较为具体、可见、可感的德性。如,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即使去了没有社会道德规范和要求的夷狄之地,仍持守恭、敬、忠等美好的德性,便可以称为仁。而子张问仁,孔子则说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便是仁了。之所以如此说,在于具有“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德性,便会“不侮,得众,人任焉,有功,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当然孔子对于仁的这些回答具有普遍性,不仅仅是对于樊迟与子张的教诲,也是对于众人仁的解说。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所说的仁是要人具有美好的德性。
    德性,是人内在情性的显现,已经融于身心之中,不会因为外在的改变而改变。如“恭”,在《论语》中多次提到,“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其行己也恭”等。恭,作为德性,具有庄顺、恭敬之义,是蕴蓄于心的德表露于外的心气态度,是内外的交修融合。通过恭顺之德性,可见其内在性情修养的境界。同时,恭也带来一些影响和作用,自己恭敬谦逊,不侮慢他人,方能不被他人侮慢。“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以恭的德性行于天下,天下也会得以太平。所以说,做到由内而外的恭,便是走在通往仁的途径上。
    敬是作为重要的德性,是孔子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敬这一德性显现于生活的多处,如“修己以敬”,个人修养要存敬于身;“敬事而信”,临事时要谨慎专一;“祭思敬”,祭祀时恭敬;“事上也敬”,下对上要敬重;礼主敬,敬是礼的重要内涵等等。虽然敬在具体语境中所含的意蕴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又是相近的。心中对人、事、物存有仁爱、敬意,便会对其重视、谨慎,显现为敬的德性。没有内在的仁爱、毕敬,而刻意伪装的巧言令色,不叫敬。所以,敬是内外的合一状态,是内在之性与外在之德的结合。
    “忠”这一德性,也体现为多个方面。如“臣事君以忠”“言忠信”“主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等。忠从字的组成来看,是存“中”于心,由心中之情性出发,形于外,是人立行之本。若不懂忠,徒争于外,追逐于外在之事业功名,那么离自己的本心会越来越远,离德越来越远,离仁越来越远。
    “克己复礼为仁。”礼作为孔子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德性,与仁具有密切的关联。“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孔子对于西周时作为制度规范的做了新的诠释,赋予了礼仁爱的内涵,使礼具有了内在于人的德性内涵。同时,人的性情之仁蕴蓄于内,要恰当表达出来,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礼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如果无内在之仁,礼将流于刻板的形式。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礼乐作为外在的表达,那么心内之仁也无法落到实处,得以显现。可以说,仁与礼是内外的两面,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当然,此处的仁是指狭义的仁。对于礼,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礼的外在具体形式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其本质亘古不变,即仁的内涵不变。“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能预测礼发展的大趋势,在于把握到礼的德性之本。
    除上面提到的恭、敬、忠、信、敏、惠、宽、礼、义、孝、悌等德性外,还有一些由仁延发或与仁相连的德性,如诚、慎、畏等。这些德性都是由内在性情而生发出,融合在人的品格中,统摄在仁的总名之下。孔子把仁作为众多德性的基础和统摄,作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与陈来提出的“仁统四德”观点有相近之处,广义的仁在一定意义上对其他德性具有统领的作用。人通过一系列德性的选择与修养,使出于内在心性情感的仁,呈现为持久稳定而又具有整体性的德性世界。
    由此得知,孔子将隐藏而不可捉摸的人之性情,呈现为多种具体可感的美好德性,显现于人,彰显于世,让仁具有了在现实世界行走的外衣。同时,德性是人内心升起的人生态度和外在涵养,是以爱为底色,以仁为指引修养成的稳定德性。各种德性之间也是紧密联系的整体,构成人整体的德性品格,体现出来。这是孔子构建的德性世界,是仁的进一步显现,也是其开创的儒学世界的特色。正如李景林所说:“就人的德性修养去理解和成就人的智慧,并由此种归本德性人格的人生智慧来反观人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从而形成一个以道德价值观为核心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这是儒家的基本特点。”
 
三、仁,人之德行
 
    仁源于内在的性情,显现为各种相对稳定的德性,还必须将德性化为可感可观的德行,落实于生活实践、具体行动中。陈来认为德行“春秋时已为常用,广义的德行是指行为及其状态,包含善的行为与恶的行为;狭义的德行则专指道德的行为及其状态。”这里所指的是狭义的德行,是在德性指导下的具体行为及状态。
    孔子重视德行。“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孔子认为努力实践接近仁。也就是,仁要落实为具体的行为,即德行之中。德性作为第二性,统摄、制约着人行为处事的德行。德行作为主体的实践行为并不是脱离规范的,而是通过对规范的自觉认同,在道德生活的实践中体征自身的德性。也可以说,德行是主体体证德性的最实在处,是个体的具体行为,也是仁的最终实现和显化,如陈来所说:“仁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一种德行,也是最高的德行”。
    对于仁作为德行的认识,可以从“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窥得一斑。这是孔子对樊迟问仁的回答,意思是难事做在人前面,获益退居人后面,便可说是仁了。对“先难而后获”,钱穆认为:“樊迟本章所问,或正值将出仕,故孔子以居位临民之事答之。”钱穆这一判断是从其前一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得出。“民”是相对为政者来说,“务民之义”,当以民意为先。故“先难而后获”可说是为政之法。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推广开来,“先难而后获”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更为广泛、适用的涵义。这里有两层含义。
    一是“先难而后获”说明仁在于力行。《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此句,注解说:“力行所知,不惮所难为。”这里突出了仁的内涵中“行”的一面。在其他有关仁的回答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司马牛问仁,孔子答曰:“仁者其言也讱。”之所以如此强调言之讱,在于“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这其中固然与司马牛自身的多言而燥有关,也是在于强调“为”的一面。《中庸》中也说:“力行近乎仁。”仁,不是空谈,而是在于实际的“行”与“为”之中。
    二是“先难而后获”是高尚的德行,是仁力行的方式和准则。孔安国对“先难而后获”的解释是:“先劳苦乃后得功,此所以为仁也。”先劳苦乃后德功,是仁者德行。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先难而后获”的观点。如在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时,孔子答曰:“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论语·颜渊》)先做当为之事,后计功与得,其德会日益增加、显化,这与“先难而后获”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孔子教学生如此行仁,他自身更是“先难而后获”的楷模。这可以从孔子兴办私学和周游列国的经历来看。
    孔子所处的时代,学术在官,只有达官贵人才有权力入官学习,广大百姓根本没有接触文化知识的机会。孔子首先开办私学,收徒教学,将知识传授众人,可谓是“先难”。孔子收徒的条件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办学不是为了谋利。孔子弟子三千,“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没有想过成为“圣与仁”,只是本着自己的心去做。这就是孔子孜孜不倦的高尚德行,是仁爱的具体实现。
    颠簸流离的列国周游可谓困难重重,“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家语·在厄》),而孔子却不畏艰难,“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这是因为孔子坚信:“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自己所行是正确的道,树立的德是正义的德,虽为天下所不能暂时容下,但仍要先行之。正如颜回所言“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孔子家语·在厄》)这是孔子将生死置之身外,心怀天下苍生的“先难”之德行,是仁之广大处。正是对天下众生的仁爱和高尚的德性,推动孔子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伟大德行。
    孔子希望学生们能有如此气象和德行,故对他们常加以引导和教诲。“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通过赞美禹对于民事尽力为之,“先难”,而个人饮食、衣着、宫室都很简朴,“后获”,来激励弟子和众人。看到冉有作为季氏宰,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弟子们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于冉有谋求私利的不义之举,大加批判,甚至不惜逐出师门,是对其不仁行为的强烈谴责。这一系列行为的背后有共同的动力之源,即“先难而后获”的行仁之德行,而这个德行的后面是仁的德性。
    “先难而后获”,是孔子针对樊迟提出的具体德行之一。实际上,不同德性可以延伸出许多相应的德行,通过这些德行来显现和实践德性。德性相对稳定,而德行则会因境遇不同而不同。所以,德行是千变万化、随机而变、不可胜数的无数行为。如对父母的爱生于性情,继而显化为孝的德性,然后孝会体现为各种德行,像“无违”“事父母几谏”“能养”“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等具体的行为,涵盖在与父母相处的方方面面。如礼,在祭祀时要求“思敬”,丧葬时要“思哀”,于乡党时应“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问人于他邦,应“再拜而送之”等等,礼这一德性表现为种种不同的德行。言行举止间都是对于礼的遵循,是对于仁的体现。
    孔子所说的众多德性,如悌、忠、信、义、廉、耻等,都要求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通过众多的德行来实现和强化,以形成切实的道德世界,使仁得以最终实现和呈现。陈来对此有类似的论述:“盖因此时为儒学建立之初,如梁漱溟所说理性之初,孔子不可能直就本体来揭示,所以强调德行和功夫,以工夫而合本体,以德性而求境界,注重德行的实践,以达到仁的境界。”可以说,孔子的仁学是实践的德行,是落实在行动中的实学。
 
小结
   
    “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是人所特有的美德和特质。仁最先是人内在性情产生的仁爱,继而体现为孝、悌、忠、信、敬、礼等众多的美好德性,最终呈现为无数具体的德行。仁经过这样一个由内而外,由微而显的过程,是知当然与行当然的统一。无数具体、广泛而又琐碎的德行在主体德性的指引下外化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知与行不断获得统一,德性与德行有机统一。
    可以说,仁是人内外的合一,是知行的合一,贯穿在性情、德性、德行的整个过程中,是全然的道德整体之主线。在这个由精神到行为,由个人到群体层层扩展、庞大的复杂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是“仁”。这个整体几乎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成为社会的面貌。杨国荣对此也有类似的观点:“在‘仁’的规范下,通过‘为仁’的道德实践遂逐渐形成内在的德性,又以‘仁’的德性为根据而展开为善去恶的道德工夫,在实践的过程中,作为规范的‘仁’与作为德目的‘仁’融合为一。”孔子的仁学体系由内在世界的仁爱平和展现到外在和谐有序、公平正义的大同社会中,使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仁不远于人,在“我”,要从内心去探寻、建立,有了内在之仁,继而在不断地修养体悟中自然会生发出高尚的德性,显现为美好的德行。仁在己成德,在世为道,是自身的信念,更是自觉的行动。(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