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也是我国旅游理论的创立者，他以14年的“周游列国”成为旅游活动的著名实践者。孔子兀立于中国旅游长河的上游，他的旅游观是中国旅游思想宝库中的首批珍宝，他是中国旅游文化思想史上的拓荒者。
孔子游学经历
据史料记载，人文始祖三皇五帝就曾运用乘车、船、橇等交通工具，走遍了祖国的山川大地。春秋时期的社会环境，为较为普及的旅游活动创造了社会条件。师者尊长授徒课学，天下求学者趋之若鹜，各色人物相互串联交流，游学布道，纵论天下。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宗师们对日趋发展的旅游进行了理论上的重大思考，在生活实践和哲学理念两个领域形成了一个理论谱系，成为我国古代最早、最系统、也是最成熟的旅游理论。孔子的旅游理论奠定了当代中国旅游理论的基础，并开启了中国旅游理论研究之先河。
孔子在30岁之前，游学于郯子、师襄子等人，观览过鲁国的太庙。34岁左右适周问礼于老子，访乐于苌弘，观周庙，考察周朝的礼乐典章制度。35岁至37岁游齐，沿路经过泰山，“登泰山而小天下”，遇妇人、邱吾子等人，至齐与齐太史讨论音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从齐国返回鲁国途中前往嬴博观看延陵季子葬子；曾到京师洛阳观览周代的礼乐制度。51岁至54岁仕于鲁，利用政治地位观览到更多的上层文化。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参与了腊祭之后，便到太庙的门阙上游览。55岁到68岁，孔子吟唱着“悠哉游哉，维以卒岁”度过了14年的周游生涯，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七国。其间经历了匡蒲之困、伐树于宋、陈蔡绝粮等种种艰辛挫折，与卫灵公、陈湣公、卫出公等诸侯国君相问答，与颜讐由、蘧伯玉、史鰌、叶公相交游，还路遇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士。他曾止于岸边，驻足桥上，览山川美景，叹世事人生；也曾之于杞、宋，探寻夏商遗存。68岁以后，落叶归根，整理典籍，传道授业，同弟子或游于舞雩或观览山川，于游乐中教学相长，陶冶性情。
从孔子一生的游历中可以体悟到，生命的根本就在于“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在游览的过程中，眼中的那草那树，都被赋予了勃勃生机，山的巍峨壮观、云的轻柔飘逸、水的清澈激越、雾的亦梦亦幻、树的葱郁苍劲、草的昂然临风，都幻化为孔子思考的景物，大自然为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场所，他的感受、体验、思考越多、越深，对人生的感悟越深刻，生命的修为也就越好，终使他成为“大哉！博学无所成名”的至圣先师。
“山水比德”滋养旅游文化
孔子一生可谓游历丰富，而且游中生情悟情，游中传道悟道。在游历过程中，孔子逐步因礼得仁，将仁与自然山水有机融合，形成了山水比德的经典旅游思想——“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从更深层次看，孔子将“仁”导入到旅游理论当中，并以“君子比德”的理论高度，提升了旅游文化的品位。“山水比德”就是将仁人君子的品德比拟为自然山水。明末清初的思想巨匠王夫之对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旅游理论进行了诠释，指出：“山水之乐，皆造物自然之理；动静之体，则阴阳合撰之能；乐寿之效，皆性命自然之效。则为仁为智，要以体道而成德。”
孔子的“比德之旅”把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融入自然山水之中，提出了“尽善尽美”的美学思想。这种君子比德思想，肯定了游山观水能够给君子仁者带来美的享受。山水的自然之美是它的本性，而这种美只有人感化之后，才能将自然之美的本性转化为品德之美的人性，并具有了更高的价值。
《论语•先进》载，孔子与几个弟子讨论人生的志向，其他几个人谈的是经济、国防、礼乐教化等方面的社会问题，而曾皙则谈的是春游，他谈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皙描述了一种闲适恬淡、怡然自得的人生美景，对于曾皙的这种春游志趣，孔子十分欣赏，甚至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所追求的是一种平安盛世的理想境界，因为只有在国防强大、经济发展、老百姓懂得礼乐教化的情况下，才会有曾皙所讲的春游场景。孔子和他的学生常常是在登高游览中，激发出各自不同的人生志趣，在登高纵览中，寻求一览众山小的远见博观之趣。
孔子酷爱大自然之美，喜欢自然山水之游，重视游览愉悦身心陶冶情操的作用。而“游必有方”，则是孔子对旅游休闲行为规范和思想准则的总结。他认为，观察自然要和人的精神之间相互感应，所说观水有术“之术”者，指人对山水的认识，对美的发现与合乎道的法则。以水“比德”和“观水有术”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理论上的提升。孔子的近游观和远游观并不是相互矛盾，远游与近游，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忠”与“孝”，君子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矛盾统一。此外，孔子的“信而好古”“兴灭继绝”的文化意识对旅游史料的保存，以及孔子思想的义利观对中国探险旅游等，也有一定的影响。孔子的思想自成体系，从“父母在，不远游”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再到“游必有方”，最终形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比德的旅游思想。从具体的出行要求，到对远方来客的热情期待，再到旅游休闲审美的哲学理念，形成了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思想准则，并以这些行为规范和思想准则为指针来指导实践，在各种矛盾中寻求“中庸”之平衡。
自从孔子创立“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旅游理论开始，中国的旅游理论就与儒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乃至于今天的旅游理论，以及处理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关系时的既开发又保护，在保护下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等诸多观点的形成和具体措施的实施，无一不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孔子的旅游理论内涵是一致的。可见，孔子的传统旅游理论至今仍焕发着勃勃的生机，不但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亡，反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地汲取新的营养，日趋丰富和完善，并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成为中国旅游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游览、游学、游仕”三道
从旅游学的角度来看，孔子不仅创立了旅游理论，而且是旅游活动的实践者。公元前497年，阳春三月，孔子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也为了“克己复礼”，宣传他的治国理念，于是沂水清波濯吾缨，浩歌一曲伊人行，离开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疲马凋车，开始了为期14年周游列国的生涯，空间跨度几乎遍及当时大半个中国，并留下了许多遗迹。
流行于春秋战国士阶层的“游学”活动，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士人主体。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为旅游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君王巡狩、贵族田猎、文化参观、学子游学、民间节日游乐等，都丰富了这一时期旅游活动的形式种类。以孔子为代表的士人集团借助游学这一桥梁，将传播知识与游行天下相结合，广纳弟子，与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丰富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旅游活动。孔子周游列国的14年，实际是孔子儒家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14年的跨国游历使他对旅游有了许多的感悟，为他创立旅游理论奠定了基础。孔子的旅游活动涉及登临、游学、考察观光等多个方面，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文化观光之游除了对大自然的游览观赏以外，孔子和儒家学者还“观礼”“观风”，对古代文化遗址、民风民俗等方面进行考察和游观。
孔子的“游”主要有三种形式：游览、游学、游仕。孔子在游中问学，游中入仕，在学问和仕途的曲折中诠释了旅游的境界。孔子问学京师，游历诸侯，从漫长的旅途中悟出精辟的人生哲理，成就了粲然的道德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旅游是重要的学习方式。正如《吕氏春秋》卷十四所载：“孔子周游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在他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中，无不体现着儒家以人为本、经世致用的旅游观念。
孔子的人生哲学中健全的人格标准有三要素：仁、智、勇。孔子认为，达到仁智勇的首要方法，第一途径是格物致知，而旅游正可格物致知。从孔子旅游实践看出，旅游是陶冶情操、培养良好品德的课堂，旅游是对美的追求，旅游是了解社会关怀人生的窗口。孔子本人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载本身就是对孔子旅游思想的最好诠释，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旅游的标志性人物。
标举旅游人文社会关怀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旅游史早期的兴盛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商周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教育突破了政府、贵族的垄断，高雅的文化逐步下移，私学之风兴盛于世。商贾之旅、游览之旅、外交聘旅、游说之旅、游学之旅、游猎之旅……蔚为成风。以孔子为代表的知识渊博之士，纷纷开始创办私学，传道授业解惑，聚徒讲学。于是，天下的莘莘学子怀着对知识的渴望，不辞辛苦，踏上了寻师问道的游学之路。
孔子主张修身治学要以立志为发端，将修身作为基础，把仁德作为目标，通过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涵养德行。这六门知识“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优游于六艺，不仅有助于德行，同时也使学生在闲暇时不致松懈。在官府学校森严的局面下，孔子高举“有教无类”的大旗，向“学在官府”挑战，杏坛设教，阙里办学，把官府之学变成“四夷之学”，乃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的辉煌硕果。可以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对主人、接待地、旅游媒体的一种行为规范，也是一种文化气质方面的要求，是孔子对为他而纷至沓来的客人的欢迎词，也是对当时人际交往频繁、旅游之风兴盛的社会现象的一种良性指导。正因为君子有着智者仁者的高贵品德，所以在游山观水的时候，不仅能陶冶情操，升华境界，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获得美不可言的乐趣，还能获得“高山流水，觅得知音”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人生快感。
回归自然，宁静心志，已是如今众人出游的动机之一。（来源：《大众日报》2017年5月31日 作者：陈晓霞，孔子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