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活动
微信公众号

孔子研究院是唯一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编制117人;地面建筑物由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主持设计,占地150亩,建筑面积46000平方米;内设学术研究部、信     [ 更多 ]

您现在的位置 : > 学术研究 > 学术活动 >
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郭沂教授主讲“西周德论系统与中国哲学之建立”
发布日期: 2018-07-09 浏览次数:79 来源:孔子研究院 作者:张海涛
       2018年7月2日至3日,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郭沂教授连续主讲春秋讲坛学术沙龙《西周德论系统与中国哲学之建立——兼论殷周之际宗教与人文的纠葛》。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副部长、尼山学者路则权副研究员主持了学术沙龙。
       郭沂教授用了两堂课的时间,试图通过梳理西周德论系统及其形成,澄清殷周之际宗教与人文之间的纠葛,重建中国早期哲学史研究范式。
       首先,郭沂教授认为“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概念,因而学者们对殷周之变以及西周思想的认识,往往是通过对“德”的剖析而展开的,并从“天”之六义及其形成、外在之命与外在之德、内在之命与内在之德、人伦之德、人性之德、心知之德、行为之德、品行之德、治理之德等方面论述西周的德论系统。
       其次,郭沂教授从德论系统来进一步阐述殷周之际宗教与人文的纠葛。他认为纵览德论巨流,不难发现,宗教与人文主义构成了一张富有变化的色谱图,越接近源头宗教的色彩越浓,人文主义的色彩越淡;反之,越接近下游,人文主义的色彩就越浓,宗教的色彩则越淡。在西周的思想世界,宗教和人文属于同一条河流、同一个家族。作为至上神的上帝之天是这个家族的始祖,而作为人文主义的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则是祂的后代,故而西周时期的人文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实在难分难解、纠缠不清,甚至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再次,郭沂教授论述了德论系统与中国哲学范式之创立的关系。他认为所谓哲学,就是关于世界究极真理和本真状态的学问,反映了哲学家对世界的根本看法。西方哲学立足于客观世界,大致由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部分组成。中国哲学始于忧患,从一开始就关注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其出发点是人。中国哲学大致由六个部分组成:本原论、人性论、人心论、人生论、伦理学、政治学。从其性质而言,这六个部分又可进一步归为三类:本原论和人性论构成形而上学,人心论为形而中学,人生论、伦理学、政治学则列为形而下学。形而上学相当于西方的本体论,是哲学的根基和命脉,也是一种思想是否为哲学的依据;形而中学相当于西方的认识论,是形上世界实现的方式和手段;形而下学相当于西方的伦理学,反映了哲学建构者的目标、宗旨和价值观。
       郭沂教授认为,西周德论巨流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分别与作为中国哲学基本组成部分的形而上学、形而中学和形而下学若合符节。作为源头的天属于本原论的范畴,本根之天和本体之天正是本原论的两个组成部分。西周的天论已经是成熟的、典型的本原论,中国哲学史上形形色色的本原论,无不溯源于此。人性之德和人伦之德都由天所命,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超验之物,因而都处在超越的、形而上的层面。处在形而中学环节的心知之德,承上启下,是“无声无臭”的形上世界通往色彩斑斓的形下世界的必经之路。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正好分别是人生论、伦理学和政治学所讨论的内容,体现了周人的价值观。由此,一个完整的形而下学系统得以形成。
       最后,郭沂教授总结到,中国哲学的六个基本组成部分已经完整地构筑在西周德论体系之中,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中国哲学范式从此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三千年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并非形成于公元前六世纪以降的诸子时代,而是形成于公元前十一世纪以降的西周时期。对中国哲学范式做出奠基性、建设性工作的个人,当首推周公,因此周公才是中国哲学史上可考的第一位哲学家。放眼世界,周公早于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大约四个世纪。就此而言,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周公也是第一位哲学家,西周德论则是第一个哲学系统。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文明的种种特征,在西周德论中都已经有充分的体现,中国的轴心时代是从殷周之际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新的高潮。这意味着人类轴心时代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并非始于公元前800年。
       郭沂教授对于西周德论系统与中国哲学范式建立的精彩阐述和独到见解让大家受益匪浅,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和讨论。讲座之后,郭沂教授就“道与德”的关系、研究中国哲学的路径与方法、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照等问题与学者们进行了互动交流。
       路则权在总结中谈到,郭教授通过甲骨文、金文和新出土史料,梳理诠释了西周时期德论思想体系,对我们有很多启发。如,德作为哲学概念,是西周时期中国思想家的创新发展,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哲学和早期儒学意义十分重要。郭教授对德论哲学体系的构建,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总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需要我们既要关照西方哲学,又要跳出西方思维,才能真正认清中国哲学的形态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