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炜 | 巴蜀方志经籍志的目录学特征及价值

现存巴蜀方志中有近百部设“经籍志”，主要收录巴蜀历代文人著述，是方志中的地方文献目录，也是研究我国传统目录学和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对巴蜀方志经籍志的目录学特征及价值作出考察研究，是一个有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课题。

多样化的编修方式

巴蜀方志经籍志主要使用了因袭与辑录两种编修方式。其一，因袭。同一地方的经籍志，编修时间在前的视为旧志、在后的视为新志，因袭指新志编修时以旧志为基础，抄录旧志内容，并增减书目。如《（道光）绵竹县志·典籍志》因袭《（嘉庆）绵竹县志·典籍志》，并在后者的基础上增添了部分诗文集。这种“因袭”的编修方法具有明显的时间特点。一方面，时间相距较近时，新志因袭旧志时改动较少。如前文中道光距离嘉庆时间较近，新志在因袭前志时往往照搬全部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时间相距较远时，新志因袭旧志时改动较多。如《（乾隆）崇庆州志·艺文》和《（光绪）增修崇庆州志·艺文》，旧志采用“以人类书”的方式，新志则采用“以书类人”的方式；此外，新志还删去了后记，增加了书目，虽改动较多仍不难看出新志因袭旧志的痕迹。

其二，“辑录”。可分三种：一是低级行政单位抄录高级行政单位的经籍志，表现为县志抄录州志、省志或州志抄录省志、通志。如《（咸丰）资阳县志·经籍考》和《（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在行政规划上，资阳属于县，四川属于省，前者经部著录“《方舟易学》二卷”，并附提要，内容与后者完全相同，是前者抄录后者。二是高级行政单位辑录低级行政单位的经籍志。表现为省、州一级高行政级别汇辑下属行政区的县志。如《（嘉庆）直隶绵州志·典籍志》，该志先分别罗列直隶州各类典籍，又分类收录直隶绵州所辖五县区的典籍；不同县区下收录书目与直隶州记载有所不同，各地方收录的典籍也不同。三是同一书目中同时抄录多个对象，主要表现在书目提要之中。如《（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中《周易旨要》一条，其书目内容共抄录《宋史·艺文志》《隆平集》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三种文献，书名及卷数来源于《宋史·艺文志》，而提要中对代渊的生平介绍则先完整抄录《隆平集》的内容，再节录《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内容进行补充，为辑录多种材料汇辑而成。这种多方辑录，有助于全面了解书目。

较为全面的著录方式

巴蜀方志经籍志不仅囊括了传统目录中的所有著录方式，还有一些创新。首先，多数经籍志著录书名、卷数和提要三项内容。从提要的内容来看，又可分为三种：一是介绍一书版本，如《（同治）彰明县志·经籍志》著录《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三十卷，提要中就对该书的杨齐贤集注本与萧士赟删补本进行版本区分。二是讲述作者生平及成书经过，如《（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所载《徐氏花蕊夫人诗》一卷，提要中先引《辍耕录》对作者生平进行简介，又引《湘山野录》中的内容讲述成书经过。三是详解一书内容，如《（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集部所载任渊《后山诗注》，其提要重在表明任渊笺注详其本事的特点。其次，有的经籍志仅著录书名、卷数，如《（万历）青神县志·艺文》载：“《简斋集》五百余卷”。再次，有的经籍志著录书名、卷数和作者，如《（嘉庆）汉州志·典籍志》载“《伴鹤轩稿》八卷，《族谱》十卷，以上宋述祖撰”。最后，有的经籍志著录书名、卷数和刊刻情况，此类型仅见三种。如《（嘉庆）宜宾县志·典籍志》载：“《五石斋稿》二卷，樊曙著，已刻。”这样的记录无疑有助于后世掌握书目的刊刻情况。综合而言，巴蜀方志经籍志的著录方式较为丰富，不仅完成了书目基本信息的著录，还具有一定的版本学价值，部分有关书目刊刻信息的著录，既丰富了传统目录的著录方式，也有利于了解地方文献的流传。

丰富的分类方式

巴蜀方志经籍志使用的分类方式主要有：四部分类、朝代分类、作者作品分类。使用四部分类法进行文献分类的，共发现十二种，但在具体类目的划分上也存在区别。一方面，多数方志经籍志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仅有《（嘉庆）罗江县志·典籍志》分经、史、集、杂著四类。另一方面，有些经籍志并未划分小类，还有些经籍志的小类划分不完整，如《（光绪）新纂三台县乡土志》，该志四部大类之下仅有经部中划分“小学”一类。

以朝代进行分类，在巴蜀方志经籍志中较为常见，共发现二十四种。其中以《（同治）嘉定府志·艺文志·典籍》所收书目时代最早，该志以上古文献为始，后分周、汉、唐、宋、明、清五代，对唐前文献的记载与保留功不可没。

以作者作品分类，是指巴蜀方志经籍志中先列作者、再列书目的分类方式。此种分类方法与传统目录中“以书类人”的方式有相似，也有区别，区别在于“以书类人”可能只列作者的某一种作品，而巴蜀方志经籍志中则在姓名之后罗列多种或全部作品。这类情况共有十一种，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先列书名卷数后注释标明“以上××种××著”；二是先著录编著者姓名后以注释方式依次罗列该著者的作品。

蕴含独特的目录学思想

巴蜀方志经籍志中有两种目录学思想较为独特且极具价值。其一是“艺文志”与“经籍志”关系所体现的目录学思想。两者原本都是史志目录的名称，实为等同。但在巴蜀方志中出现了“艺文=经籍（地方文献目录）+文学作品总集”的关系，概括为“艺文包含经籍”。这种关系在巴蜀方志中较为普遍，且具有一定特殊性。一方面，艺文志的编修是文学观念的体现，经籍志的编修是史学观念的体现。巴蜀方志经籍志始终指向群书目录，这种按照传统史志目录条其篇目、撮其旨要的编修方式，是史家观念的体现。而艺文志中类萃诗文的编修方法，实际上是借作品全文以展现一地风貌，是文学思想的体现。将两者置于一处，无疑是文史观念相互交融的表现。另一方面，现存巴蜀方志多编修于明清时期，从明清时期“艺文”“经籍”二词的内涵来看，“经籍”始终指向地位崇高的儒家经典。而对于“艺文”，学界主流说法多认为“艺”指“六艺”，“文”指诗赋；但由巴蜀方志来看，“艺”虽仍包含儒家经典，但也已逐渐扩展到指一般的文艺作品。由此可知，明清时期“艺文”所包含的范围是大于“经籍”的。“经籍”重在载道，要能够替圣贤延续不朽学说，是历史的延续；而“艺文”不仅包括具有教化意义的载道之文，还包括一般的文艺作品。因此，巴蜀方志中“艺文志”“经籍志”的关系是文史观念相互交融的体现。

其二是类目增设所体现的目录学思想。巴蜀方志经籍志的编者是根据一代、一地学术发展进行编目，故而在类目设置上时有创新。以《（光绪）井研志·艺文》为例，该志在史部分类中增设“时务类”，收录书目十四部，从书目的内容来看，多为中国学者对于西方政治体制、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关注，表现了当时以廖平为代表的学者希望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西学纳入中学，用中学阐释西学的思想观念。此外，该志还增设“地理类海外之属”，收录文献六部，所载内容皆与疆域相关。如其中《地球新义》一书的提要称：“孔子固不重推验，然百世可知，早垂明训，苟画疆自守，以海为限……窃以孔子之教，三千年乃洋溢中国，布满禹州；则浸延海外，流布全球，过此以往，未之或知矣！”由此可见，巴蜀方志经籍志的类目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晚清文人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力求自证传统文化价值的家国情怀。

（作者：胡炜，系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