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怀信 | 有关《尚书》《逸周书》校读——以武王伐纣克商时日之载为例

黄怀信

文 | 黄怀信

（本文刊于《国学学刊》二〇二六年第一期）

【摘 要】武王伐纣克商的具体时日，是困扰学界的千年难题。追究其不得解决的根本根源，首先是未能利用《尚书》《逸周书》中的原始材料。而这些材料，既存在文本的校勘问题，又存在词语的解读问题。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再利用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不仅此千年难题会迎刃而解，而且会进而彻底解决西周王年，乃至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断代的问题。

【关键词】校读　生霸　死霸

《尚书》《逸周书》是研究西周王年的基本史料，更是解决武王克商时日难题的最基本材料。从科学的角度讲，年代学是历史学的灵魂；年代不明，历史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所以，西周王年以及武王克商时日，不仅是必须解决的学术问题，更是科学问题。而要想真正解决西周王年以及武王克商时日这一学术难题，首先必须解决好《尚书》及《逸周书》中相关材料的校读问题。因为二书中的相关材料所存在的文字讹误以及解读方面的问题，前人并没有解决好。尽管历史上至少自司马迁开始，就已经开始对西周王年进行探究，并有了不完整的结论，司马迁以下，历代以来无数学人也曾有过不同的探讨，但在今天看来，其所有的结论几乎都不正确。社会在发展，探明西周年代，已经成为时代赋予当代学人的科学责任。当年的“断代工程”,无疑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正大事业，只是其结论也不正确，需要进行修正。而追究所有前人包括“断代工程”之所以失误的原因，关键就在于没有解决好《尚书》《逸周书》中相关文字的校读问题，没有利用好这些材料。因此，本文拟分别就其有关武王伐纣年与武王克商日及归周日的记载重新进行分析，以见二书校读之重要与必要。

一、关于伐纣年的记载

关于武王伐纣之年，《尚书·泰誓上》载：

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

《逸周书·大匡》《文政》两载：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

管，据考在今郑州一带。王在管，是武王灭商后返归途中之事，属于同年，没有问题。又《尚书·洪范》载：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王访箕子，在克商归周之后，也是同年之事。可见二书均以克商之年为“十有三年”。而今《泰誓序》则明题：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这样，后人对武王克商年就有了不同的认识，以为武王伐纣应在“十一年”。究竟何者为是？一般而论，我们应该相信其本文所载。因为所谓“序”,本来就是根据其本文而作提要，属于后出。但是，其又不能无故。那么《泰誓》本文所记与其“序”文所称，究竟何者为是呢？可见需要推考辨析。

《尚书》和《逸周书》之“十有三年”,没有更早的材料可以证明其有问题，所以我们只能先去找《尚书序》的问题。以理而言，书序原作者也不应有误。所以，我们又只能又从其流传的角度去找原因。首先，对校今诸《尚书》版本，其序无有不同。而《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里有一段也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纣，故《书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会。还归二年，乃遂伐纣克殷。”明确以其“十一年”为观兵之年。但是，这样又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书序》本来就是给正文作序，为何又提到与正文无关的“观兵”,而且其他各篇亦均无此例。二，既是“观兵”,为何称之为“伐纣”?而且以干支相推，“戊午”到“甲子”共六天，孟津到殷都安阳的距离约280公里。以急行军计，六天正可到达。可见其“戊午”亦在伐商之年。而关于“观兵”,各书均无其具体时日记载。说明序文“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以下，均属正式伐商年之事。所以，其“师渡孟津”之“一月戊午”,必当与《牧誓》“(二月)甲子”同年，不可能远属前年。只有将其“十有一年”看成是“十有三年”之误，一切问题就都会冰消雪释。所以我们认为，《书序》之“十有一年”,原本必当作“十有三年”,只是后被误改。而误改的时代，可能远在刘歆之前。刘歆以“十有一年”为“观兵”之年，本身没有问题，只是与原《书序》并不相合，因为原本《书序》必不能言及与正文无关的“观兵”之事。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尚书》《逸周书》“十有三年”的记载没有问题，武王克商必在“受命”之十三年；《书序》包括刘歆所引之“十有一年”,属于流传所误，为晚有之说，不可以相信。

而同样的事，《史记·周本纪》则云：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居二年……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十二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又以“观兵”在九年，克商在十二年。问题出在哪里?首先，九年观兵，实不可能。因为文王崩于九年，武王不可能在其大丧之年即兴兵动武。其次，谓“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十二年)二月甲子”,本身也不可能。因为“戊午”到“甲子”,一共只有7天或67天，若为7天，二者最多只能是上下月，不可能相隔一个月；若为67天，又与实际里程不符，因为孟津到商郊不可能需要两个多月。可见《史记》所记确有问题。问题的根源，既可能是推算有误，更可能是误据前人。《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载：“(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正与司马迁所云同，可见秦代已有其说。推算有误可以不论，而秦代人的作品或传说，自不可与《尚书》《逸周书》等周人之原始记载相提并论。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相信二书之载，而不能被后人之误说误记所迷惑。否则，只会陷入无休止的无谓争论。

还有一点需要知道，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十有三年”及“九年”“十一年”,并非纯武王之十三年或九年、十一年，而是指“受命”(受上天“殪戎殷”之命)之十三年或九年、十一年。而所谓“受命”,又指“文、武受命”。或许有人会根据清华简《耆()夜(舍)》所载“武王八年，征伐，大戡之”的记载，认为文王殁于八年以前。其实，是没有完全理解《耆()夜(舍)》原文。比如其简文载：“周公或夜(舍)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歆厥禋明(盟),于……月又(有)盈缺，岁有歇行。作兹祝诵，万寿亡疆。’”这里周公舍爵所酬之王、作《明明上帝》所祝诵“万寿亡疆”之人，显然不能是指武王，而只能指文王。因为当时武王年方五十出头，周公又为其兄弟，不可能就祝其万寿无疆。关键是简文还明言“月有盈缺，岁有歇行”,也不可能是针对武王，而只能是针对当时因年迈而“歇行”的文王。而简文的“武王八年”,实指“受命”之八年。因为《耆()夜(舍)》是后人所述，所以直题武王八年。文献之所以又合称“文、武受命”,就是因为文王殁时所受“殪戎殷”之天命尚未完成，只能由武王继续完成，所以又自然只能说是文、武共同受命。总之，文王殁于“受命”九年，“观兵”在十一年，正式伐纣在十三年，没有问题。另外需要知道，《逸周书》属武王诸篇有“维王元祀”“维王二祀”“维王三祀”的记载，一般认为是武王自有其纪年，实际也是不对的。因为仔细品读就会发现，《逸周书》于武王虽然有元祀、二祀、三祀的记载，但接下去除过两篇兵书外，便是《和寤》“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武寤》“王赫奋列，八方咸发”,皆十三年正式伐商时事。中间之四年至十二年无事，恰缺九年。可见其还是承文王受命而连续纪事，其所谓“维王元祀”“维王二祀”“维王三祀”,以及清华简《耆()夜(舍)》之“武王八年”,只能是在后编者之所冠，无可置疑。

二、关于克商日及归周日的记载

以上解决了有关武王伐纣年的问题，以下我们再看克商日的问题。

《尚书·泰誓中》载：

　惟戊午(甲子前六天),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王乃巡师而誓曰……

《尚书·牧誓》载：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利簋》铭：

武王征商，隹(惟)甲子朝，岁贞(中)。克昏，夙(始)有商。

均为“甲子”，没有问题，只是没有月相，无法知其具体所在。而《逸周书·世俘》之载则较为详细。其文曰：

惟一月丙辰旁生魄(霸),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则咸刘商王受(纣)。

……时四(三)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

同样的事，刘歆《世经》所引《武成》又云：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王纣。粤若来三(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惟四(三)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

二者之“步自周”以前，均记武王伐商出发的时间，而所记之日辰与月相则完全不同，所以又必须先行甄别和校正。首先我们知道，刘歆所引《武成》与《世俘》本属同一文献，《武成》为其旧名(可由《世俘》之文“武王成辟”得到证明),《世俘》为其入《逸周书》时所改题。所以，二者所记理应完全相同。今有不同，必有一误。何者为是?首先，“丁巳”到“甲子”,共8天。从镐京到殷都约800多公里，以当时的条件，8天显然到达不了。所以，其“丙辰”“丁巳”必误。而“癸巳”到“甲子”共31天，以距离计平均每天约25公里，完全可能。所以，《武成》的日辰“壬辰”“癸巳”应该是可信的。

除了日辰，还有月相词语。《世俘》作“旁生魄(霸)”,《武成》作“旁死霸”,也需要甄别。一般可能以为，既然《武成》日辰不误，月相词自然也不会有误。所以，连同月相也均相信《武成》之“旁死霸”,而不信《世俘》之“旁生魄(霸)”。事实上，又不是那么简单。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又须先行明确或解决“生霸”“死霸”即月相纪日法的问题。因为该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就我们的认识作简单概括，以便下文之继续：

1.初吉：非月相词语，可指一月中之任意一天，而以属月初或上旬者居多。

2.旁(傍)生霸，专指生霸(新月初显)前一天。

3.既生霸：指新月初显(生霸)的旦日至月圆(望)前一日，即初二、三至十四、五日。

4.既望：指月圆以后至残月隐去(死霸)前一日，即十六、七至二十八、二十九日。

5.既死霸：指残月隐去(死霸)日至次月新月初显(生霸)前一日，即二十九、三十至初一、初二日。

6.所有月相词语之实际所指，均可有一日之伸缩(因观相不准),超一日者属于误题(因追记或天气原因造成)。

7.月相词语后有“越几日”字样者定点，专指其月相之首日；否则不定点，可指该月相中之任意一天。

那么，《世俘》《武成》之“既死霸粤五日”,就应该在“既生霸”范围之内，因为“既死霸”总共只有两三天时间。在“既生霸”,为什么又题“既死霸”?我们曾经说过：因为当时天气阴雨，史官未能看到既生霸月相，只能以既死霸连续纪日。而这一推论，正可由《国语·周语下》所载伶州鸠之语“……(武)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得到证明。所以“既死霸粤五日”在“既生霸”范围之内，没有问题。而其“壬辰”到“甲子”共计33天，正好是一个月多3天。“甲子”既在“既死霸粤(越)五日”即“既生霸越二日”,则“壬辰”就不可能在“旁(傍)死霸”,而只能在“旁(傍)生霸”。王国维解“旁生霸”为“大生霸”,完全错误，不知其“旁”当读“傍”也。

通过以上校理，我们就明确了武王伐纣出发于当年“一月癸巳”,克商于“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即“既生霸越二日甲子”。而二书之“时四(三)月既旁生魄(霸)越(粤)六日庚戌”,则同是归周日的具体时间。这里首先需要知道，两文之“四月”实即旧历之三月(据日辰可知),称“四月”,是由于当时“改正朔”的缘故。另外，二者的文字虽然相同，看似也不需要校勘，实际上则又是错误的，因为“既旁生霸”是根本不存在的月相。仅从训诂的角度讲，“既”与“旁(傍)”词义相反，既“既”必不能“旁(傍)”,既“旁(傍)”必不能“既”。而根据日辰推算，这里的“既旁生(魄)霸”,也必当是“既望”之误，属于校勘学所谓的涉前而误。因为“庚戌”去“甲子”十五天，“甲子”既在“既死霸粤(越)五日”(“既生霸越二日”),则“庚戌”(去“甲子”47天)必在“既望”范围之内。而且事实上，“旁死霸”恐怕也是不存在的月相。因为月死霸之前，不仅皆在“既望”范围之内，而且关键是“死霸”的时间是在早晨，“旁(傍)死霸”就傍到了前一晚上。所以，“旁死霸”应该是不成立的词语。王国维谓此“既旁生霸”之“既”字疑衍，其说亦非。因为以日辰相推，“甲子”既在“既死霸粤五日”(“既生霸越二日”),则“庚戌”必在次月“既望”范围之内，而不可能在“旁生霸”。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世俘》中的“旁生魄”不误，而《武成》之“旁死霸”误，说明《世俘》之干支虽误，而月相不误；《武成》之干支不误，而月相则误；而二书之“既旁生魄(霸)”,则又均是“既望”之误。可见确实比较复杂。

解决了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彻底明确了武王伐纣年与克商日以及归周日的原始记载。那么，在解决月相记日法即所谓“生霸”“死霸”问题的前提下，结合校正后的文献材料及金文材料进行研究，再利用天文学家之历史年表进行推算，整个西周王年就会一一明确，西周年代学问题，就会全部得到解决。可见文献之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乃解决西周年代学问题之基础与关键。没有文献学方面的工作，西周年代恐将永无明了之日。文献学之功用，可谓大矣!

作者：黄怀信，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论文注释删省，引用请据《国学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