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胜 | 从出土文献所见颜回人物形象看《论语》的经典化过程

关键词：颜回；上博简；安大简；“孔子衣镜”；人物形象；经典化

上博简、安大简及海昏侯墓“孔子衣镜”的公布、出土为研究颜回及“颜氏之儒”提供了难得的新材料。细读上博简《君子为礼》《颜渊问于孔子》就会发现，《论语》中的颜回在新材料中呈现出别样的人物形象。然而，一些研究成果仅把上博简视为颜回“学圣”“言道”的佐证[1]，展现的是接受孔子之教的某些侧面[2]。安大简《仲尼曰》公布后，已有学者初揭其中所见颜回形象与以往认识有所不同[3]，但存在文献误读问题。“孔子衣镜”相关研究成果较多，有学者已注意到颜回形象问题[4]，但未见结合战国楚简综合考察颜回形象的成果。当前，已有学者结合出土文献研探《论语》的成书过程[5]，但也未见结合其中人物形象讨论《论语》成书过程的成果。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比出土文献与《论语》所见颜回人物形象，揭示颜回人物形象差异及相关文献性质的同时，探究《论语》的成书过程及其经典化问题。

（一）犹柔寡断、纠结怠惰的人物形象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五册的《君子为礼》和第八册《颜渊问于孔子》内容涉及颜回。其中，《君子为礼》共16简，与同时公布的《弟子问》当为同一篇文献[6]。简牍损坏严重，编连困难。经徐少华重新释读，将第1、2、3、4和第9简编连为《君子为礼》的第一章[7]，1—3简的内容释为（本文采用宽式释文）：“颜渊侍于夫子，夫子曰：‘韦，君子为礼，以依于仁。’颜渊作而答曰：‘韦不敏，弗能少居也。’夫子曰：‘坐，吾语汝。言之而不义，口勿言也；视之而不义，目勿视也；听之而不义，耳勿听也；动之而不义，身勿动焉。’颜渊退，数日不出。门人问之曰：‘吾子何其惰也!’曰：‘然，吾亲闻言于夫子，欲行之不能，欲去之而不可，吾是以惰也。’”陈剑认为“惰”应读为“瘠”[8]，从颜回弟子角度看，整理者所释“惰”字有指责、劝解之意，也有猜度对方心态之情，可从。

这是一段孔子向颜渊传授依“仁”行“礼”的对话，表面上讲的是“仁”，实则反映的是为政之学的践行原则，与《论语·颜渊》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明显存在关联。陈桐生认为，它们是由上博简《君子为礼》“言之而不义，口勿言也；视之而不义，目勿视也；听之而不义，耳勿听也；动之而不义，身勿动焉”浓缩出的高度齐整的排比句，《君子为礼》中这几句话很普通，不会引人注目，但经过编纂者将其提炼成四个“非礼勿……”的整齐句式，且有意识地将“言”“视”二句互换位置，使第二句句末的“听”和第四句句末的“动”押韵，经过这种点石成金的艺术处理，思想内涵没有发生变化，但这句话却成为千古名句。[9]

《论语·颜渊》篇第1章中，颜回得此教诲，声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对夫子之道闻斯行诸、积极践履的形象跃然纸上，而在《君子为礼》中，得闻此道，颜回数日闭门不出，门人质疑他“吾子何其惰也！”他的回答“欲行之不能，欲去之而不可”展现出面对践行入仕问题时犹柔寡断、纠结怠惰的矛盾心态，与《论语》展现的人物形象大相径庭。

上博简《君子为礼》和《论语·颜渊》所展现的颜回人物形象相差为何如此明显？这或许可能是编纂者材料取舍不同造成的。王红霞认为，从《论语》与上博简的对比来看,简帛中呈现的孔子更加积极支持弟子为官，更加认可神道设教，更加肯定刑政的价值，而《论语》呈现重修身、轻事功，重现世、轻鬼神，重德行、轻刑政的特点,这是编纂者材料“取”“舍”不同造成的。[10]

的确，就上述问题而言，《论语》中孔子向颜回传授“仁”之“爱人”精神，颜回所问之“仁”也偏重于人文内涵，而上博简《君子为礼》中孔子要求颜回“君子为礼，以依于仁”，即依据仁爱精神去践行礼治，思想主张的核心点在于践履“礼”。上博简《君子为礼》所见孔子依“仁”行“礼”的思想不是一个孤立的政论议题，事实上，上博简所见孔子言论多数涉及如何从政问题。从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一文看，在如何管理百姓问题上，孔子主张“仁之以德”，认为“君子在民之上，执民之中”，就要“玉其言而慎其行，敬成其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11]。和《论语》重点讨论“仁”之人文精神内涵不同，上博简中的孔子更偏重践履之学。

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的内容基本也是颜回向孔子请教为政之学。整理者所释“内事”“内教”陈伟校订为“入仕”“入教”[12]，文义得通。颜回以递进方式向孔子请教“入仕”“入教”之道，“入仕”方面，孔子主张“儆有过而先有司，老老而慈幼，予约而收贫，禄不足则请，有余則辞。儆有过，所以为宽也；先有司，所以得情也；老老而慈幼，所以处仁也；予约而收贫，所以取亲也；禄不足则请，有余则辞，所以扬信也。盖君子之入仕也如此矣。”“入教”方面，孔子主张“修身以先，則民莫不从矣；前以博爱，則民莫遗亲矣；导之以俭，則民知足矣；前之以让，則民不争矣；又迪而教之，能能，贱不肖而远之，則民知禁矣。如进者劝行，退者知禁，則其于教也不远矣。”[13]由此可见，正如王红霞所说，上博简中孔子更偏重为政之学，就连“仁政”这样的议题也进入他的思想视域。

（二）人物形象形成反差的文本因素

上博简“子曰”类文献意在弘扬孔子为政思想，除处处透露出孔子期待弟子参政议政的入世态度外，把仁政主张也贯于孔子，编者为了增强说理的有效性，编造孔子劝导弟子入仕的话语场景。除《君子为礼》1—3简中孔子和颜回的上述对话外，上博简《仲弓》载：“季桓子使仲弓为宰，仲弓以告孔子曰：‘季氏……使雍也从于宰夫之后，雍也憧愚，恐贻吾子羞，愿因吾子而辞。’孔子曰：‘雍，汝毋自惰也。”[14]季桓子想让仲弓为其私臣，仲弓不愿意，以自己愚钝为由拒绝，孔子则斥责他“自惰”。上述两个对话场景显然是基于宣扬孔子为政思想的一种叙事策略。从具体内容看，上博简所见孔子为政思想往往围绕二人对谈场景展开，有时以劝弟子从政为由头，阐述依“礼”行“仁”的为政之道，而这样的为政之道又在孔子话语中显得高远深邃。弟子聆听教诲后，或面露难色或出言婉拒，孔子或他人则以“惰”字批评之。这样的叙事策略主要是为了表达践履为政之学难度甚大，不可能轻易实现，因此弟子们须勤学好问且谨慎行之。所谓“欲行之不能”，意在展现践履为政之学兹事体大，不是颜回所能胜任的，所谓“欲去之而不可”，是为政之学寄寓着孔子理想，颜回不想违抗师命，而依“仁”行“礼”，意味着不仅要求颜回参政，还要求借参政之机践行仁爱思想，颜回做不到，只好闭门不出，《君子为礼》编纂者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抬高孔子为政主张的思想高度和践履难度。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论语》中颜回呈现的是勤学好问、德行出众的人物形象。孔子夸赞颜回“好学”[15]、“三月不违仁”[16]，即使“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17]的责备之语也透露出弟子积极践行乃师主张的信息。

研究表明，春秋时期的私学教育体制中，弟子须向老师服役，师生一如君臣，存在人身依附[18]，无论是上博简《君子为礼》中那个面对入仕问题犹柔寡断、纠结怠惰的人物形象，还是《论语》中的闻斯行诸、践履仁爱的君子形象，“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9]应当是弟子从学孔门、问道儒学的人生底色，犹柔寡断、纠结怠惰的心态不一定出自颜回本人，但在孔门中这样的人物形象未必没有原型，但上博简孔子语录的编纂者藉以表达变形了的孔子为政思想，择取乃至改写语录的目的是为了表达编者的思想观念，由此导致人物形象失真问题。

孔子虽主张“仁”“礼”并重，但在践履层面力倡情感体验和直觉体悟，相信人类美好天性和自我转化能力，如何参与社会政治建构的具体立论主张并不多见，战国儒家试图补足这个短板，将“仁”引入政治领域的主张随之产生，除子路、冉有等人的政治实践外，子张、子夏等人试图建构并强化儒学的社会政治功能，上博简所见孔子仁政思想就是这种思想背景下形成的。“仁政”主张是战国儒家的思想立论，主要由孟子总结和标榜，把它贯于孔子且将相关语录视为真材料，势必造成思想史认知的混乱。然而，鉴于上博简《君子为礼》1—3简的文字表述更为朴拙，且与《论语·颜渊》篇第1章的内容直接相关，不能贸然认定《君子为礼》全是假托孔子之口的模拟附会之语，上博简《君子为礼》1—3和《论语·颜渊》篇第1章当有共同文献来源，前者的一些内容在文字层面应当更接近上源性材料，而后者的一些内容显然经过了文学性修订，藉此达成强化说理的效果和语录经典化之目的。

两类文献中颜回人物形象相异问题则是改作语录的结果。比较而言，上博简中那个犹柔寡断、纠结怠惰的颜回形象显然是借孔子之口表达己意的产物，《论语》中那个闻斯行诸、践履仁爱的人物形象应当更接近颜回本人真实形象。从所见人物形象角度看，上博简《君子为礼》中“欲行之不能，欲去之而不可，吾是以惰也”之类的话是编者有意杜撰的，是孔子语录泛化的产物，只能算作是“儒家者言”之类的材料，而不能视为孔子真实语录。

总之，上博简《君子为礼》1—3简所见那个犹柔寡断、纠结怠惰的人物形象在《论语·颜渊》篇第1章中却是闻斯行诸、践履仁爱的君子形象，这种反差的背后存在复杂的文本同异关系和语录再造问题。

（一）颜回贤于孔子

《论语·雍也》篇第11章：“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0]“箪”是用于盛饭的竹器，“瓢”，即匏，用以舀水的简陋器具。颜回住在“陋巷”，箪食瓢饮，过着他人“不堪其忧”的生活，而颜回“不改其乐”。此章以“贤哉，回也”开头，又以此句结语，以重复叙述的语言艺术塑造出颜回安贫乐道的人物形象。《韩诗外传》云：“颜渊问于孔子曰：‘渊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贫而如富，其知足而无欲也。贱而如贵，其让而有礼也。无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终身无患难，其择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21]这显然是对《论语·雍也》篇第11章的引申，孔子赞许颜回的“无欲”，视之为圣人品格。《吕氏春秋•任数》云：“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饮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22]在极端困苦环境中，颜回仍能保持高洁品性，令孔子不禁感叹。无独有偶，孔子弟子原宪也是位安贫乐道者，“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23]可见，《论语》所见颜回安贫乐道的人物形象不仅有其他文献可资佐证，他的处世方式也得到孔子的赞许和同门的效仿。程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朱熹赞叹：“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24]在诸儒的解读和赞扬下，颜回安贫乐道的人物形象已然深入人心。

2022年8月中西书局出版《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收录其中的《仲尼曰》共13简，长43厘米，宽0.6厘米，简文所记孔子言论共25条，见于《论语》者8条，是继上博简之后发现的重要“子曰”类文献。安大简《仲尼曰》中有一条涉及颜回人物形象的语录：“仲尼曰：‘一箪食，一勺浆，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吾不如回也。’”[25]这条语录和《论语·雍也》篇第11章两相比较可知，安大简语录首尾不见“贤哉，回也”，也没有“在陋巷”之语，《论语》中的“一箪食，一瓢饮”安大简写作“一箪食，一勺浆”表现颜回安贫乐道之人物形象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简文写作“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

具体来说，《论语·雍也》篇第11章中的“一瓢饮”指用简陋不堪的容器盛水，简文“一勺浆”指用常见的容器盛浆水、米浆，《说文》：“浆，酢浆也”，古代常指一种微酸的饮料，或指浓稠的米浆、豆浆之类，所反映的生活困苦状态显然不及“箪食”“瓢饮”那样严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与“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的含义大致相同，前者的意思是别人不堪承受这样的赤贫生活，而颜回乐在其中，加之“贤哉，回也”的首尾呼应，起到用重复措辞来加强读者印象，一个不为外在物质环境所累，在极度贫困的环境中坚守精神家园，不改变乐道之志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后者相对平实地叙述颜回的贫穷生活，重点阐发颜回本人的生活感受。至为关键的是，“吾不如回也”是说孔子亲口承认自己不如颜回。要之，今本《论语》通过首尾呼应的语句设计，把贫困生活与君子之德深度梱绑，形成文气贯通、强调主旨的表达效果，而简文句末“吾不如回也”意谓颜回贤于孔子，而非徐在国理解的那样，颜回只是安于现状。

（二）文本差异及其复杂性

安大简《仲尼曰》中有“仲尼之耑语也”[26]之句，意思是说前列语录为孔子所说的话，“耑”有“举例”之义，整理者认为“耑语”可能和《论语》书名直接相关，是《论语》的一个摘抄本[27]。《仲尼曰》文末有“仆快周恒”四字，李家浩认为当读作“朴慧周极”，意谓孔子之“耑语”“朴实智慧，无处不达到最高境界”，四字书于简尾，字间密度较大，书写较为草率，墨迹颜色较浅，与正文明显有别，黄德宽认为这可能是抄手的评语。[28]安大简《仲尼曰》与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楚墓出土的《孔子曰》书写时代大体相当，约形成于公元前300——278年间，系战国晚期文献[29]，安大简《仲尼曰》孔子语录见于《论语》者约占三分之一，其他语录散见于《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说明它并不是单纯的《论语》摘抄本，王家嘴M798墓的《孔子曰》也系如此，它们中的一些内容与《论语》材料来源相关，总体上属于“子曰”类文献，这类文献并非都出自孔子之口，杜撰、附会的成份较多。

李锐认为，从逻辑上来看，安大简《仲尼曰》可能属于《论语》纂辑时的材料来源，但并不是说《论语》的编纂一定采用了《仲尼曰》，只是说其中一些语句的同源语录被纂辑进入了《论语》，有一些则没有被选入。[30]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评价颜回“箪食勺浆”之句选入了《论语》，但它不一定是孔子门人弟子“书诸绅”[31]的原初材料，《仲尼曰》的思想主题颇为凝炼，行文多以“君子—小人”“善—不善”“仁—不仁”等对比的方式呈现，凸显孔子对古圣时贤及弟子的评价，强调文本整齐性、简洁性，说明编纂者对来源文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改[32]，这条语录也经过了篇者改动，与《论语·雍也》篇第11章应当有着共同的文献来源，编者都不同程度地改动了原初材料。

颜回生前过着贫穷生活，他死后，其父颜无繇请求孔子把车捐出来为颜回作椁，孔子说其子孔鲤“有棺而无椁”，没有用车为孔鲤作椁，因为孔子“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33]孔子未捐出车，给出从于大夫之后，“礼不可出门步行”[34]的理由，其实是不愿厚葬颜回，但门人弟子还是厚葬了他，孔子闻之：“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35]这件事说明颜回虽然贫穷但并非赤贫，死后至少配得起棺，只有没有椁，最后还被厚葬。安大简《仲尼曰》没有夸饰颜回的贫穷状态，而《论语·雍也》篇第11章以首尾呼应的文学修辞形式夸饰了颜回的贫穷状态。就这一点来说，《论语·雍也》篇第11章对原材料的改动程度更大。

安大简《仲尼曰》所见颜回贤于孔子的立论并非该出土文献仅见，《论语》中就有两条相类似的语录。《论语·子张》篇第19章：“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孔子殁后叔孙武叔公开说子贡贤于孔子，遭到子贡反驳。《论语·公冶长》篇第9章：“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这句话字面意为孔子认为自己和子贡都不如颜回，但立论有个前提，那就是子贡自认不如颜回且为此沮丧不已，东汉包咸注曰:“既然子贡不如，复云吾与女俱不如者，盖欲以慰子贡也。”[36]意谓孔子只是安慰子贡才如此说，并不是孔子真的不如颜回贤能。宋儒朱熹解“与”为“许也”[37]，即赞许，意谓孔子赞许子贡自认不如颜回之诚恳态度。两种解读虽有一定差异，但都否认孔子真的以为自己不如颜回贤能，藉此否定该语录存在借颜回贬低孔子的释读可能性。

把“吾与女弗如也”与“吾不如回也”放到一起对读，后者显然也有赞美颜回而自认不如弟子的意涵，安大简《仲尼曰》中的这条语录同见王家嘴《孔子曰》，后者中也有“吾不如回也”[38]，可见战国时期与《论语·雍也》篇第11章材料来源相同的“子曰”类文献偏重于阐发孔子自认不如颜回安贫乐道。《列子·仲尼》中有“回之仁贤于丘也”之语，《淮南子·人间训》《说苑·杂言》《论衡·定贤》中也有类似言论，这说明战国及两汉时期孔子不如颜回贤能的言论颇为流行[39]，借此表达黜孔、抑孔主张。尽管安大简《仲尼曰》“吾不如回也”之句与诸子黜孔、抑孔言论有所不同，但所示颜回贤于孔子与《论语·雍也》篇第11章所见颜回安贫乐道的人物形象反差较大。

由此，安大简《仲尼曰》与《论语·雍也》篇第11章所示颜回人物形象背后的文献基础构成复杂的反差关系。就颜回安贫乐道、谦逊低调的君子形象来说，安大简《仲尼曰》的文本再造不及《论语·雍也》篇第11章程度深，后者明显用文学手法作了夸饰，优化语言、强化说理的痕迹十分明显；就颜回贤于孔子的思想立论来说，这是安大简《仲尼曰》的编者有意为之的，虽无贬低孔子的用意，但也产生拔高颜回人物形象的文本效用，当不出自孔子之口。总得看，两条语录应当有共同的材料来源，一部分内容大致相同，一部分则反差较大，文本层面的互嵌与同异关系颇为复杂，以此为据形成的人物形象存在差异自然在所难免。

（一）海昏侯墓“孔子衣镜”中的颜回君子形象

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是2015年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出土了上万件（套）珍贵文物，其中有一件方形衣镜的外框由于绘有孔子及部分弟子形象和简短传记，引起广泛关注。尽管镜框正面绘有一圈朱雀、白虎神兽和东王公、西王母仙人图案，但绘在镜框背板的孔子形象更引人注目，因此，学界将这架衣镜命名为“孔子衣镜”。

“孔子衣镜”最上面一栏人物为孔子和颜回，孔子位于左侧，身高28.8厘米，宽约8.4厘米，画像为满绘。颜回立于孔子像右侧，高约27厘米，宽8.8厘米，系线描，头戴小冠，面目清秀无须，身穿深衣长袍，面向孔子，双手合抱于身前，向孔子躬身行礼。中间一栏为子贡和子路，下面一栏为堂骀子羽和子夏。

王刚指出，“孔子衣镜”所见弟子排序遵从了《论语·先进》“四科十哲”观念，简短传记也是从《论语》中抽绎而出的。[40]堂骀子羽即澹台子羽，不列于“四科十哲”，其图像却出现在“孔子衣镜”，《史记·儒林列传》所述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各国，“澹台子羽居楚”[41]，在南方传播儒学，影响颇大，而海昏侯国即在楚地，说明“孔子衣镜”反映的儒学传播具有一定的地方性特征。不过，颜回与孔子并立的形象足以说明，西汉中期以来，在有关儒家人物形象的观念世界里，颜回已然是孔子最为重要的弟子，“寻孔颜乐处”的文化意象也已以绘画形式固定化。

“孔子衣镜”人物图像两侧书有人物生平及言行的传记。颜回部分记有“颜[回鲁人]字子渊少孔子卅岁”，这是极为简短的生平记述。之后记有颜回问“仁”的语录共3条，内容与《论语·颜渊》第1章、《子罕》第11章、《述而》第11章相同。还载有孔子评价颜回语录二则：“孔子曰颜回为淳仁直（？）”“孔子曰自我得回也门人日益亲”[42]，后一句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自吾有回，门人益亲”[43]相同。

第1条语录与上博简《君子为礼》和《论语·颜渊》第1章构成同文关系，核心内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与《论语·颜渊》第1章的文字表述毫无二致，“回虽不敏也请事此语也”[44]相较《论语·颜渊》第1章，虚词的多寡和用字有所不同，但不影响文义。如若上博简《君子为礼》与《论语》有共同文献来源，那么《论语·颜渊》第1章中四个排比句的定型应当是上博简制作时代至海昏侯刘贺下葬之前形成的，大致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之间。由于缺乏史料佐证，目前还无法还原是谁在什么时间浓缩此章内容并对其进行文本再造的，但既然“孔子衣镜”所示颜渊生平第1条语录与今本《论语》文辞和义涵相同，那么可以肯定地说相关文辞修饰发生在孔子衣镜制作之前。

（二）从颜回君子形象看《论语》的成书过程

从“孔子衣镜”所见颜回人物形象、所处位置及简短生平文字看，刘贺所处时代，颜回在儒门的地位已然固化。汉武帝以来，皇室、皇族乃至官宦世家广泛接受儒学教育，《论语》虽未列入官学，但经学博士兼传《论语》，昌邑王刘髆、刘贺与夏侯始昌、王吉、王式等经学大儒过从甚密，史称王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45]。海昏侯刘贺墓所出《论语》有今本所无的《知道》篇，说明刘贺所学《论语》至少有着齐论的文本特征，篇幅与鲁论及古论有所不同，但它又无《知玉》篇，且有一些古论的特征，但却不能归为古论，整理者认为不应当隅于古论、齐论、鲁论三论讨论海昏侯墓出土《论语》，当时《论语》的流传情况较为复杂，从目前公布的材料看，海昏侯墓《论语》保存状况较差，但从背部发现的篇题、篇目及文辞等因素看，是齐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中间形态[46]。就目前公布的语录看，虽有一定文字差异，总体上和今本《论语》相差不大。就颜回相关语录看，墓中出土《论语》的版本差异并不反映对颜回形象的不同认识，“孔子衣镜”所见三条语录与今本《论语》基本相同，这说明在海昏侯刘贺生活的时代，《论语》所见颜回闻斯行诸、践履仁爱的君子形象在文本层面已然固化。

《论语》的编纂、成书问题争议颇大、难有定论。相对而言，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孔子殁后七十子集体整理了孔子言论，再传弟子增补了一些内容。孔子去世时，子思尚年幼，待其长成，了解、掌握乃祖思想主张时用的学习材料即是《论语》，因此，《汉书·艺文志》所说“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之“门人”当指子贡、子夏、曾子等及门弟子，子思可能增补过《论语》，但不是主持编纂者。正唯如此，《论语》所见孔子语录经过及门弟子共同编定，可信度较高，加之战国以来孔子声名日隆，《论语》的传播空间和阅读人群逐步扩大，意旨窜乱的可能性较小，相比其它“子曰”类文献可信度更高。《论语》相关语录或多或少展现了子贡、曾子、子张等人的品性缺陷，而颜回几乎以完美无缺的君子形象示人，说明颜回勤学好问、谦逊仁厚的品格得到孔门众儒的一致认同，君子形象也随着《论语》文本的经典化进一步升华。通过文学修辞手法将凝炼孔子语录并将颜回贫穷生活与高洁人格进行艺术化处理的作法，说明颜回人物形象也存在文本再造成份，但和上博简、安大简虚构的人物形象相比，总体上是颜回真实品格在文本层面的投射。

从文本接受层面看，据我们统计，《吕氏春秋》共引孔子语录37条，见于今本《论语》者11条，占比30%，《淮南子》共引27条，见于今本《论语》者9条，占比33%，《盐铁论》共引109条，见于今本《论语》者103条，占比94%。战国晚期，《论语》并不被视为孔子语录的主要文本来源，“子曰类”文献的多元性与多元接受呈正比关系，《吕氏春秋》所引孔子语录见于《孝经》《庄子》《列子》《孔丛子》等书，一些语录则出处不明；西汉中期，士人多从《论语》引述孔子之语，《盐铁论》诸篇中，贤良文学之士频繁引述《论语》所见孔子语录作为立论依据。这说明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论语》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文本接受历程，颜回的君子形象也因士人逐步聚焦《论语》而得以固化。

近年来，汉代《论语》文献频频出土，定州中山怀王墓竹简本《论语》，朝鲜平壤贞柏洞汉简《论语》，海昏侯墓简本《论语》，以及散见于西北边塞的《论语》残篇，为研究《论语》版本及流传问题提供了新材料。无论是单篇流传，还是整本形态的发现，《论语》在各地的出土说明它虽未列官学，但传播地理空间颇广，阅读人群较为广泛，这样的儒学传播不再是由儒门内部某些弟子主导的，而是官方及民间教育体系承载《论语》传播功能的体现。换言之，当时《论语》研读不再局限于儒门内部，而是社会精英获得基本文化修养的必读书之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孔子衣镜”中颜回与孔子并立的人物形象，不是某个“颜氏之儒”传人影响刘贺思想观念的产物，也不是接受王式齐论教导之后有意为之，而是社会层面共同认同颜回君子形象的实物投射。

综上，上博简、安大简所见有关颜回人物形象的两条孔子语录与《论语》的同异关系颇为复杂，总体上不及《论语》可信，但《论语》语录也存在优化语言、强化说理等文本再造现象。《论语》经历了较长时段的经典化过程，海昏侯“孔子衣镜”证实，汉宣帝时期颜回君子形象已然固化，这与海昏侯墓出土《论语》虽有齐论特征，但总体上接近今本《论语》的文献性质相一致，而通过人物形象分析文本经典化过程是研究古书成书问题的一个门径。

论文原刊于宁镇疆、高晓军主编：《出土文献与古书形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