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朝鲜派往中国的朝贡使团络绎不绝。据韩国学者全海宗统计，自崇德元年（1636）至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共向中国派出使团661次。日本学者夫马进的统计显示，自1637年“丙子之役”至清末甲午战争前夕，朝鲜共向中国派遣使团494次，若再加上临时派遣的“赍咨行”，则平均每年约有3-4次使节派遣活动。这些朝贡使团名目众多（如冬至使、谢恩使、三节年贡使、告讣使等），职责各不相同，人数也自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光绪《大清会典》记载：“朝鲜贡使，正、副使各一员，以其国大臣或同姓亲贵称君者充。书状官一员，大通官三员，护贡官二十四员，从人无定额，赏额凡三十名。”

清《职贡图》中的朝鲜官员与官妇（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朝鲜所遣使节（主要指正副使、书状官，以下统称为“燕行使”）大多属上层官员及官家子弟，品级较高，文化素质较高，奉旨记录沿途见闻及搜集有关中国之情报，另外使团随行人员中也不乏文化素养较高者记述一路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这类文字记录，学术界一般称之为“燕行录”或“燕行文献”。燕行使归国后，“燕行录”往往会被呈报朝鲜国王，成为朝鲜官方了解中国动态的一条关键渠道。“燕行录”作为古代东亚地区重要的域外汉籍，绝大多数用汉语文言文写作，少数用朝鲜谚文写成，其体裁各异，包括日记、游记、诗歌、笔谈、杂录、状启、使臣别单、闻见事件等，所记述内容更是包罗万象，十分丰富，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地理、饮食、建筑、交通、民风民俗等领域。由于这一庞大史料的作者群“外邦”或“域外”之人的身份，其观察与记录往往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载更为细致，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域外”“他者”的视角，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它也见证了中国与朝鲜半岛数百年来的文化交流。（参见王禹浪、程功、刘加明：《近二十年中国〈燕行录〉研究综述》，《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第11期）葛兆光曾经指出：“旅行记、笔谈记录常常是很好的思想史资料，一个人在异国的观感、此地人与异域人的对话，和记录者对本国的文化认同与他国的文化理解，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通过‘他者’来定位‘自我’，这就像找到镜子来反照自身，对于‘他者’即异文化的态度，也体现着对异文化的理解程度，这种认同和理解的变化，常常又可以折射各个文明单位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朝鲜燕行使对孔宪培、孔庆镕两代衍圣公的接触、观察与记录，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一、朝鲜燕行使与衍圣公孔宪培的交往

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二十六日，朝鲜进贺兼谢恩使团抵达北京。二十八日即接到礼部通知，乾隆皇帝将于二月初七亲行释奠礼，随后到辟雍行讲学礼，要求朝鲜使臣“接驾观礼”。二月初七演礼日当天，正使朴明源、副使尹承烈、书状官李鼎运与三名译官在辟雍见到了同样来参加观礼的孔子第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书状官李鼎运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臣于演礼日立辟雍桥边，衍圣公望见臣等，移次而来，殷勤施礼，指点冠带，欣然有喜色，风仪温雅，举止端详，人海中可辨。”（《同文汇考补编》卷六《甲辰谢恩行书状官李鼎运闻见事件》）在李氏看来，孔宪培主动向朝鲜使臣谦和施礼，并亲切指点其冠带服饰，这无疑是圣裔对朝鲜士大夫的一种认可，同时也凸显了其儒雅的圣裔形象，其气质卓然出众，在人群中极易辨识，具有很高的修养魅力，是儒者典范。

乾隆五十五年（1790），朝鲜正祖国王李祘以乾隆皇帝“八旬万寿”，特遣使团进贺“圣节”。朝鲜进贺兼谢恩使团一行，以昌城尉黄仁点为正使、礼曹判书徐浩修为副使、弘文馆校理李百亨为书状官，朴其家、柳得恭等朝鲜知名文人亦在其中。使团到达京师以后，徐浩修与柳得恭曾与同样来为乾隆皇帝贺寿的衍圣公孔宪培多次接触，并将其所见所想记录了下来。徐浩修（1736—1799），字养直，号鹤山，18世纪朝鲜著名天文学家、实学家。其初见孔宪培时，与之在圆明园朝房“对炕而坐”。此时孔宪培年仅35岁，徐浩修称其“仪容秀洁，动止端雅，可知为圣人之后也”。对于孔宪培的学识，徐浩修记载时人以“能诗善书”称誉之。（参见〔朝鲜〕徐浩修：《热河纪游》卷三，载〔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2册）在《热河纪游》自序中，徐浩修写道：“日与衍圣公、阁部诸大臣、蒙古……缅甸诸使联班于殿陛，对案于朝房，或诗以唱之，或笔以谈之，询其山川风俗，辨其服饰语言，情志相洽，等威相忘，其遇亦可谓奇矣。”（〔朝鲜〕徐浩修：《热河纪游·序》，载〔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1册）可见，徐浩修与衍圣公孔宪培以及清朝官吏、边疆民族首领、东南亚藩属国使节等或以汉诗唱和，或以文会友，彼此探讨异域文化，“情志相洽，等威相忘”。这次朝堂奇遇给徐浩修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成为其念念不忘的文化盛宴。特别是在归国以后，徐浩修自述其在本国所接触到的人群多为“村童野老”之辈，所谈论的话题也基本是“桑麻阴晴”之事。因此，回想起当初在中国的新奇经历，徐浩修难免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从“等威相忘”的文化亢奋到“幻梦之又幻”的清醒失落，徐浩修的记录反映了宗藩体系下小国精英对繁荣文化氛围的渴求与向往，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与强大吸引力。

朝鲜正祖国王李祘像

其实，徐浩修私下里与孔宪培还有过几次短暂接触。例如，孔宪培曾专门派人去朝鲜使臣下榻的玉河馆，向徐浩修赠送先圣行教像石刻拓本和《圣迹图》《圣贤图赞》《林庙图》等。徐浩修回国前夕，孔宪培又派遣奎文阁典籍姜思永向其转述两首临别赠诗。其一曰：“文章价重海天东，此日赓酬雅意通。记得清谈忘漏永，龙云博识正难穷。”其二曰：“尼岑浿水远垓京，恰喜星轺集凤城。犹有箕畴遗范在，常先九译树风声。”（〔朝鲜〕徐浩修：《热河纪游》卷三，载〔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2册）孔宪培著有《凝绪堂诗稿》八卷，这两首临别赠诗并未被收录其中，在此录其全文，或可补其诗集之缺。

柳得恭（1748—1807），字惠风、惠甫，号泠斋，朝鲜北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副使徐浩修的从官，柳得恭亦著有《热河纪行诗注》（或名《滦阳录》）。他以诗的形式咏其所见，并自为之注，记述了与衍圣公孔宪培交往的情形。其有《衍圣公》一诗曰：“定武兰亭响拓真，春秋金锁袖中珍。秋山曲阜城南路，金顶轿归玉貌人。”在自注中，柳得恭称其对孔宪培的第一印象便是“笑貌，善书”。因此，柳又一次前往专门拜访，并记录下二人互赠礼品之事：

余于圆明园及京城再访之，为书泠斋号，赠赵汸《春秋金锁匙》一卷，戴震《考工记图》二卷、《声韵考》四卷，蔡京《州学碑》，党怀英《杏坛碑》，姜开阳摸刻《定武兰亭》，先圣墓上蓍草五十本。余以《义兴麔角寺碑》谢之，又赠五律一首。（〔朝鲜〕柳得恭：《滦阳录》卷二《衍圣公》，载金毓黻主编：《辽海丛书》第一集）

从孔宪培的赠品来看，赵汸《春秋金锁匙》为元代经学著作，戴震《考工记图》《声韵考》为清代考据学（朴学）代表作。这对于身为北学派代表人物的柳氏而言，自然是欣然接受。在记述的最后，柳得恭还写道：“衍圣公乘金顶轿，燕中人呼为圣人。”其与诗中“金顶轿归玉貌人”一句交相呼应，首先表明了中国人与朝鲜文人对衍圣公的认可与尊崇，进而印证了儒家思想在超越王朝政治、联结东亚文化圈中所具有的纽带意义。

二、朝鲜燕行使与衍圣公孔庆镕的交往

嘉庆元年（1796），柳畊以朝鲜进贺兼谢恩使团书状官的身份来到中国，见到了孔子七十三代孙、衍圣公孔庆镕。柳畊写道：

衍圣公庆镕今年为十岁，以五经博士宪增之子为后于其伯父宪培，甲寅袭封公爵。昨冬自曲阜为参贺班而来，眉目秀朗，举止夙就，非寻常贵家子弟，皇帝待以宾礼，班在阁老之右。京都置府，扁额曰衍圣公府，有馆伴使。王公以下，皆纳刺请谒，街巷观者皆称圣人之孙。（《同文汇考补编续·使臣别单二·乙卯进贺兼谢恩行书状官柳畊闻见事件》）

孔庆镕（1787—1841），字陶甫，又字冶山，为孔宪增长子。因其伯父衍圣公孔宪培无子，便于7岁时被过继给孔宪培为嗣。乾隆五十九年（1794）二月十七日，孔庆镕正式袭爵。嘉庆元年（1796）二月，即位不久的嘉庆帝亲自到太学行释奠礼，时年10岁的孔庆镕奉旨由曲阜进京朝贺、陪祀。正是这样的机会，使同为恭贺新君登极而来的柳畊得以与衍圣公孔庆镕有“一面之缘”。在柳畊看来，尚是孩童的孔庆镕长相俊秀，举止老成，不愧为圣人之后。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时值嘉庆帝“五旬万寿”，衍圣公孔庆镕再次赴京朝贺。借此机会，朝鲜进贺兼谢恩使团书状官闵致载主动到其下榻的馆舍拜见，并与之当面交流：

衍圣公孔庆镕因圣节入朝，故臣就其所馆请见，则庆镕出门迎揖，及阶，让登。威仪颇娴雅，相貌亦端秀，而但言语衣服与皇城无别。问曲阜凡百，则西汉以后不被兵革，而夫子手种桧树，群弟子所植楷木，至今生存。幅巾衣履，中华旧制，尚有藏弃云。（《同文汇考补编续·使臣别单二·进贺兼谢恩行书状官闵致载闻见事件》）

在这场会面中，身为衍圣公的孔庆镕亲自出门迎接、作揖，并走到台阶处礼让闵致载先登，举止庄重优雅，容貌端正清秀，称得上是礼乐文明的化身、儒家礼节的典范，基本符合来华朝鲜使臣对圣人后裔的期待与想象。

衍圣公孔庆镕像

值得注意的是，闵致载这短短一百余字记述所传递的信息恐怕并不止于此。明清易代以后，朝鲜时常以“中华正统”或“小中华”自居，标榜自身在文化层面上的独特身份。因此，朝鲜使臣在“燕行录”中往往会有意或无意陷入将清朝与“中华”在某种程度上割裂开来的误区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闵致载称孔庆镕“言语衣服与皇城无别”，而曲阜“幅巾衣履，中华旧制，尚有藏弃”，表面上似乎暗示了“中华旧制”与清王朝统治的某种紧张关系，实则忽视了清朝在继承、发扬儒家治国理念方面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错误地否定了清朝在中华文明传承脉络中的合理地位。

此外，在闵致载的记述中，曲阜一地自西汉后便“不被兵革”，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在内的中国历代王朝均将保护曲阜这一儒学重镇免于战火，作为其尊崇儒学、维系正统的一大象征；孔子手植桧树与众弟子手植楷树能够存活上千年，无疑是一种儒家精神永恒性的具象化表达。在清朝统治下，曲阜以及“三孔”被作为彰显“中华旧制”“华夏衣冠”的特殊空间，深深融入到“大一统”观的构建过程之中，足以证明清帝王对儒家思想的自觉坚守，亦能证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不曾断绝。

结语

清代朝鲜燕行使在“燕行录”中对衍圣公这一圣人后裔的相关记述，是中朝文化交流的微观见证。“燕行录”以“他者”视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清代官方文献缺失的部分细节，但同时也要注意或警惕这些记述背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投射。通过“燕行录”中鲜活的圣裔叙事，我们得以证明，以孔子为象征意义的儒家文明始终是联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精神纽带。“燕行录”中的相关记述像是一面文化透镜，既折射出清朝的“尊孔崇儒”政策，又反照出朝鲜自身的文化渴望与焦虑。我们在几百年后重读这些文字，需要洞察的可能不仅仅是燕行使与衍圣公的交往细节，更是透镜背后那个试图通过“凝视中华”来确认“何为朝鲜”的复杂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