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阿敏︱曾国藩的读经之法

经书难读，古今皆然。韩愈在《进学解》中就曾抱怨《尚书》难读，“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六经”遭秦火，多断缺，惟《诗经》幸而全备，没有文本的真伪混杂，然而自从齐、鲁、韩三家《诗》亡，说《诗》者率尊毛氏，至宋代又有废《序》说《诗》之举。后世求诗人之意于千百载之下，异论纷纭，莫知折中。后之学者终身玩其辞，而白首不能窥其奥。至于三《礼》难读，更是众所周知。韩愈亦“尝苦《仪礼》难读”，《四库全书总目》云：“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能够参与讨论者都十分稀见。曾国藩五十七岁才略通《仪礼》，历时半载。同治六年二月十四日日记云：

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读《仪礼》，至是粗毕。老年能治此经，虽嫌其晚，犹胜于终不措意者。昔张蒿庵三十而读《仪礼》，至五十九岁而通此经，为国朝有数大儒。余今五十七岁略通此经，稍增炳烛之明。惟蒿庵以前，名儒穷《仪礼》者绝少，能于荆棘荒芜之中独辟康庄，斯为大难。余生本朝经学昌明之后，穷此经者不下数十人，有蒿庵之句读、张皋文之图，康庄共由之道而又有人以扶掖之，则从事甚易矣。

今人有时认为古人对《十三经注疏》倒背如流，这恐怕不是普遍现象。即使果能背诵，亦未必能通经义。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其阅读《尚书》之状况云：“《吕刑》篇于后世古文家蹊径最近，惜不能尽通其读。”曾国藩《致诸弟》云：“来信言看《礼记》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无所得，今已尽弃，不敢复阅。”曾国藩在教育其子时曾指示说：“自‘五经’外，《周礼》《仪礼》《尔雅》《孝经》《公羊》《穀梁》六书，自古列之于经，所谓十三经也。此六经宜请塾师口授一遍。尔记性平常，不必求熟。”能够熟读“五经”已经不易，遑论其他。正是因为经书难读，曾国藩关于读经的一些看法，对于今人而言，尚有参考价值，故而略述如下。

曾国藩像

一

对于初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先将“十三经”读过一遍，才能考虑专深之研究。若初读之际即要求滚瓜烂熟，恐永无读完经书之日。曾国藩针对儿子曾纪泽的实际情况，参考朋友的经验，给出了适合大部分普通读书人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纪泽儿读书，记性不好，悟性较佳。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也。请子植弟将泽儿未读之经，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不必能背诵也，不必常温习也。待其草草点完之后，将来看经解，亦可求熟。若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诸弟必以兄言为不然。吾阅历甚多，问之朋友，皆以为然。（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九日书于江西省城）

就一般人而言，悟性佳否均无碍于此法的适用性。更何况，记性好者毕竟属于少数。曾国藩深知曾纪泽读书记性平常，让他读书不必求熟。只要用心看过，自有所得：“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谕纪泽》）

在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澄侯弟书中，曾国藩重申了这一理念：“纪泽看《汉书》，须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须看二十页，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今日半页，明日数页，又明日耽搁间断，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甲五经书已读毕否？须速点速读，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终身未能读完经书。吾乡子弟未读完经书者甚多，此后当力戒之。诸外甥如未读完经书，当速补之。至嘱至嘱！”（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澄弟》）观“终身未能读完经书”一语，真足令人警醒！以传统文化研究为志业者，果真读完经书者又有多少？当速补之。

在此之前的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在《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曾提出读经的“耐”字诀：“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十二年前的这个看法恐怕没有什么实际作用，难以实现。所以在后来的信中提出令儿子曾纪泽“草草点完”经书后，还对诸弟解释道：“诸弟必以兄言为不然。吾阅历甚多，问之朋友，皆以为然。”史学大师吕思勉针对读书务求甚解之做法有一极为精彩之论述，可以解答曾国藩“耐字诀”之所以不可能：

凡读书，决无能一字一句，无不懂得的。不但初学如此，即老师宿儒，亦系如此。吾乡有一句俗话说：“若要盘驳，性命交托。”若读书必要一字一句都能解说，然后读下去，则终身将无读完一部书之日，更不必说第二部了。其实，有许多问题，在现时情形之下，是无法求解的；有些是非专门研究，不能得解；即能专门研究，得解与否，仍未可知的；有些虽可求解，然非读下去，或读到他书，不能得解，但就本文钻研，是无益的；并有些，在我是可不求甚解的。不分轻重缓急，停滞一处，阻塞不前，最为无谓。所以前人教初学读书，譬诸略地，务求其速，而戒攻坚。但定为应读的，略读则可，越过则不可；因为越过是不读，非略读耳。（《读旧史入手的方法》）

二

以上是博观泛览的阶段，要想在学问上取得突破，必须从专精开始。若志在经学，则须专守一经。曾国藩说：“温经须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与父亲书》）又曰：“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致六弟告读书之道》）无非是强调专一。在曾国藩看来，“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他以阅读韩愈的文集为例说明道：“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六弟告读书之道》）

《韩昌黎文集校注》书影

具体到如何专精呢？曾国藩给出了两个方法。可称为一虚一实。虚者为“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实者为写作读书札记。

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因曾纪泽读“四书”无甚心得，曾国藩教之以“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认为“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此法虽为朱子提出，但曾国藩在实践中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其经验更加直接明白。解“涵泳”之意云：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谕纪泽》）

曾国藩又根据自己从政办事等阅历，现身说法，指示切己体察之方法：“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谕纪泽》）将经义与生活融会贯通，既可加深对经文之理解，又能为行动提供参考指南。

读书札记是清代学术研究中常见的著述方式，知名者如顾炎武《日知录》和王念孙《读书杂志》。曾国藩一直想模仿两位前辈的做法，就自己喜好的十余种书略作札记，又以此法教导曾纪泽：

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

王念孙像

初学者常困惑于不知该如何写作读书笔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这正是读书笔记写作的方法。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曾国藩与曾纪泽论及读《诗经》之法时，有更为具体的指示：“尔治经之时，无论看注疏，看宋传，总宜虚心求之。其惬意者，则以朱笔识出；其怀疑者，则以另册写一小条，或多为辨论，或仅著数字，将来疑者渐晰，又记于此条之下，久久渐成卷帙，则自然日进。高邮王怀祖先生父子，经学为本朝之冠，皆自札记得来。吾虽不及怀祖先生，而望尔为伯申氏甚切也。”曾国藩于清代大儒，自顾炎武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故而期待曾纪泽能成为王引之一样的人物。王引之著有《经义述闻》，所考订之书，曰《易》《书》《诗》《周官》《仪礼》《大戴礼》《礼记》《左传》《国语》《公羊》《穀梁》《尔雅》，凡十二种。现存《曾纪泽集》未见有读书札记之类的文字，倒是曾国藩著有读书札记《求阙斋读书录》十卷，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之书，其中经部有《毛诗》《周易》《周官》《礼仪》《礼记》《左传》《穀梁传》《尔雅》，郭嵩焘称《求阙斋读书录》为“文正著述之最精者”（《郭嵩焘日记》，光绪六年六月二十日）。

读经之法，除了写作读书笔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之外，尚可将经文分类记出，既可加深印象，又便于检求。曾国藩在读《周易》《孟子》时曾用过此法，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云：“温《孟子》，分类记出，写于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属目，曰性道至言；言取与出处之属目，曰廉节大防；言自况自许之属目，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厉之属目，曰切己反求。”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云：“将《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为条类，别而录之，庶几取象于天文地理，取象于身于物者，一目了然。少壮不学，老年始为此蹇浅之举，抑何陋也！”虽是自嘲，但可见此种功夫为不可少。

“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揅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阮元：《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曾国藩对于诸经注疏及清代经学有些简短评论，可资参考。其论《十三经注疏》云：“大抵《十三经注疏》以三礼为最善，《诗》疏次之。此外皆有醇有驳。”（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谕纪泽》）论《尚书注疏》：“《书经》注疏颇庸陋，不如《诗经》之该博。”（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谕纪泽》）论《春秋左传正义》：“《左》疏浅近，亦颇不免。”（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谕纪泽》）论读三《礼》注疏之法：“三《礼》注疏，非将江慎修《礼书纲目》识得大段，则注疏亦殊难领会，尔可暂缓。”（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谕纪泽》）江永《礼书纲目》凡八十五卷，其书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之例，参考群经，洞悉条理。总体而言，曾国藩认为，汉唐注疏的利弊在于，“凡汉人传注、唐人之疏，其恶处在确守故训，失之穿凿；其好处在确守故训，不参私见”（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谕纪泽》）。

三

经学发展到清代，可谓极盛时代，大儒辈出，著述如林。“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其尤著者，不过顾、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而风会所扇，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在阅读《十三经注疏》的过程中，势必要参考已有研究成果，这其中主要是清代学者的著述，因此，曾国藩认为清朝大儒，如顾炎武、阎若璩、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

曾国藩对这些著作有一些点评，对于我们如何阅读使用其书有所提示。经书流传久远，版本问题颇为复杂，对于初学者而言，最便利者还是查找阮元所作校勘记：

《诗经》字不同者，余忘之。凡经文板本不合者，阮氏校勘记最详。（阮刻《十三经注疏》，今年六月在岳州寄回一部，每卷之末皆附校勘记，《皇清经解》中亦刻有校勘记，可取阅也。）凡引经不合者，段氏《撰异》最详。（段茂堂有《诗经撰异》《书经撰异》等著，俱刻于《皇清经解》中。）尔翻而校对之，则疑者明矣。（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谕纪泽》）

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附有校勘记，其体例是：“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撰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其经文、注文有与明本不同，恐后人习读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误，故卢氏亦引校勘记载于卷后，慎之至也。”（阮元：《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这是在读《十三经注疏》之前必须注意的。阮元还另著有《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传布海内，为学者所取资。《皇清经解》收录有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但没有题为《诗经撰异》之书，或为误记。据《清史稿·段玉裁传》：“以诸经惟《尚书》离厄最甚，古文几亡，贾逵分别古今，刘陶是正文字，其书皆不存。乃广搜补阙，正晋、唐之妄改，存周、汉之驳文，著《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

阮元像

曾国藩最好高邮王氏之学，“余于本朝经学、小学诸家，独服膺王怀祖先生父子之精核，盖以其于经文之虚神实训，体味曲尽也”（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十《日记》）。不过，曾国藩认为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不是初学所能看的书，倘若没有读过经书，直接阅读此书，恐不易读懂。在阅读注疏时有疑惑可以查阅：“纪泽禀中问看书之法。《经义述闻》博洽精深，非初学所能看，目下不必看也。看注疏时有不能解者，偶一翻查则可耳。”（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与诸弟书》）又云：“前信教尔暂不必看《经义述闻》，今尔此信言业看三本，如看得有些滋味，即一直看下去。不为或作或辍，亦是好事。惟《周礼》《仪礼》《大戴礼》《公》《穀》《尔雅》《国语》《太岁考》等卷，尔向来未读过正文者，则王氏《述闻》亦暂可不观也。”（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清明《与纪泽书》）这都是切实可行的指导。《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义述闻》云：“引之此书盛行于近代。后生小子，惟速之求，不读全经，但披《纂诂》。一知半解，辄藐前修。风气所趋，荒经是惧。名不苟立，敢为有志朴学者告焉。”此种不读全经的风气在今日犹然，读书只为寻检材料。提要所云，可谓切中时弊。故曾国藩让其子未读过经文，不必看《经义述闻》，实为求学之正途。

经学涵盖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与词章之学，在曾国藩看来，“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致六弟告读书之道》）。在三者之中，曾国藩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六弟告读书之道》）若只以经书为考据名物或寻章摘句的材料，则丧失了经学的真精神。读经当以义理为本，并不意味着各执一途，互相诋毁，而应该互相配合，交相为用。最后，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所言读经之效：“‘六经’义精词约，非潜心玩味本难领其旨趣。然熟读《诗经》，自足使人之情韵日深；熟读《左传》，自足使人之笔力日健；熟读《礼记》《曲礼》《内则》《少仪》诸篇，自足使人之威仪、动作皆有范围；熟读《乐记》《学记》《祭义》，自足使人之心思、识趣暂有把握。”（同治五年五月初九日《复邵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