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年 |《春秋》失載部分日食原因探析

摘要：關于《春秋》日食的記載及其推算，前人已經有大量研究，尤以張培瑜先生爲代表，據他的推算，在《春秋》240多年中，曲阜可見的日食有98次，《春秋》共記載37次，其中33次是確實可靠的，另有4次可能是誤記或其他)誤造成的。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春秋》所記日食僅相當于全部可見日食的三分之一左右，那麽，《春秋》爲何失載那麽多次日食?

基金资助： 孔子研究院課題“《左傳》所載孔子言行與《論語》比較研究”(22KZYJY16)階段性成果；

關于《春秋》日食的記載及其推算，前人已經有大量研究，尤以張培瑜先生爲代表，據他的推算，在《春秋》240多年中，曲阜可見的日食有98次，《春秋》共記載37次，(1)其中33次是確實可靠的，另有4次可能是誤記或其他)誤造成的。(2)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春秋》所記日食僅相當于全部可見日食的三分之一左右，那麽，《春秋》爲何失載那麽多次日食?

關于這一點，前人提出了一些解釋。清王韜《春秋日食説》云：“春秋時日食乃由目睹，非憑測算，目見日食即書于策，不見即不書，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中，豈止三十六日食耶?蓋據魯所得者而書之耳。”(3)他認爲史官没有觀測到，故没有記録。楊伯峻先生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魯都曲阜可以見到的日蝕在六十次以上，《春秋》僅記載了一半，另外一半或者失載，或者脱落了。”(4)認爲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確實没有記載，二是本來記載了但在後世流傳過程中脱落了。鄭志瑛在楊伯峻的基礎上進行了延伸思考，他首先經過考證認爲《春秋》經文在流傳過程中遺失一千多字，這其中可能包括2—3次日食。其次，他根據楊伯峻提出的春秋時期“魯都曲阜可以見到的日蝕在六十次以上”的觀點，通過考察距離曲阜不遠的濟南的年光照量約爲60%，將其放大到整個《春秋》時代，恰好應該有23次左右的日蝕因天氣原因無法觀測到，(5)與楊伯峻之説相符合。徐建委根據《春秋》失載大量日食這一現象，認爲《春秋》不是魯國舊史，因爲“日食觀測和記録是史官的職責，若《春秋》爲魯史官所編，則其必有完善的日食記録……因此，僅依據日食記録的不完整，也可以排除《春秋》爲魯國史官所修史書的可能性”，由此他認爲，《春秋》所載日食是一種“有目的的或深意的選擇”的結果，而不是漏記。(6)那麽，選擇的標準是什麽?他又進而推測或許與戰國秦漢時流行的“弑君三十六”的説法有關：“此處極可能就是戰國秦漢間被廣爲稱述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的暗示或微言。”徐氏的觀點意在論證《春秋》是孔子編纂，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義，而非僅是魯國舊史。

徐建委主要參考了張培瑜先生《中國曆法研究》一書的數據，但却有意無意忽略了張先生對《春秋》漏載日食方面的一些重要數據和推論。張先生對《春秋》記載的33次日食和未載的65次日食的食分(7)作了比較，發現一個重要現象，即《春秋》對大食分日食記録較爲全面，而小食分日食則脱漏甚多，五分以上大食的53%，《春秋》皆有記載，而五分以下日食的87%，《春秋》皆未著録，三分以下的30餘次小食僅記録了一次，詳見表1。

表1《春秋》記載與失載日食統計表(8)

《春秋》多記大食，而忽略小食，這顯然不太可能是孔子選擇的結果，因爲古代史官對天象的記録一般比較籠統簡略，如所謂“五星連珠”“長虹貫日”等，關于日食的記録只是某年月日“日有食之”，而不會有日食大小的詳細記載，那麽孔子又何從選擇大食分日食而放棄小食分日食呢?可見，據《春秋》漏載日食的現象無法推翻《春秋》是魯國舊史的傳統觀點。

在張培瑜先生數據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對《春秋》漏載日食的原因作進一步分析。《春秋》失載日食無非兩種原因，一是客觀原因没觀測到，一是主觀原因雖觀測到而未記録。

古人受客觀條件限制，漏記日食是非常正常的現象，不僅是春秋時期，秦漢以降的史書中，所記載的日食也有很嚴重的漏記現象。據學者統計，西漢漏記46%的日食，三國魏時漏記35%，西晋漏記15%，東晋漏記45%，只有東漢記録最全，僅漏記7%。(9)但無論如何，漏記日食都是正常現象。導致日食漏記的客觀原因大概有以下幾種：第一，小食分日食不易觀測到。《春秋》漏記的65次日食中，有21次食分是二分以下，12次在一分以下，這些日食僅憑肉眼可能很難觀測到。第二，天氣影響，陰雨、多雲、大霧等不良氣象會嚴重影響日食的觀測，即使在中午出現日食，如果是陰雨天氣，可能也觀測不到。鄭志瑛先生的文章就是採用這一思路，雖然他的數據不完全準確。第三，史官的責任心、職業素養也會影響日食記録，責任心不强或觀測能力不够，可能也會漏記很多日食。第四，跟時代背景也有關係，若社會比較動亂，影響史官的正常工作狀態，也會影響日食的記録。

除以上幾種情况之外，筆者在考察張先生所列日食數據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日食是否漏記，跟發生的時刻有密切的關係。現將曲阜可見的三分以上日食共69次(含《春秋》記載的1次三分以下日食)，按照食甚時刻的先後順序表列于下，其中加粗的爲《春秋》所記的日食，其餘爲《春秋》漏記的日食。

表2《春秋》日食發生時刻表(10)

通過上表可以發現，早上9時之前共發生日食26次，《春秋》記録8次，失載18次。9時至下午5時，發生日食32次，《春秋》記録22次，失載10次。下午5時後，發生日食11次，《春秋》記録3次，失載8次。由此可見，日食記録跟日食發生的時刻有很大關係，早晚時分的日食漏記較多，白天時段漏記較少。衆所周知，早上和黄昏，天空往往不够亮，且常常伴有雲霧，會影響日食的觀測;而上午9時至下午5時，是天空最明亮的時候，故這個時段的日食大部分能够被觀測到并記録下來。

在客觀條件限制之外，《春秋》漏記日食也可能與史官主觀上不重視有一定關係。《春秋》除了記載歷史事件之外，還記載了一些自然災害，但數量不多，據前人總結，有日食三十六、不雨七、無冰三、大旱二、山崩二等，《春秋》242年中發生的災害當不止此數，《春秋》的記載肯定是有選擇性的。其選擇的標準可能是：只記載比較嚴重的自然災害，一般的災害不予記録。這一點《左傳》有非常詳細的解釋。如莊二十九年經：“秋，有蜚。”《左傳》云：“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又隱元年傳云：“有蜚。不爲災，亦不書。”莊十八年經：“秋，有蜮。”《左傳》云：“秋，有蜮，爲災也。”可見，至少在《左傳》看來，不造成重大後果的小災，《春秋》是不予記載的。日食雖然只是天文現象，而不能直接造成災害，但在當時人眼中，日食往往意味着某種不好的事件將會發生，而食分的大小很可能會與事件的嚴重程度密切相關，對于大食分日食，人們肯定非常重視，如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這是0.88的大食。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11)這是0.87的大食。對于這兩次大食分日食，魯國都舉行了一些禳祭活動，這也是《春秋》記載的僅有的兩次針對日食做出的行動。而對于其他小食分日食，可能未必如此重視，甚至連記録的必要都没有。

綜合本文論述，《春秋》缺載日食，大部分是客觀原因造成的，可能也有史官因小食影響不大不予記録的因素。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孔子編纂《春秋》時有意選擇的結果，據此不足以懷疑《春秋》是魯國舊史的傳統觀點。

注释

(1)含哀公十四年五月的一次。《春秋》經文實止哀公十四年春，《左傳》經文則續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卒。

(2)張培瑜等：《中國古代曆法》，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第171頁。

(3)王韜撰，曾次亮點校：《春秋曆學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75頁。

(4)楊伯峻：《楊伯峻治學論稿》，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第51頁。

(5)鄭志瑛：《淺析<春秋>“漏記”日蝕的原因》，《貴州文史叢刊》1992年第1期，第54頁。又見《邯鄲日報》2022年6月29日第8版，改題爲《對<春秋>“漏記”日食原因的計量分析》。

(6)徐建委：《<春秋>“閽弑吴子餘祭”條釋證---續論<左傳>的古本與今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第69頁。

(7)食分，指被遮住的日面直徑的比例，用來表示日食的程度，如三分日食記爲0.3，指日面直徑被遮住十分之三。

(8)本表數據均來自張培瑜等《中國古代曆法》，第167-172頁。其中《春秋》失載的三分以上、三分以下數據張先生正文論述中將其顛倒，此據其文中表格改正。

(9)劉次沅、馬莉萍：《春秋至兩晋日食記録統計分析》，《時間頻率學報》2015年第2期，第126頁。

(10)本表數據均來自張培瑜等：《中國古代曆法》，第167-169頁。

(11)以上《春秋》經傳引文出自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65、66、19、224、226、251、664頁。

来源：《古文献整理与研究》   2024
作者：曹景年，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