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铭　梅庆吉丨洙泗之间的孔子遗踪——寻找《论语》中的“达巷党”

发表时间：2024-07-01 15:54作者：孔德铭　梅庆吉来源：《走进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2期

“达巷党”一词出现于《论语·子罕》篇中：“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意思是，达巷党人评价孔子说：“孔子真是太伟大了，学问太渊博了，人们不能以某方面的专长来称赞他。”弟子听到后告诉了孔子，孔子对此回应说：“我擅长什么呢？是驾车呢，还是射箭呢？我不过是擅长驾车而已。”自古至今，关于达巷党人对孔子的评语与达巷党的理解始终莫衷一是。

《论语·子罕》书影

一、“博学而无所成名”的孔子

关于达巷党人对孔子的评价，后世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将达巷党人“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评语视为对孔子的褒赞，而孔子以“执御”之词回应乃是“自谦”。东汉郑玄注曰：“此党之人，美孔子博学道艺，不成一名而已。”（《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九）皇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言‘大哉孔子’，广学道艺周遍，不可一一而称，故云‘无所成名’也。犹如尧德荡荡，民无能名也。”又说：“彼既美我之博学，而我于道艺何所执乎？欲自谦也，云执御乎执射乎者。既欲谦己之不多，故陈六艺之下者以自许也。……向欲合以射、御自许，又嫌太多，故又减射而云吾执御者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五）皇侃认为，孔子为了表示自己不像达巷党人说的那么伟大，那么“博学”，故举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最下者“射”和“御”以自许，又觉得“射”和“御”一起说太多了，所以又把“射”去掉，只留了一项“御”。

关于“博学而无所成名”，另一种解释是将之视为对孔子的讽刺。按照这种观点，达巷党人对孔子的评语可以这样理解：孔子懂得很多，却没有某一方面的专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样样通，样样松”，博而不专，这又是在批评孔子了。这种说法，以朱熹为代表。他引用尹焞的话说：“达巷党人见孔子之大，意其所学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于世，盖慕圣人而不知者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五）一个“惜”字，道出了朱熹关于此问题的倾向。而李零说得更加直接：“我觉得，达巷党人的话，明明是讥刺，它是说，孔子这么博学，却不能以专精成一家之名，岂不是白学了。”（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本人认为，若是讥刺，难道孔子听不出来吗？那就没有必要回答他了，还是应该以郑玄所解为是。至于孔子为什么要如此回应，明人葛寅亮对孔子的心理活动进行了分析：“党人乃深知夫子者。夫子闻此言，若说他是，则嫌于过自承当；若付之不答，则遇此真知己，岂容默默？于是对门弟子将射、御相较而愿执乎御。因说‘大’，把个极小的对他；因说‘博’，把个极不博的对他；因说‘无所成名’，把个极可指名的对他。盖天下道理，大莫载者，即是小莫破，无大无小，拈来便是。只因党人议论，已说到极精妙处，若再求精妙，便说不去。除是翻到极粗浅处，才另有一番议论，一重光景。这正是夫子与党人机锋相对，其言若不加照会，近于戏论，而真到家人，自两两心照，所谓得其意，不必泥其词者。举此以告门弟子，岂亦欲其因之领会乎？”（葛寅亮：《四书湖南讲·论语湖南讲》卷二）这一段分析十分精彩：听到党人的赞美，你要赞成吧，显得太不谦虚。你若是不回答吧，遇到这样的知己，岂不可惜！不过回答需要得体，怎样才算得体呢？你说“大”，我就用最小的对他；你说“博”，我就用不博的对他；另外也不是“无所成名”，我驾车就驾得很好嘛！这是孔子和达巷党人的机锋，对两人对话的理解不可拘泥于字面意思。

二、孔子助葬之巷党与“达巷党”

达巷党所指为何，或可借孔子“巷党助葬”一事来理解。《礼记·曾子问》关于孔子巷党助葬的记载原文如下：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暮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

有一次，孔子协助老子给人办理丧事。灵车已经上路，突然发生日食，太阳不见了。老子急忙说：“孔丘，赶紧将灵车停下，停放在道路的右侧，让送葬的人停止哭泣，看事情的变化再说。”过了一会儿，日食渐渐退去，太阳出来了，灵车又开始上路。他跟孔子说，这是按礼而行。等送完葬返回之后，孔子找了个空当向老子请教说：“送葬时柩车是不可以回返或停止的。这次发生了日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与其停在路边，还不如继续往前走。”老子回答说：“诸侯去朝见天子，太阳出来的时候开始出行，傍晚太阳未落山时找个地方休息。大夫出使也是日出而行，太阳未落就找地方住下。灵柩不可以在天亮之前上路，也不可以到天黑才停下。顶着星星赶路的人，大概只有犯罪之人和奔父母之丧的人吧。刚才发生了日食，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星星呢？那样岂不成了顶着星星夜行了吗？君子依礼而行，总不能使人家亲属遭遇灾祸吧。”

泉州清源山“孔子问礼于老子”雕塑

关于孔子巷党助葬的“巷党”作何解，有学者认为此处的“巷党”就是达巷党。清人翟灏就持此种观点，他在《四书考异》中说：“注谓：‘巷党，党名。’此所云达巷党，或即一地。不然，既云巷，又云党，不綦词复乎？”（翟灏：《四书考异》下编卷一○）清人钱坫也说：“达者，巷党名，‘巷党’二字连读。《杂记》‘余从老聃助葬于巷党’是也。”（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

但有人认为，“达巷党”并不是指名为“达巷”的党，或是名为“达”的巷党，“达”与“巷党”是分开的。康有为在《论语注》中认为，“达”字应归到上一章，第二章从“巷党”开始。他调整后的第一章，变成这个样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达。”又解曰：“旧本以‘达’字属下章，非。……《礼记·曾子问篇》称孔子与老聃助祭于巷党。盖巷党为鲁地，而‘达’字属此章至明。”第二章调整后变成这个样子：“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康有为又指出：“巷党，鲁地。《礼记·曾子问》孔子与老聃助祭于巷党是也。旧本作达巷，脱上章之末字而连写之，今改正。”（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刘汝霖《周秦诸子考》也采用了康有为的观点：“巷党不冠以国，必鲁地。因孔子、曾子皆鲁人也。《子罕》‘达巷党人曰’，按康有为读法，达字联上章，此章只余‘巷党人曰’四字。”

另外，关于孔子巷党助葬的时间，即使有日食这个有力证据可推测，但鲁昭公在位期间有多次日食发生，故而对孔子巷党助葬的时间仍然歧见纷出，主要有两种：一是昭公七年（前535），时年孔子17岁。东汉边韶在《老子铭》一文中说：“孔子以周灵王二十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学礼于老聃。”（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六二）二是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孔子时年34岁。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载：“《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唯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见《春秋》，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也。”（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清光绪十五年广雅书局刻本）

三、“达巷党”与“达巷党人”

主流观点是将“达巷党”作为一行政地理名词使用。多数学者认为，“党”为古代的行政单位。《周礼·地官·大司徒》载：“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唐人贾公彦疏曰：“使五家为一比，则有下士为比长主之，使五家相保，不为罪过。‘五比为闾’者，二十五家为一闾，立中士为闾胥。‘使之相受’者，闾胥使二十五家有宅舍破损者受寄托。‘四闾为族，使之相葬’者，百家立一上士为族师，使百家之内有葬者，使之相助益，故云‘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者，五百家立一下大夫为党正，民有凶祸者，使民相救助，故云‘使之相救’。”（《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一○）

后来对于达巷党中“党”字的解释，大多依照《周礼》的记载。郑玄就说：“达巷者，党名也。五百家为党。”（《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九）这是关于达巷党最早的解释。皇侃也说：“五百家为党，党各有名，此党名达巷。”（《论语集解义疏》卷五）朱熹说得比较简单：“达巷，党名。”（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五）后来的一些学者也基本持这种观点。如杨朝明《论语诠解》是这样注的：“达巷，是党名，古代五百家为一党，‘党人’犹言乡里人。”（杨朝明：《论语诠解》）钱穆则对此进行了归纳：“或疑达是巷名，则不应复称党。因说巷党连读，达是此巷党之名，或说达巷是此党名。”（钱穆：《论语新解》）

关于“达巷党人”，有人认为是项橐。《史记·孔子世家》在“达巷党人”之下加了“童子”二字，有学者顺藤摸瓜，推测这个“童子”就是项橐。董仲舒在《上汉武帝疏》中言曰：“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班固：《汉书·董仲舒传》）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援引三国曹魏学者孟康的说法，认为此处的达巷党人指的就是项橐：“孟康曰：‘人，项橐也。’”（《汉书·董仲舒传》颜师古注）清代学者翟灏考证认为，孟康以达巷党人即项橐的观点当来自《史记》和《国策》的记载：“人，孟康谓即项橐。《史记》作‘达巷党人童子曰’。《国策》曰：‘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康盖据此。”（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钱穆也推测，达巷党人可能就是项橐：“或说此达巷党人即项橐也。项橐又称大项橐，大项即达巷之转音，橐是其名，达巷则以地为氏。其人聪慧不寿如颜回，故古人常以颜项并称，惟项橐未及孔子之门。观此章，其赞孔子之辞，知其非一寻常之党人矣。”（钱穆：《论语新解》）

“孔子师项橐”故事浮雕

四、达巷党的具体位置

达巷党作为一行政地理名词，具体位置在今天的什么地方？下面将通过对地方志的挖掘以及实地考察，作一试探性分析。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谷村镇石马村附近曾出土有金代大定十九年（1179）的《房彦墓志》，许振兴抄本记载了这块墓志的一些信息：“葬于嵫阳县达巷乡七世祖东平王先茔之侧庚位。”（樊英民：《兖州地名小考》）这应该是最早关于达巷党的记载，这里的“嵫阳”后来被改为“滋阳”。明万历时期于慎行编纂的《兖州府志·古迹》中也曾提到：“达巷：在城西北五里，相传即达巷党人里，不知所据。”（于慎行：《兖州府志》卷二二《古迹》）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也说：“《一统志》：‘达巷在滋阳县西北五里，相传即达巷党人所居。’”可接着他又否定了：“滋阳，今属兖州府，此出方志附会，未敢信也。”（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一○）上述材料除金代墓志外，关于达巷党在兖州府滋阳县的说法皆属“相传”，未有定论。

康熙年间刊行的《滋阳县志》则明确指出：“达巷在城西北五里，乃适中都之要途。孔子为中都宰，往来憩息于此。”（李潆：《滋阳县志》）这段话把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孔子51岁任中都宰，地点在汶上。这期间，他不断往返于汶上、曲阜之间，而兖州就在这段路的中间，是其必经之路。有时他会在此休息，有时也会讲学，给当地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才有了达巷党人的那番话。清人金埴在《不下带编·巾箱说》一书里说：“《说苑》载：‘项橐七岁为孔子师。’指今达巷里为其发迹之地。达巷在今兖城西北五里，乃适中都之要途。孔子为中都宰，往来憩息于此，所以党人有‘大哉孔子’之语。后人因志其地曰‘达巷党里’。”金埴曾参与《兖州府志》的编撰，所以他的说法和康熙《滋阳县志》当为同一史料来源。康熙《滋阳县志》中说的“达巷在滋阳县城西北五里”，指的就是现在兖州区旧关村，乾隆年间滋阳知县夏晓春在此立有一碑，上书“达巷党人里”五字，后来碑不知去向。现在兖州旧关村村碑背面碑文记载了该村的由来：“此处原称达巷党，历史悠久。孔子为中都宰，曾往来憩息于此。又为仲尼师项橐处。南北朝时，兖州治瑕丘城，由古城移今址，此处为西关。明初城南扩，西关南移，此始称旧关。”这里采用的就是康熙《滋阳县志》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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