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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学术演讲提要
发布日期: 2012-06-29 浏览次数:192 来源:未知 作者:kza
2012年“学术活动月”演讲比赛(第一场)
       6月27日,14位学者先后登台发表演讲,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各自的观点,彰显了中青年学者的风采。
       1、武宁:《为人者,诚  处事者,信——论儒家诚信观及当代应用》
       “诚”与“信”最初单独使用,后合二为一为“诚信”。其基本含义就是指诚实不妄,恪守信用;基本要求就是言合其意与“言必信,行必果”。儒家诚信观就是要求人们在思想、情感、行为上都诚实无欺、真实无妄、讲究信用、遵守承诺。当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强调“德”的重要性,诚信则是首要的德,为落实用人标准应建立诚信档案,以提升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
       2、陈金海:《儒家“亲亲”之道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的生长点是“亲亲”之道,其内容主要是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家庭伦理观念。亲亲之道的核心观念是基于血缘纽带的“孝亲”。孝亲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宗族社会。在现代社会中虽然这种宗法被弱化,但“孝亲”伦理仍有其社会价值。“亲亲”之道经过外推形成为儒家的“爱人”思想;向内发展则升华为儒家的“为己”思想,具体表现充实自我、自我实现。由“亲亲”而来的“为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深刻的地方。
       3、孔祥安:《先秦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对干部执政能力建设的启示》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的仁政德治思想既是一种政治主张,又是一种治国理念,也是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政者正也,修身为政”,对当今干部执政能力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为政者应强调个体修身,做到自正,贯彻仁政德治思想,才能做好事,谋好政。
       4、周建:《仁政的理想与现实——从电影<赛德克•巴莱>说起》
       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的上映,获得了广泛好评。影片取材于1930年台湾“雾社事件”。惨烈的杀戮场面,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聚集到孔孟儒家思想的“仁政”。两千年来影响着一代代有良知的中国人,他们以“仁政”为理想并努力实践它。“仁政”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行政一定要以“爱人”为第一要义。国家的强盛并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实力的强大,更重要的是国家的软实力,只有充分尊重民众的选择,让民众安居乐业才能真正实现仁政。
       5、齐金江:《孔子干君:高调与低调之间》
       司马迁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我国传统文化有所谓“作之君、作之师”的政治逻辑,官员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对于引领社会风尚发挥着不可忽略的功能。本演讲分析了高调的孔子和低调的孔子,深入阐释了孔子干君说,认为孔子的思想超越时空,圣贤的境界处于高调与低调之间,孔子选择中庸,乃为圣贤。
       6、宋冬梅:《守中  持中  用中——孔子的实用中庸学与管理智慧借鉴》
       孔子开启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但在其思想体系中,中庸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先秦史料记录他关于中庸言论的内容也很少。他只是秉承先贤“允执厥中”、“用中于民”的智慧,把中庸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灵活地运用于修身、察人、教学、处世等方面,这就是孔子的实用中庸学。它含有适中、中正、中和、时中等义,在选择生活道路和处理复杂问题时,能掌握分寸,合乎规范,平衡对比,灵活使用,而不是世俗的折中、和泥。中庸实用学,修养了孔子的中和品德,充实了仁爱胸怀,构建了思想大厦,支撑了悲壮人生;经后世的发扬,发展成为“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的天人合一之道,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今天科技发达、信息畅通、经济繁荣的时代,作为处于领导岗位的管理者,需深刻领悟孔子实用中庸学的真精神,并应用于修身与实践的各方面,以避免极端决策、盲目冒进、急功近利,从而濡养中和之性,提高人生境界和社会效率,这是现代传扬儒家中庸思想的最好方式,也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7、陈霞:《民之父母:儒家的理想之政》
       儒家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与上博简《民之父母》,都记有一段孔子与其弟子子夏讨论“何谓民之父母”的言论。其中孔子认为:“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无论是“礼乐之原”,还是“五至”、“三无”,其实质都在于要求为政者要以真情实感来对待百姓,要像父母对儿女那样来对待百姓。孔子以后的早期儒家,对“民之父母”也多有阐发,都是从人之本性、本情出发,对为政者以父母之情来对待百姓提出了理想期待。实际上,这不仅是儒家的理想之政,也是今天老百姓的理想之政。
       8、韩涛:《儒家的管理智慧》
       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德型文化,道德的提倡和践履贯穿于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德治国、治企、治家皆建立在个人修身的基础之上。作为管理者尤其需要注重德性修养,一身正气。首先,儒家在管理上采取“为政以德“的管理理念,突出管理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引导作用,采取宽严并济的控制手段。 其次,儒家在治理社会中奉行“修已安人”的领导理念,从“修已”——管理者的自我管理,到“安人”——对管理人员的管理,再到“安百姓”——满足民众的需求,循序渐进,融为一体。在经济活动中,儒家主张“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主张“义以生利”、“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力图解决“义”与“利”二者之间的冲突,把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融合统一起来。儒家所提出的安人、安民、安百姓的思想,集中表达为安人的管理智慧。从现代管理角度看,安人就是满足被管理者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需要层次的实现体现着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也关系到社会的秩序和谐和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
       9、潘波涛:《“家国情怀两难全”现象探析——以曹丕救君、救父先后之问为考察中心》 
       在现实生活中,官员都得经常面对“在朝”与“在家”这两个场域之间的矛盾。是先国后家?还是先家后国?就成为摆在官员面前的重要课题。汉魏之际的曹丕曾经提出一个“先救父还是先救君”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国与家关系。本文认为,以曹丕为代表的君王是主张君先父后的,这是由他们要建立一个皇权——官僚统治体制,维护皇权权威所决定的;而以邴原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则坚持儒家“家国同构”理论,主张父先君后。因各自社会政治身份和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两者做出不同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要以何种态度来看待相互做的不同选择,这直接关系到君臣关系的和谐,进而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秩序的建设。
       10、李翠——《廉为政本修官德》
       廉为政之本,为官德至上,儒家对官德的重视可谓抓住了政源。为政以德,以道德的准则来处理政务,并非仅是道德化的行政治理方式,为官者道德人格素质的修养才是根本。演讲者从羞耻之心、克己之行和义利之辨三个角度逐步阐释了儒家修官德的基本理念、具体途径和实践准则,并通过自身对于当代中国官场上种种腐败现象的细微观察,提出了廉政文化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11、刘文剑:《儒家敬畏思想》
       儒家敬畏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对于人们的道德养成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直至今天仍有其价值。演讲从敬畏的内涵,缘由及对象三方面,对儒家敬畏思想进行了详细阐释。现如今,敬畏对道德的养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做人处事乃至为官从政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当心存敬畏,敬畏自然、生命和人民。
       12、管蕾:《危机公关中的<易经>智慧》
       危机公关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处理危机,以获得公众谅解的应对机制。我国目前处于改革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日渐显露, 各种危机随时可能一触即发。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负有调节社会矛盾责任的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能否及时的化解危机成为衡量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易经》这部被称为是众经之首的著作,它“藏天地之玄机,蕴万物之律数”,为我们如何化解危机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思路。在当今社会处理危机时,仍会给我们以启迪。
       13、刘晓霞:《问策官箴之从政之道》
       本演讲的主旨是从官箴书中探讨从政之道。从官箴的概念开始讲起,说明官箴是对为政者的一种劝诫,示以为官为人之道。继以用各个朝代的官箴代表作来阐明官箴的发展历程及其分类。内容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清 慎 勤”,从这个被后世官员奉为做官第一箴言的官箴谈起,阐述了清、慎、勤中所蕴含的从政之道。第二部分为“处理政务之道——务本”,从官箴书中找出历代官员总结出的处理政务之道的根本,就是要求官员善于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根本。第三部分为“获上驭下”,阐述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对待上级,要学会“获上”,对待下级,要学会“驭下”,具体方法方面也做了详细解释。最后,以一副楹联作为结语,“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阐明“为官一任,要以民为本,勤政爱民,造福一方”的道理。
       14、杨富荣:《浅析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与公务员道德修养》
       儒家“为政以德”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治国模式首先把为政者的“修己”作为治国的一个前提条件,然后在“修己”的基础上达到“安人”的政治目的。“为政以德”思想明确指出了治国者道德品质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儒家德治思想中吸取其精华,比如其“修己安人”思想即可作为加强现代公务员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标准,融入到公务员日常生活工作中去,即政府公务员要特别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依靠自己道德表率作用,影响和感召民众,以期获得来自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实现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012年“学术活动月”演讲比赛(第二场)
       6月28日,9位学者先后登台发表演讲,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各自的观点,彰显了中青年学者的风采。
       15、卢巧玲:《<大学>之道与官德修养》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释:“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在儒家政治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社会,《大学》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以修齐治平实现自身价值的的理论基础。《大学》中所体现的“明明德于天下”的理想以及以“三纲领”、“八条目”为代表的修行方式,是儒家德政政治思想的集中概括和总结,深深影响着之后古代社会中的政治思维。而官德修养与《大学》倡导的修行方式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学习《大学》所体现的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的政治品质修养方式,以《大学》及其他儒家经典中的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应是为“官”从政的基本行为准则。
       16、刘敏:《孔子自立观的教育启示》
       现如今,社会上出现的青少年自立能力缺乏的问题引发了对孔子自立观的思考。孔子自立观包含“三十而立”、“立于礼“、“不学礼,无以立”、“己欲立而立人”等思想。孔子认为自立是儒者的品格,是定立身心以待天下之用,是不论何种情况,都不改变以仁义立身的做人之本。自立首先是立足自身,内修的功夫,其次是面向他人和社会,外化的功夫,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自身。孔子的自立观是以个人为主导,以道德为内核,兼具社会价值取向的自立观。它启示我们,对青少年的自立教育应该少进行道德、社会的约束和灌输,多激励他们内心自修的功夫。同时,对我们自身来说,它告诉我们,人是自立的人,是既不脱离社会,又不被世俗所囿的人,是有信念操守的人。因此不仅要关注外在的立,即取得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和成就,更应关注内在的立,即树立内在的道德操守和正确的价值判断。
       17、魏衍华:《济宁区域内传统廉政资源概说》
       从2010年9月27日至10月31日,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浩然正气满乾坤——中国廉政文物精华展》所展出的济宁三件文物:孟庙的《仁政公勤官箴碑》、鱼台文物管理所的《律令碑》和《杨震却金碑》说起,认为当前济宁、山东乃至全国公务员德育培训应当充分发挥这些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本次演讲主要介绍了这三件文物的内容,所蕴含的古代官员加强修身、廉洁自律的价值。另外,以“冷板凳”、“戒贪图”和“石流”为重点,对全国“首批廉政教育基地”孔府中所蕴含的孔氏家族防止腐败、倡导清正廉洁的内容进行介绍。
       18、孔丽:《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我国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源远流长,其中孔子及其门人指出了从思想上解决腐败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树立正确义利观,提倡“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贪婪是万恶之渊,戒贪婪、守清廉,提高廉洁自律意识是防止腐败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本文就试以《论语》、《孟子》、《荀子》为研究资料,从“义”和“利”的具体内涵入手,从“义利观”的最根本的组成上来比较、解读传统义利观。对其内涵“重义轻利”,以义为上,舍利取义,群众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进行新的诠释,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并应用于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建设,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义利观提供有力的思想积淀,同时也是防腐倡廉的有效实行提供参考。
       19、李文娟:《生存的价值》
       在中国伦理观念中,生命是上天赋予的,是父母生就的,生命不止属于自己,它还是多重感情的寄托,更是一个族群的延续。生命的底线是生存,在生存的基础上是要实现生存价值。在儒家文化背景下,要想提升生存价值,首先要处理好家庭关系、社群关系。对于生存价值的提升,儒家文化中“成己成物”、“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等思想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20、刘续兵:《天上的北辰  人间的大道——“为政以德”的政治智慧和实现途径》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的“政德”思想,集中体现在这句话中。虽然这一宣言式的呐喊是在两千多年前发出,但恰恰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其现代性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被挖掘出来。“北辰”的象征意义有三:极具感染力的道德力量;让人惊叹的政治智慧;坦荡无畏的公开勇气。儒家政治哲学的实现途径:一是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二是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三是个体控制与群体控制。要实现以上三点,必须注意:一、“立爱自亲始”;二:“君子检身,常若有过”;三:“道德要权利化”。以道德制约权力,最有力的还是要使道德成为权力。
       21、路则权:《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孔子把变天下无道为有道的历史使命赋予了“士人”, 天下愈是无道,“士”改造世界的责任也就愈大。汉代儒学的最大功效便是塑造了第一批这样的“士人”,循吏就是其中的代表。汉代循吏的人数远不及酷吏和俗吏多,但是循吏能利用“吏”的职权来推行“师”的“教化”,其影响比不在其位的儒生要大。循吏重“师”远过于重“吏”他们不会高谈道统高于政统的理论,他们的行动说明他们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价值观念也不知不觉地随着这种风气的激荡而渗透到社会意识的深处。循吏本身所产生的直接社会影响也许是微弱的,他们所树立的价值标准逐渐变成判断“良吏”或“恶吏”的根据。汉代循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长远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宋、明新儒家在义理的造诣方面远超越汉儒。但是他们一旦为官,以汉代循吏为最高准则。
       22、房伟《圣王制祀与礼乐教化》
       在古代中国,礼既是国家制度、行为规范,也是修身的工具。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礼乐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从制度层面讲“礼乐”,必然要涉及到祭祀。《国语•鲁语上》有鲁人展禽关于周人祭祀问题的系统论述。由“展禽论祀”不难看出,“圣王”以“慎制祀以为国典”的目的,是以这种有德能的人作为后世效法的榜样。在众多教化机制中,礼乐教化是非常有特点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把上述那种通过祭祀礼仪和日常礼仪来表达与传递社会价值、弘扬社会道德的机制,称为礼乐教化。儒家非常重视礼乐教化。人们的德行不足,就要加以防范,防范的手段有礼,有刑罚,还有政令。其中最重要的是“礼以坊德”,也就是用礼来防止人们失去道德。具体制度虽然可以因时、因地而变通,礼治的根本原则(礼义)却不会改变。原因在于,礼的制定,是围绕一个合理的内核进行的,这种内核其实就是符合万物之理的理念和准则。
       23、王汉峋:《真孔子对于子思的规约与开显》,
       今文经学之孔子的内圣外王学,表现了真孔子的形象。内圣为开显,外王为规约。儒学未分裂为种种学科,盖因其为信仰体系,且此信仰有永恒之价值,我们并非要探讨儒学对于今天的作用,而应以其为准绳,看自身所为是否合乎夫子定论,并借此获得意义。随着儒学的复兴,儒学之规约与开显将越来越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