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孔子在海内外华侨华人群体中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国际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符号所呈现的作用愈加突出。而在艺术家眼里，孔子形象的塑造有着不同的表达，他们以各自的理解对孔子形象作出艺术的诠释。孔子作为伟大的东方圣哲，其形象应该如何塑造，千百年来,艺术家们没有停止过思考。
自孔子去世那天起，孔子形象便已活现在人们的想象中。相传孔子去世后，他的学生在其坟前结庐服丧三年，弟子子贡更是守墓六年。这期间，子贡为表达对孔子的追思之情，采用楷木雕刻了老师孔子和师母亓官氏的坐像。目前，存于孔子博物馆的孔子夫妇楷木像，经专家考证是宋代仿刻。其仿刻所依原本或为子贡所作，但因为历史久远，已找不到确凿证据。
孔子博物馆藏孔子夫妇楷木像
真实的孔子长什么样？《论语·述而》记载：“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以上记载刻画出孔子的大致形象气质，也成为后人想象孔子形象的依据。按照古今长度单位换算，孔子身高1.9米左右，身材高大魁梧，温和中透出严肃，威严中尽显庄重，谦恭中带着安适。在民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圣人有异相，把孔子面貌概括为“七露”：双眼露白，双鼻露孔，双耳露轮，嘴露齿。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没有精准的绘画艺术，更没有照相技术，有限的文献记载也不能满足后世人们对孔子形象的好奇与探究，因此，艺术家们创作时，更多是凭着想象了。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我们不去纠结鲁迅对儒家的态度，读过这段话，鲁迅心中的孔子形象已跃然纸上。
因为在中国文化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孔子在历史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尊重和崇拜，随着历史变迁，人们对其形象也有着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便出现了很多版本的孔子造像。其中，对于孔子形象的塑造予以夸张处理的较多，比如胡须挂满下巴，门牙特别突出，等等。其实，历代孔子像的塑造都是当时人们想象而来的，而想象的依据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的孔子观。
而各种孔子观体现在孔子像的创作上，就出现了多姿多彩的情况。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被奉为主流思想，汉画像石中的孔子更像是一位学者。东晋时期，在顾恺之所绘制的《孔子为鲁司寇像》中，孔子便身着官服，头戴官帽，俨然成了官员形象，同时面容和蔼可亲，似有“为政以德”的思想表达。唐代最为著名的孔子画像是吴道子所绘的《先师孔子行教像》，画中孔子双手交叉行作揖礼，身着宽衣博带，面貌和善儒雅，更像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师者。自宋代以来，孔子被尊为“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等，其身份经历了从布衣平民到士大夫再到帝王的演变，服饰衣冠亦随之变化。今天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彩色塑像，是20世纪80年代仿制的清雍正八年孔子像。孔子头戴十二冕旒，身着十二章服，手捧镇圭，正襟危坐，威严端庄。
在古代孔子像作品中，唐代吴道子所绘的《先师孔子行教像》对孔子形象的传播影响最大，也是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孔子画像，后来孔子雕像的创作大都以此作为原型蓝本。吴道子是盛唐玄宗时期的著名画家，他的绘画风格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人物丰满宽厚，线条波折起伏自然，衣袖飘带迎风起舞，被后人称为“吴带当风”。吴道子用他的神来之笔，把先师孔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孔子站立恭身，双手微有前伸，在胸前交叉，作“天揖之势”，形象地表现了孔子“为人师表”的谦恭有礼、仁爱平和的姿态。在春秋时期，孔子身为士阶层，属贵族身份，双手相叉的“天揖之势”为士的相见之礼，表示谦恭尊敬之意。而孔子腰间所佩长剑（或为权杖之说），在当时是士以上阶层身份的象征。唐代以来，在全球很多地方的文庙所立的孔子雕像，其像姿大多依照了吴道子所绘的《先师孔子行教像》。
吴道子《先师孔子行教像》
进入新时代，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让世界人民认识中国，是我们当下的一项重要工作。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与象征，其形象的塑造和辨识就显得非常必要。孔子像的创作既要吸收传承古代艺术家的优秀创作成果，更要在形象气质上符合时代要求，体现出中国文化气象和中国精神气韵。
今人创作的孔子像，备受关注的是中国孔子基金会推出的孔子标准像。在2006年纪念孔子诞辰2557周年的重要时刻，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山东曲阜面向全球发布了孔子标准像的立体形象定稿。据孔子像的创作者介绍，相比较吴道子版本的《先师孔子行教像》，孔子标准像在形象定位和精神气质等方面做了调整和修改，以雕塑语言力求更直观地体现孔子的“仁”“礼”思想内涵，表现他圣哲的儒雅气派。
孔子标准像的创作，是以唐代吴道子所绘的行教像为基础，在人们对孔子形象思维定势的前提下，又博采众长，吸收了古今孔子像作品中的优秀元素而成。这尊像既保留了孔子宽鼻、阔嘴、浓眉、长髯等特征，又强化了孔子的慈祥温和，将一位博大儒雅、忠厚谦逊的文化圣人形神兼备地呈现出来。孔子标准像推出后，对提升孔子形象的辨识度、推动孔子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推广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我们遥望一位历史人物的背影时，会油然追问：他给了这个世界什么？对于孔子，我们可以说：他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深层心理、道德伦理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因此，今天塑孔子像，其意义远非在“像”本身，更在于立碑。
2012年5月，世界上最高的孔子像在孔子的出生地——山东曲阜东南方向的尼山开工建设，像的主体采用钢架结构，表面使用铜质材料覆盖。这尊巨像按照“可亲、可敬，师者、长者、尊者”的形象定位进行塑造，成为尼山圣境十分显耀的文化地标。孔子像位于尼山圣境大学堂西侧小山头上，海拔高度为273.8米，像高72米，基座高度为18米，背山面湖，面南而立。孔子身形挺拔高大，两手相握，神态安详，肃穆端庄，宛如文化的丰碑，展现出谦卑有礼、雍容大度的圣哲风范。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传播交流，随着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促使不同文明对话的不断提升和深入，这尊孔子雕像如一座中国文化的基石矗立在山水之间，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名片、中外文化交流对话的新纽带。
孔子之道，亘古常新。童年的凄苦卑贱生活没有摧毁孔子的好学上进之志，他靠自身锲而不舍的努力，挺身而立，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博学多能而富有声望的智者，一位追求君子之道而热心救世的仁者，一位传道授业解惑而行为世范的师者，一位知识渊博而治学严谨的学者，一位温良平实而平易近人的长者，一位富有理想并为之奋斗的圣者。而当孔子卓然立在他那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决意以开放的心灵去面对世界，又决意以行动诠释自己并投身现实的时候，他的命运实已不属于他自己，他的形象也因之而得以充分确立。
笔者出生在孔子故里曲阜，成长和学习经历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作为孔子后裔，笔者很庆幸赶上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自己又长期从事孔子文化的传播普及工作，在工作和生活中对孔子的认识也愈加深刻。塑造孔子形象，传播孔子思想，也不自觉地成了笔者的毕生追求。
长期以来，笔者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收集研究，对当代众多孔子形象作品的观摩学习，力求将其形象区别于其他古代人物，在构思时进行大胆想象，确定了以“仁者乐山”这一主题作为创作方向，将孔子形象与高山相融合，意在表达仁者的心境，也赋予高山博大宽厚的人文气质。这种文化与自然的双重意象使得作品与现代生活环境虚实共存，古今相融。
在对孔子像的创作中，笔者从探寻孔子的精神世界入手，站在中国五千多年文明的高度上思考，站在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力上思考，认为既要表现孔子的温良恭俭让，又要表现他的威严庄重；既要表达孔子外在的谦恭，又要表达他“荡胸生层云，胸中有丘壑”的厚重大气，力求更贴切地表现孔子深邃的精神世界。在吸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以半写意的雕塑语言和手法，用“崖壁陡似削，山石横如断”的肌理效果，表达雕像的厚实和凝重；以古典的韵味和抽象的纹理，外化大哲大圣的文化内涵，展示孔子的儒雅、仁爱、担当、智慧等精神特质，让超越时空的孔子走进我们的精神生活和艺术空间。“仁者乐山”孔子雕像，最终呈现出来的是面含春风，满怀慈爱，智者仁相，巍然山巅。
中国绘画艺术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从写实角度来讲，越是准确表现其形体，越是很难表达其精神内涵。当用语言无法准确表达孔子形象的时候，就会寻求一种意象，以引起人们对圣人孔子精神特质的联想与共鸣。
笔者认为，对于孔子的文化形象，要从中国的山河大地中去寻找，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中去寻找，总有这么一种中国文化的意象形式，符合我们心中圣人的气象。孔子是中国的文化泰山，是民族的精神支撑，他“仁者爱人”的温润之心和巍然雄厚的高山相融合、相化育，浑然天成。
塑起一尊孔子像，就是塑起了一个文化标识，就有了一个精神高地。我们每天面对孔子，就是在和一位智者哲人对话。就像我们在阅读《论语》的时候，会感觉到孔子就在身边，他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总能给我们启发和指引。守望孔子，就是守望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就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无论我们是否读懂孔子，孔子还是孔子；而读懂了孔子，他就是我们精神的守护者、智慧的提供者、人生的指导者。
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就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今天，世界已成为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一体。艺术地表达孔子造像，可以向世界传递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让世人更真切地感悟“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儒家思想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