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中（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孔子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规划设计，其总体布局构图以方和圆作为基本母题，充分表达了孔子思想文化内涵，现就主干道旁边的“论语钟亭”作简要说明。

从孔子研究院东大门进入院内，其右侧有论语钟亭，名谓“明先”、“觉未”。为何叫“明先”、“觉未”呢？这要从元朝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书说起。据《元史》记载，大德十一年正月初八，成宗崩于玉德殿。五月二十一日，武宗即皇帝位于上都，次年改大德十二年为至大元年。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即位不满两月，还未及改元的元武宗海山便下诏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依据此诏书，还曾有立碑之事。如今，曲阜孔庙十三碑亭南面东起第4亭内存有一幢元代御碑，就是据武宗加封孔子的诏书于大德十一年九月而立。诏书起首有“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极为贴切地评价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后来，我国一些著名学者也有类似的评价，如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曾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钱穆先生在《孔子传》序中也说：“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数千年来，孔子作为不朽的文化圣人被传诵、被尊崇，地位基本上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历史上，元朝尊孔崇儒尤盛，对孔子赞誉有加，武宗“缵承丕绪，敬仰休风”，取孟子之言，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武宗据孟子赞颂孔子所用“大成”一词，加孔子以“大成”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被誉为历史上对孔子的最高封号。

“明先”、“觉未”的名字即由此诏书而来，源于诏书的起首句，表明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亭内各悬一钟，钟体满铸文字，分铸《论语》上部、下部，为上海交大青铜研究所出资研制，每口大钟钟高2.1米，象征着人类走进了21世纪，钟口直径1.5米，两钟口直径共3米，喻孔子的三千弟子。

谷文国（孔子研究助理研究员）：“从设计对象中发掘建筑的文化内涵，并加以时代的创造，丰富建筑艺术的表现力，这是我们一贯的追求”。这是吴良镛教授在考虑孔子研究院的整体设计时的指导理念。孔子研究院的建筑设计就体现了它“地区的个性这样一个文化内涵”（吴良镛《关于曲阜孔子研究院设计的学术报告》）。孔子研究院无论从建筑群的设计，抑或是艺术造型的推敲和园林环境的布局方面，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山水的角度透视孔子研究院的文化内涵是一个有益的路径。

古代的书院、庭落，十分讲究山水景致，以寓意天人合一。古人认为，“人之居处，宜以山河大地为主”（《阳宅十书》），既有自然情趣，也富有人文气息。古人认为，山端正而出文采，水灵动而生光辉。山、水能够象征人的德性，是一种拟人化的比喻。故而，人们面对山、水之时，内心往往会产生某种特殊的情愫。孔子曾说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这种连篇的比德就不仅仅把水看作水，而是越过了作为自然本身的水，挖掘它在“道”的层面与人“天命之谓性”的相通之处。因而其本意就并不仅仅局限在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作为自然景物的水，而是以一种人类特有的道德的眼光捕捉自然景物背后蕴藏的人文精神。尽管孔子没有更多地论述山，但其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君子不重则不威，这里的“重”想必可以从山的角度来理解吧！

在这一点上，孟子也从山水比德的方面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孟子的弟子徐子问孟子说，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给出的解释是：“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这种赋予自然以某种道德精神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它从本质上而言，就是要保持人与自然的相生相谐，从彼此互系的层面把握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把人拒之于大自然之外，互不相关。孔子研究院的整体构架类似于古代的书院，在最初设计之时就规划了别致的山水景观，其初旨即在于实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之统一。或者可以更明确地说是把自然道德化。

另一方面，人们也常把人自然化。说像山一样厚重，可靠；像水一样灵动，聪慧。这种人的自然化从不同的层面和自然的道德化一起构成了古人天人合一精神的合理内核。因此，有山有水，一个变动不居，一个坚实不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孔子研究院内西北方位建有假山，谓之“清源山”，象征孔子出生地之尼山。山上立有“仰止亭”，表达人们对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敬意。院内东北方位设有一水，象征洙、泗，寓意儒家学脉和道统。此水贯穿研究院之南北，流动而不停息。朱熹曾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的水作为洙泗的象征，就隐喻着儒学生生不已的源头。后人有“弘洙泗之风”（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人归洙泗学”（卢象《赠广川马先生》）等说法，即隐藏有水成其大之意。这里的山水既是自然之性的体现，也是人们精神的外在寄托和流露。

《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故而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也。阴阳化生天地万物，莫不如此。因此可说，山为阳，水为阴。阴阳化生在于动静，动静者，谓阴阳之变通也。因此可说，山为静，水为动。周敦颐谓“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可知山水互为辅益相成，缺一不可。孔子研究院在错杂有秩的建筑主体之间辅以山水景致，除了吴良镛先生寄托的儒学精神内涵之外，还隐藏着阴阳化生的大易之道。孔子研究院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化建筑群，它本身也担负着研究和传播儒家学说的重任。

陈霞（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在孔子研究院主楼外墙东、北、西三面窗间，有十块大理石壁雕镶嵌图案，东大门也采用这一图案做成铁铸推拉门。作为一个进入孔子研究院工作已经十年的工作人员，在笔者的记忆中，这一图案一直被称为“连理枝”。查阅与我院建筑的相关资料，也以“连理枝”名之。《孔子研究院筹建记》中就有对这一雕刻图案的介绍。此书是根据早年负责筹建孔子研究院的前辈领导的记载资料整理而成。可见，从建设时起，人们就以“连理枝”命名这一图案。那么，连理枝的文化内涵是怎样的呢？

在一篇关于孔子研究院的设计报告中，吴良镛先生提到“大门是铸铁推拉门，用汉朝树造型的图案，是一个集中的装饰”，又说“这个树作为一个母题，在不同的部位的好几个门上都有运用，并且用飞鸟的形状和位置的不同，来加以变化和区别，看起来就好像许多鸟在林中飞翔一样。”吴先生在此提到的汉朝树造型就是我们所说的“连理枝”图案。而在另一篇文章（《基于历史文化内涵的曲阜孔子研究院建筑空间创造》一文，是吴良镛先生和他的学生合写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直接将这一装饰图案称为“银杏飞鸟”。并介绍说：“孔子研究院窗间树形装饰取材于银杏树的造型。银杏树是山东先民的崇拜物之一，有着悠久的栽植历史，山东的嘉祥、临沂、枣庄等地区也都有较多表现银杏树的汉代画像石刻出土。装饰设计运用两株银杏树干雌雄缠绕共生，有的树上有小鸟鸣叫，大鸟盘旋，富于祥和的气氛和生命的活力，是多子多福长寿富贵的象征。”

通过以上两篇文章可知，吴先生并没有称这一图案为“连理枝”，他只是称其为“汉朝树”，树形则取材于银杏树。而且树形与飞鸟应是一体的，故又称之为“银杏飞鸟”。虽然从名称上看，“银杏飞鸟”要比突显爱情主题的“连理枝”要合理的多，但笔者认为，文中将这一造型的文化内涵定义为“多子多福长寿富贵”，还是与孔子研究院的整体的文化内涵意蕴相差太远。受条件所限，我们不能查阅到更多吴先生关于这一装饰图案内涵的解读，他是否还有其他更详细的介绍，我们不得而知。但就上述两篇文章的解释来看，笔者认为尚有可以再挖掘之处。为了弄清这一图案的真正含义，笔者又试着查阅了“汉画石像”的相关资料。幸运的是，通过这一渠道，我们为这一图案找到了恰当的文化内涵的解释。

从《新唐书》等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古人所认可的祥瑞之物中，就有“木连理”。查阅资料，木连理，又称连理树，或称连理木，是画像石中的常见之物。我院建筑中的历来被称为“连理枝”的装饰图案，就是史籍记载中的祥瑞之物像——“木连理”，或者称之为“连理树”，是不同株的草木，枝干并生的一种现象。那么，木连理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

据学者考察，嘉祥武氏祠木连理画像刻有题榜：“木连理，王者德泽纯洽，八方为一家则连理生。”这与《宋书•符瑞志下》中的“木连理，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合一，则生”的说法基本一致。此外，《艺文类聚》引《瑞应图》说：木连理“不失小民心则生”；又引《孝经援神契》说：“德至于草木，则木连理”；引《晋中兴徵祥》提到木连理的形状：“连理者，仁木也，或异枝还合，或两树共合。”

由这些史籍记载来看，木连理这种祥瑞物象的出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河出图”、“洛出书”、“麒麟出”、“凤鸟至”等祥瑞一样，是统治者道德高尚，实行善政，其行为符合天意、民意，从而出现社会清明、稳定局面的体现，而木连理因异根草木，枝干并生的物象，又有“八方合一”即天下统一的象征意义。综观以上，我们认为，我院东大门、以及主楼外墙窗间的装饰图案，应该称之为“木连理”，或者“连理树”，是统治者善政理国，社会清明，天下统一的象征。这一装饰图案，镶嵌于主楼外墙窗间，既从视觉上与院内的草木繁茂、鸟儿飞鸣相得益彰，体现了一种祥和共生的自然美；又与我院建筑设计中的“河图”、“洛书”、“有凤来仪”等其他祥瑞之物象遥相呼应；也与孔子“为政以德”、“天下大同”等思想悄然暗合，体现了内涵深厚的思想之美！

张慧（孔子研究院研究实习员）：在孔子研究院东侧办公区域后面的小花园中，有这样一组雕像，它描绘的是《论语•先进篇》中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师徒五人谈论理想的故事。这是《论语》中篇幅最长的一篇。这则故事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子路大谈自己的理想，想要治理一个“千乘之国”，冉有谦虚一些，要治理一个“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家，公西华更加谨慎，愿为一名“小相”，也就是小司仪。

最后轮到曾皙，这一部分的描写非常美。“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曾皙一直在弹奏，当孔子问到他的时候，乐曲正接近尾声，“铿”的一声，余音袅袅，曾皙放下瑟，站起来答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不如到了春天，天暖和了，和几个大人几个孩子，一起到沂河游游泳，去舞雩台吹吹风，再一路唱着歌回来。

夫子听完，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我同意曾皙的主张啊！孔子之所以同意曾皙的观点，有两个原因。一是曾皙所描绘的也正是“仁”、“礼”之治下，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景象。二是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浴乎沂，风乎舞雩”所体现的还有人与山水和谐交融，反映了孔子“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

《论语》中虽然涉及自然观的语句并不多，也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还是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些早期儒家对于自然万物的理解。孔子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这种和谐是以“仁爱”为基础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钓鱼时只用钓饵垂钓，而不用大网拦截，射鸟时只射正在飞的鸟，而不射正在栖息的鸟。对于自然万物取之有度，彰显了“圣人之仁”。孔子的仁不仅仅针对人，更蔓延至自然界的一切生灵。对于蔬菜瓜果，孔子坚持“不时不食”，不符合时令的蔬果不该食用；他要求国君“节用而爱人”，也就是对于自然资源的使用要有所节制，不去过度开发，使其能够按照自然规律运行。“礼，与其奢也，宁俭。”即便关系到其最为推崇的礼制，仍然坚持不浪费，不随意破坏自然。这种对于天地万物善意的关怀，在今天就是非常可贵的生态平衡的思想。

孔子将“仁”从爱人，扩展到爱物，又从爱物，也即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从更高层面建立“人与万物并生”的思想，这是对“仁”的进一步推广。实现天人合一，人要学会尊重自然、爱惜自然。“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将自己融入到春意盎然中，将自己的情趣融入到一切自然中，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在自然中欣赏风景，看到的不仅仅是美丽的景色，也感受到人生的快乐，这正是孔子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也正是曾皙所说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人与人之间和谐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互统一，这便是真正的曾点之乐。

                                                       责任编辑：宋振中（《孔子文化季刊》第25期201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