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字渔仲，宋代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世称“夹漈先生”。他毕生刻苦读书，严谨治学，潜心修史，尤以晚年所撰“三通”之一的《通志》最为著名，为南宋史学的集大成者。《宋史》记载，宋高宗曾对郑樵说：“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正是由于郑樵能够始终坚持“敷陈古学，注重实学”，才成就了他在史学上的杰出地位。
在少年时就有“神童”美誉的郑樵从小喜爱读书，勤奋好学。他生长在山野之中，“为儿时，楚楚便有脱略流俗志”，幼时不学犁锄，慨然有读书志。后来，父亲病逝，家道中落，生活很清贫。即便是这样，为了读书通达古今百家之学，郑樵就长年累月地向各地藏书家借书而读。只要听闻有藏书之家，就直接登门求书阅读，一定把所有书都读尽才离开。
为了能够专心读书，郑樵与从兄郑厚在莆田夹漈山上盖了三间房，起名为“夹漈草堂”。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刚开始入山结庐之时，虽然内心苦闷，但是他志向远大，“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积日积月，一篑不亏”。他隐居夹漈山，钻研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等等，三十年著书千余卷，搜访图书十年，凭一己之力撰写出一整部纪传体通史《通志》。
郑樵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与司马迁修书的“会通”方法，提出了“会通”的思想，立志要会通古今天下的图书和学问。他认为，史家修史如果仅据一代之史、仅据一书而修，后代与前代之事就不能相互依托。因此，他提出：“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所谓“会”就是会集，即会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所谓“通”就是贯通，即贯通上自羲皇、下至五代的古今历史。郑樵的“会通”思想其实就是融会贯通古今天下之书，使之成为一体。他坚持把这一思想贯穿在他一生的读书治学实践之中，树立起会通古今、成一家之言的远大志向和治学目标。
作为史学家，郑樵爱读书也爱藏书。他对藏书的搜访、典藏、分类、编目、校雠、考证等都有深入研究。他通过研究亡书的起因，概括历代文献书籍散亡的情况，进而思考避免书籍散逸的方法，并全面系统地说明搜访图书的重要性和具体路径。在搜访图书十余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郑樵创新性地提出“求书八法”，即《求书之道有八论》中提到的访书求书八种主要方法：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被后代藏书家视作模范。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郑樵特别重视图书分类和典藏方法，尤其强调“类例”的重要性，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等观点，证明图书与学科分类的区别和联系。在实践过程中，郑樵发现过去图书分类法存在一定局限性，他认为图书分类编目应当基于学科内容来进行。通过持续探索、研究，郑樵发明了全新的“三级类目”图书分类体系，并自编有多种图书目录留世。
郑樵认为，图书分类体系应包括存书和明学双重功能，既要做到书不亡、学不息，更要能够知其学之源流。他对校雠学、目录学、图谱学、分类法等进行了创新，提出科学的图书分类方法，贡献卓著，因此也被称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一些学者就已经开始倾向于研究穷理尽性的学说，以虚无作为宗旨，这些人对实学置而不问。而郑樵则主张要通过切身实践去研究学问、知识，非常重视实学，坚持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他强调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与传统人文经典同样重要。对于“人情事理”可通过自己的反复体悟获得，但是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如果不经亲闻亲见，仅凭空臆想，无论多久都不能完全认识它们。
郑樵治学态度严谨务实，提出做学问不能死守书本、夸夸其谈，而要重视实地考察。在夹漈山中，他与田夫野老交流学习，独自在山中与夜鹤晓猿相处，对任何动植物都充满好奇，想要探究清楚它们的情性。有一次，他得到一本《步天歌》并开始朗诵，当时正值秋夜无月，清天如水、繁星点点。他诵读一句就注视一颗星星，用这种方法坚持了数夜，结果满天的星斗尽记在胸中。他用知行合一、亲自实践的方法来追求真知，由浅入深，获得了一手的自然科学知识。
“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郑樵将“图谱”看作能禆实用的实学，他认为治学不可无图谱，务行也不可无图谱。书本知识与世间万物，应当用图谱联系起来，并通过实践获得直接认识。但是，后世所崇尚的义理之学和辞章之学，都属于语言之末，并非是实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这种风气在当时导致图谱之学不能相传，实学尽化为虚文。郑樵批评不务实学的坏风气，始终强调求真务实是史学家的基本治学态度。
郑樵一生，甘于枯淡，乐于施与。他少不事科举，一心只想着著书，喜好考证伦类之学。三次被推举为孝廉，两次被推举为遗逸，都被他辞掉。他曾在《寄方礼部书》中明确表达了修纂《通志》的愿望，并且得到了当时宰相赵鼎、张浚等人的赏识。但是由于秦桧当权，严禁私人修史，否则以“擅修国史”罪论处，因而修史的难度极大。在被朝廷封官后，郑樵不附权贵，又屡遭弹劾。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他仍然坚持十年访书、三十年著书，几十年如一日地专心修史，多次向朝廷献书。终于，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下诏进呈《通志》，但是郑樵却溘然长逝。
《通志》一书二百卷，贯通上古至隋唐三千余年的历史，集天下之书为一书，集中体现了郑樵的治学精神与学术追求。史家向来有“修史之难，无出于志”的说法，特别是《通志二十略》为郑樵独创，增加了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门类，包罗天地人事、贯通古今，颇似近代史书，得到学界的重视。《通志》接踵《史记》，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史学界“三通”，且由于《通志》涉及各学科领域，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
郑樵的治学过程异常艰辛，但是他始终坚守淡泊名利、潜心修史的治学精神，聚书万卷，著述千卷，不仅在中国史学界树起了一座丰碑，也给当代学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