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崇尚“和谐”的文明体系。和谐与中和的思想观念，可以上溯到非常遥远的上古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基因。中国文明在其发轫处，便体现了浓厚的“中”与“和”的智慧。比如《尚书》《周易》等先孔子时代的元典，都十分强调这一思想。这种“贵和”的精神，当然是先民长期生产生活实践所缓慢形成的一种觉悟。而周代的礼乐文化对“贵和”传统的正式成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由此可见，“和”也便成为礼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礼乐，分开来看，礼尚别异，乐主和合；若礼乐合观，其最高追求就是中和的精神与境界。《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将中和视为这样一种最高境界。也就是说，礼别异，乐和合，礼乐相互为用，才能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孔子自觉地倡导“和”，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向往“大同”的理想。我们读《礼运》就能明白，孔子所谓“大同”，正是一种“太和”的状态，而决非“全同”。所以说，儒家的礼乐文化其最终追求就是达到社会和谐。
那么，礼乐文化为何要“贵和”？显然，提倡“和谐”就是防止“混乱”，化解“冲突”。当年周公制礼作乐，就是在“小邦周”战胜“大邑商”的胜利时刻，出于如何“敬德保民”以获得“天命”永续的“忧患意识”下催生的。正如荀子关于“礼起于何也”的回答：防止争乱，确立秩序。进言之，则是一种和谐的秩序。对和谐与秩序的重视，是古人认知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一种思想成果。也就是说，这一“贵和”的礼乐文化的形成，也有着更深刻的思想背景。
中国人认为，宇宙由气组成，然后形成天地、阴阳、万物，有了现象有了事物，就有了各自的性质，这些性质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比如阴阳、男女、美丑、善恶、是非，构成对立的双方。这种对立，必然向相反的方向，产生张力。这种反向的张力，就是矛盾。但是矛盾如何解决？冲突如何化解？可能有人主张“以暴易暴”，但是中国智慧说：“仇必和而解”。矛盾必须通过达到“和”来解决。在求和过程中，“斗争”不可或缺，但并非最重要的手段，更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和”，就是要学会“妥协”，学会“对话”，学会“让步”，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将自我稍加节制克制，达到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程度，最终实现多元平衡的状态。这种思想就是北宋大儒张载所谓：“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晚年格外重视这一思想，再三致意。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的未来。”冯先生的弟子、著名学者牟钟鉴先生认为：“这句话可以看成冯先生的伟大遗言。”两位先生的这几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儒家礼乐文化所倡导的“和”，至少包含六重维度：个体身心和泰，家庭关系和睦，人际关系和善，社会状态和谐，国际关系和平，天人关系和顺。这都是需要礼乐来实现和维系的。
礼乐对于个人修身而言，就是追求身心和泰。近代学者谢幼伟先生说：“孔孟教人，亦首重礼。”孔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自幼生活在“周礼尽在”的鲁国，“为儿嬉戏，陈俎豆，设礼容”，“入太庙，每事问”，成为礼乐修养极高的君子。他“温良恭俭让”，“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些弟子眼中的孔子形象，正是礼乐熏陶的结果。礼乐能够由内而外发挥修身作用，梁漱溟先生曾经呼吁：“大兴礼乐教化，从人的性情根本处入手，陶养涵育一片天机活泼而和乐恬谧的心理。”
礼乐对于家庭建设而言，就是追求家庭和睦。古人一般所谓“家”是大家族，不像今天的核心小家庭，因此所谓“齐家”并不容易。家庭成员处于若干伦理关系之中，其间有亲密、有情感，也有冲突、有矛盾，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成员，如不注意从小予以良好的教育和规范，长大后往往难以成器，尤其是一些富贵子弟，从小养尊处优，高高在上，被过分宠爱，养成一种自私、偏执、狂妄的性格，无视规则，不懂尊重，破坏秩序，最后酿成不良后果。礼乐的功能就是明确每个家庭成员的伦理角色及其责任义务，此所谓“正名”，继而通过各种家族礼仪活动将家庭成员团结在一起，再经由家规、家训、家教塑造良好家风，创造和睦的家庭环境氛围。在家既要讲规矩，又要有温度、有情义，如果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安其位，各尽其职，那么这个家庭自然可以和睦温暖。这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家和万事兴”。
礼乐对于人际关系而言，就是追求人际和善。中国古代社会是伦理社会，也是熟人社会，礼乐能够非常微妙地调节好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尽管陌生人的交往日渐增多，但是礼乐的功能就是让陌生人能够迅速建立起情感互信，发挥良好沟通交流的作用。这其中的奥秘就是礼所表达的尊重感，乐所表达的亲近感使然。
礼乐对于社会而言，就是追求社会和谐。自古以来，追求平等，就是一种人类的愿景。孔子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君子周急不继富”的思想，体现了孔子为弱势群体的一种呼吁，从而为实现社会和谐奠定基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恰恰是孔子的理想。社会是非常复杂的“群”，其间的矛盾更多更大，化解之道更难。举其荦荦大端，无外乎法与礼两途。而孔子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社会的治理，最经济实惠的莫优于礼治了。历史上所形成的“礼序”，恰是德治的外在表现，而德则是礼的内核。
礼乐对于国际关系而言，就是追求国际和平。儒家向往“协和万邦”，追求“天下太平”。不仅是孔子所处的天下秩序下的列国关系，还是今天的国际秩序下的国际关系，都需要和谐。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一种列国林立、诸侯分峙现状，孔子提倡礼乐，也是在反对以强凌弱、以大吞小，反对极端政治，起用隐逸的贤能之人，使其各尽所能，使国与国之间达到“中和平衡”的状态，即“天下平”。其实，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符合更广大人群的利益。因此处理国际关系便需要一种“先礼后兵”的智慧。
礼乐对于天人关系而言，就是追求天人和顺。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有机连续、持久和谐。在中国哲学看来，万物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无不关联。北宋大儒程颢《识仁篇》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礼乐文化之下，包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
当人与自己、家庭、社群、自然等都能以礼乐处之的时候，便实现了和谐，推其极致便是“太和”的境界。在曲阜孔庙，有一座明代嘉靖年间树立的牌坊，上刻“太和元气”四个大字。我们都知道，孔庙的所有题刻皆是赞美孔子的，此“太和元气”也不例外。这个“和”最能代表孔子的思想和人格，也最能体现礼乐的境界与追求。
据《近思录·圣贤》记载，大程子评议孔子、颜子和孟子：“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宋儒用“元气”来赞美孔子，并非偶然。我们知道，气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独特范畴。西方哲学家说这个宇宙世界的起源是水，火或原子。中国哲学家则说宇宙是气组成的。元气就是最原始的气，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能量，是生命之本源，它化生万物。
“太和”，我们更不陌生。在北京故宫有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无不突出“和”。什么是“太和”？这个词来源于《周易》“保合太和，乃利贞”，这是最美好的一种状态。其实，和就是一种多元平衡的状态。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平衡状态。所以用“太和元气”来形容和赞美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思想、孔子的人格，不仅是说孔子境界之高，而且其中蕴藏着最为深沉的能量。
有子在“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句话后，接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和谐，必须通过礼乐来实现。礼乐文化内蕴着和谐的精神，也不断地追求着和谐的境界。不论是礼所建基的仁、理、情、时，还是别、谦、让、节等精神，以及序、中等目标指归，最后皆归元于“和”这一境界。礼不是造成“吃人”的枷锁，而是通向“成人”的桥梁。如果我们向往美好健康新生活，追求“情理交融、美善合一”的境界，那自然离不开礼乐的滋养与熏陶。至圣先师“不学礼，无以立”的教诲，梁漱溟先生“大兴礼乐教化”的呼吁，不正需要我们今天认真聆听、笃实践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