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山论”是指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其主政的不同时期提出来的一系列关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理论。“两山论”的主要内容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等。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其与中国早期儒学中的义利观、生态理念以及民本思想等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是相互融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土壤之中的。

习近平“两山论”中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其所对立在于保护绿水青山势必会短时期内阻挡了金山银山的堆积，想要加速金山银山的堆积速度，破坏绿水青山成了一条捷径。而其所统一也正在于此，从长远来看，保护好绿水青山，生态环境就会改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当今社会最为宝贵的财富资源，拥有了好的环境资源，不仅精神上愉悦，而且可以发展生态旅游业，从而积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就涉及到早期儒家所讨论的“义”和“利”的辩证关系问题。在早期儒家那里，“义”和“利”的内在辩证关系等同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逻辑体系。在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那里，“义”和“利”的关系不是割裂的，而是辩证统一的。首先，孔子承认“利”的重要价值，追求合乎礼制规范的“利”，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孔子认为，只要是“可求”的富贵，即使自己拿着鞭子充当一个负责关讥的门吏，这也是可以的。可见，孔子并非排斥“利”，而是认同求“利”、求“富贵”的价值观。其次，孔子承认“利”的价值并不是说其汲汲于求利而无所不用其极，其求“利”的前提条件就是“可求”，也就是这种“利”要符合“义”的价值要求。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如果通过“不义”的手段而获得“富贵”（即“利”），那这种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就如同天上的浮云一般缥缈而无实际意义。可见，孔子追求的是在符合“义”的标准基础上的“利”。“义”是“利”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出发点，“利”是“义”的自然结果和最终落脚点。符合“义”要求的“利”是儒家所追求的“利”，也是能够长久保有的“利”；不符合“义”的标准而得来的“利”，只能是暂时的、昙花一现般的。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一味追求“利”而不顾“义”，只能引来无尽的怨望。金山银山就是富贵，就是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希望保有的财富，这就是“利”；而绿水青山则是人类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生态环境，即“义”。我们追求金山银山，但我们要在保持绿水青山的前提下保有金山银山，而不能一味向大自然索取金山银山而丢失了绿水青山，“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在求取金山银山时，一旦获得金山银山的途径不符合绿水青山的要求，我们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此，在我们求取金山银山的时候，一定要扪心自问，求取金山银山是否符合保护绿水青山的生态理念。子曰：“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当遇到有利可图的事情时，一定要扪心自问此事是否符合道义。

到了孟子，早期儒家的“义利观”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孟子》一书，开篇即以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探讨孟子“义利观”的问题，孟子开篇即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那里，“义”和“利”的关系似乎被割裂开来，重“义”而轻“利”的思想蔓延全书。实际上，在孟子那里，依然没有走出早期儒家义利并重的思想范畴。孟子追求的依然是“谷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五十者可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理想型社会。孟子认为“为民之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普通百姓只有手里有了一定的财富，才能够心安。可见，孟子是不排斥“利”的，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重义轻利思想，不过是其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正常反应罢了。孟子通过将“义”上升为人的“四端”之一，从而突出“义”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义”和“利”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就显得“利”没有“义”重要罢了。习近平“两山论”强调“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正是对孟子“义利观”的最好解释。“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并非是说只要绿水青山而不要金山银山，而是在特定背景下的一种暂时性的侧重选择。

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是能够辩证地看待“义”和“利”的关系的。习近平“两山论”的精神内涵能够高度契合早期儒学“义利观”的价值追求，这就增加了我们今后继续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问题的信心。

习近平“两山论”的本质在于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对于人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保护绿水青山就是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好了，人民才能生活得更加幸福。生态好了，才能发展生态旅游等，从而带来金山银山。

习近平“两山论”是一种追求可持续性发展的理论，追求的不是一时一刻的利益，而是长久的可持续的利益。这种环境友好型的思想，在早期儒学的各个重要典籍中的表述可谓盛矣。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有这种思想，“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孔子钓鱼的时候从不广泛撒网以求取更多的鱼，射鸟的时候也从来不去射杀留宿在鸟巢里面的鸟。而在《礼记·曲礼（上）》中有这样一句，“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这大概是说从国君到普通的士子，打猎的时候都要有所节制，而不能对飞禽走兽一网打尽，不留后路。只有给这些动物们留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人类才能拥有永世取之不竭的资源财富。同样的，在《礼记·月令》篇中，亦是充满了这种思想，“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以命令式的语气强调了有所节制、保护生态的态度。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则更为直接地道出可持续性发展的环保措施对于人们的好处，即“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网眼细密的渔网不要用来网鱼，以此来给小鱼留下生存空间，这样就可以持续性有可以食用的鱼了；砍伐山上的林木要按照树木生长的规律按时节砍伐，这样万世而有享用不尽的材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儒家关于人与自然的一个看法就是人类不能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而是要有所节制，按时定量索取，这样才能够不去破坏自然本身的修复能力，遵循自然规律，从而能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的发展需要金山银山，没有了金山银山作为物质基础，人类将很难继续向前发展；人类的生存同样更需要绿水青山，没有了绿水青山的可持续性供应，金山银山只是短时期内的回光返照，不会长久。人类要想解决好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就必须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问题，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有最大的物质财富，“天”与“人”在早期儒家那里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离的。我们知道，中国早期文化中，无论儒家还是道家，甚至是后来的佛家，都是尊崇“天人合一”观念的，《周易》作为儒家十三经中的第一经，其同样也是道家“三玄”之首。在这样一部经典而兼受两家推崇的典籍中，随处可见“天人合一”的思想。《周易》的内容本身就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周易·系辞（下）》中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八卦的产生就是伏羲通过观察天地万物之情状而比拟于人事的，是“天人合一”的典型。《周易》强调天、地、人“三才”之道，也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在早期儒家那里，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能够而且也必须要和谐相处的。早期儒家所认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是说人只能被动的接受自然或适应自然，也不是说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无尽地向自然索取，而是应时适事地改造自然，在符合自然本身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有节制的需求的基础上开发应用大自然。所谓“斧斤以时入山林”是也。“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我们不能为了只要绿水青山而彻底放弃金山银山。“两山论”要求我们在符合绿水青山标准的前提下，大力追求金山银山。无论绿水青山，还是金山银山，都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者也是统一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类在符合大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大力开发改造大自然从而获取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实现人类和自然和谐永存地发展，这既是早期儒家所追寻的目标，也是“两山论”对我们的要求。

在早期儒家那里，天和人的关系不是对立分离的，而是融合统一的。人类生存需要依赖于天地之间，人类亦可改造天地之间的环境而不能破坏。绿水青山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金山银山就是人类改造环境向前发展的物质保证。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就是保有人类继续发展的最根本的财富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类永恒可持续的发展，是天人合一最好的例子。

习近平“两山论”的最终归宿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两山论”无论是提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还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甚至是“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生存和永续发展。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两山论”的提出，其最终目的自然离不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民本”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代表者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提出。我们知道，传统的“十三经”是儒家思想的经典代表，《尚书》作为“十三经”中重要的一部经典，其经过孔子的选编删减，所流传的内容早已契合儒家的思想。《尚书》中就已经有了明确的“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明确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稳定了天下才能安宁。《尚书·泰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等等，无不体现者作者的民本思想。《礼记·缁衣》“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则将人民提高到了可以直接决定君主生存的地位。这种思想，在《荀子·王制》那里也有所体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而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更是明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著名说法。自孟子开始，儒家“民本”思想已经被明确无疑地提出并传承发展下去。尽管古代中国“民”的地位远远没有达到儒家所期望的那种地位，但是在真正的儒者心中，“民”依然是其奋斗的动力，服务的目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后世儒者的追求。尧舜之世，大公天下，人民安居乐业，风俗淳朴，这是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

后世儒者一直苦苦追寻的为民服务的社会，今天终于做到了。“两山论”的最终着眼点即是为了人民。绿水青山是人民生存的环境基础，没有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人民的生活不会幸福。金山银山是人民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金山银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两山论”提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就是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当地的生态产业，在环境友好的前提下发家致富。而且，生态环境保护得好，就会吸引更多的资源入驻，生态经济也一定能搞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的提出，旨在保证人民生存环境基础上的向前发展，其着眼点是如何让人民更好地发展、持续地发展，这正是早期儒家们探讨的问题。

总之，习近平“两山论”所蕴含的思想与早期儒家思想在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契合度。究其原因，无论是“两山论”还是早期儒学思想，其根本目的都是在探讨如何使人民更好更持续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两山论”和早期儒学思想根本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