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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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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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在知礼,因文求义——“浴乎沂”问题新解
发布日期: 2021-07-20 浏览次数:115 来源:孔子文化季刊 作者:王右磊 王逸之

对《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浴乎沂”句的训释自来存在多种说法,以一般解释的“在沂水中洗澡”、王充“涉沂水”、朱熹“浴乎池”(温泉)、“浴”乃“沿”之误四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中学语文教材选取了“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其注释“浴乎沂”一句时采用了传统解释——“在沂水中洗澡”,然而我们注意到“莫春”时节在沂水中洗澡这一行为无论在季节时令上,还是在礼法规范上都讲不通。

个别字词的训释,看起来是小问题,实际上关涉到对句子的理解,甚至是文章主旨思想的把握,不容小觑。其实,如何解读“浴乎沂”之“浴”,甚而是“侍坐”整章的意思,都早已是一个聚讼千年的问题,从王充到朱熹,从何晏到黄式三,几乎历代大儒均对此有所关注、解读。各家说法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历代大儒的解读看起来人人自圆其说,个个都讲得通,其实是在进行无休止的文字游戏,因为真正符合真理,合乎历史事实的学术研究只有一个。这样看来,再直接纠结于“浴乎沂”之“浴”的训解就显得非常无益,其对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将毫无帮助。笔者认为,对“浴乎沂”之“浴”的训解应贯通“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全章,参照孔子儒学思想,结合曾皙与孔子对话的具体语境在文意理解上作深入的探讨。

传统的《论语》解读存在曲解误说,对个别字词的把握需要我们结合语境,疏通文意去深入理解。曾皙与孔子对话的语境是什么呢?即孔子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师徒五人一块坐着谈话,孔子叫弟子说说各自的志向。子路说他治理一个国家,能使人人有勇气;冉有说他能使人人富足;公西华说他愿穿着礼服,做个小司仪。问到曾皙时,他悠闲地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先后和侍坐的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谈话,为何独独赞同曾皙的说法?由于在“浴”、“风”、“咏”、“归”等字句上存在不同训释,对其大意历来就有不同的意见。综合归纳一下,历来探求的大意大致可分为四类。(有论者甚至认为孔子“与点”是孔子生气时所说的反语,笔者认为不足为凭,此不列出。可参阅冯美娣、胡先明:《孔子为何“与点”》,《名作欣赏》,2010年第20期。)一、孔子赞许曾皙,愿意过悠然自得的生活。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浴乎沂水之上,风凉於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而归夫子之门。”认为曾皙描绘暮春游乐,向往过悠闲自得的生活。(后世遂以“风雩”表示不愿仕宦之志。)以此为基础,朱熹、杨树达等作了引申发挥。朱熹说,曾皙“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他认为孔子赞同曾皙是因为他具备“尧舜气象”(《朱子语类》)。杨树达说:“孔子所以与曾点者,以点之所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论语疏证》)二、孔子有钓渭耕莘之意。日人罔白驹在认同第一条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孔子赞许曾皙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悠然自得,实际上有效仿姜太公钓于渭水,伊尹耕于莘野的意思,等待着文王、商汤式的明君来“三顾茅庐”。三、孔子仕途失意后有过隐居生活的意向。宋儒黄震说:“曾晳,孔门之狂者也,无意于世者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与。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晳浴沂归咏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所感者深矣。”(《黄氏日钞》)日人泷川资言在其《史记会注考证·仲尼弟子列传》的有关“考证”部分也说这是孔子在行道不亨苦闷之时,“忽闻曾点浴沂之言,若有独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水饮之乐,故不觉喟然而叹”。四、孔子赞许曾皙修复礼教之志。《孔子家语·弟子解》载:“曾点,曾参父,字子皙。疾时礼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论语》所谓浴乎沂,风乎舞雩之下。”

以上解释,哪一种较为合理呢?让我们一一评析。第一种解释何晏的注引和朱熹、杨树达的引申发挥都有失恰当。因为孔子让弟子们谈的是各自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谈了自己将来想干什么或者能干什么,如果把曾皙的回答解释成悠闲自得而玩的话,显然背离了谈话的主题,怎么会得到孔子的赞许呢?所以第一种解释欠妥。第二种、第三种解释不符合孔子思想,也欠妥当。众所周知,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孔子深明时代特点,他积极用世,力图修礼复乐,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程度。虽然孔子曾言“浮海”、“居夷”,但这不过是一时兴到之语,并非孔子本意。根据孔子的性格特点,不会有钓渭耕莘的想法,更不会产生厌世隐居的思想。这样看来,第二、第三种说法也都不可信从。第四种解释出自《孔子家语》,直接点明《论语》中曾皙所说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疾时礼教不行,欲修之”的行为,因此“孔子善焉”。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比较客观合理,能为我们的探讨打开一个窗口。

《孔子家语》是专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该书长期被视为“伪书”,遭受冷落,弃而不用。近年来不断的地下文献发现与研究,学界已充分肯定其文献价值,有学者认为《孔子家语》非但不是伪书,而且是极为珍贵的儒家典籍,是“孔子研究第一书”。(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解》)循着《孔子家语·弟子解》所言曾皙“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疾时礼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反推“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曾皙修礼教的想法。清儒刘宝楠曾推论:“其时或值天旱,未行雩祀,故点即时言志,以讽当时之不勤民者。”(《论语正义》)他指出曾皙所言是即时言志,包含着修复礼乐,勤恤爱民之意。事实上,“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正是礼乐之事的象征。“咏而归”之“归”,《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馈。”“归”与“馈”通,这在《论语》中不乏其例。“馈”正是进食、俸祭的意思。《周礼·春官》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若王后吊,则与祝前。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王充即认为“鲁设雩祭於沂水之上”,“舞雩”为“雩祭”。(《论衡·明雩》)东汉大儒蔡邕也曾指出:“阳气和暖,鲔鱼时至,将取以荐寝庙,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论语》,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礼。”(沈约《宋书》)“禊”就是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清除不祥的祭祀之礼。王国维曾考证春秋战国时期,每年的春、秋二时若遇干旱都要举行“雩祭”,“春祈谷雨,秋祈谷实”。(《观堂集林·释礼》)

孔子一生重“礼”,礼与非礼是儒家人生理想中的首要问题,孔子在同弟子们谈论志向时多次强调了“礼”,笔者认为,只有从“礼”上分析孔子与曾皙的谈话才是符合语境的解释,才不是无休止地玩文字游戏的科学解释。曾皙是一个践行礼乐的人,虽然他一度被孔子视为“狂士”(《孟子·尽心下》),有狂放的一面,但他始终崇拜孔子,信从孔子的礼乐思想,不仅自己跟随孔子学习礼乐之道,而且还让儿子曾参拜孔子为师。在谈论各自志向时,子路“率尔而对”,“其言不让”,孔子“哂之”;而曾皙“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最后一个回答老师的问题,完全是一套悠然谦让的礼让举止,充分体现出他的礼乐修养。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由于各自性情不一,他们所说的志向也逐渐由大到小,曾皙的志向最小,他志愿参与“雩祭”活动,这充分体现了他不好大言,谦虚谨慎的礼让性格。曾皙对孔子提问的回答,无论是态度,还是内容都是恰到好处。孔子政治上主张“礼治”,“以礼让为国”(《论语·里仁》),弟子们的回答只有曾皙很好地做到了礼让,使孔子有实获我心之感,所以孔子“与点”。笔者认为,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使整章意思做到贯通。

最后,归结到对“浴乎沂”的训解问题上来。上面我们分析,曾皙的志向是到雩祭台参与“雩祭”活动,而古人举行祭祀活动是需要斋戒沐浴的,这样“浴乎沂”之“浴”当解释为“洗浴”,但这不是说我们惯常理解的“在沂水中洗洗澡”。其因有二:一、古人多浴于家中,设有浴室、浴盆,十分讲究,一般不会裸浴于野,孔子及弟子知礼行礼,断不会有在沂水洗澡这样“非礼”的言行;二、暮春三月,乍暖还寒,不适合在外洗澡,王充也曾明言:“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笔者认为,“浴乎沂”之“浴”虽属本义为“洒(xǐ)身”之洗浴(《说文解字》),但有其内在的隐含意义。依礼古人一般不在野外洗浴,但凡在外洗浴都有一定的设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在水里裸泳。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并不是说齐懿公等二人在一个叫申池的野外池塘里洗澡,其实“申池”是齐国一个著名的苑囿,作为齐王的苑囿各种设施十分齐备,齐懿公“浴于池”自然是装饰十分豪华的浴池,而非一般的野外池塘。依照礼法,古人洗浴都会在特定的处所,这是不言而喻,无需申明的道理。同样,曾皙所说“浴乎沂”也绝不是在沂水里洗澡,而是在沂水旁一处建有专门洗浴设施的场所。朱熹对“浴乎沂”之“沂”注释说:“水名,在鲁城南,地志以为有温泉焉。”大概鲁都曲阜附近的沂水某处有温泉,鲁人予以开发,建有类似今天供人洗浴的专门温泉浴所,曾皙所言“浴乎沂”是在这样的地方,也未可知。

最后,笔者以为《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浴乎沂”之“浴”作何解释并不十分重要,教学的重点既不在于让学生了解子路等人的志向,也不在于让学生感知孔子“与点”所谓“暮春游乐”的诗情画意,重要的是贵能通过此章探求其中的真精神——孔子所倡导的“礼让”思想。学识所限,略述浅见,就教学界各位方家。

 

原载:《孔子文化》季刊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