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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美学意蕴
发布日期: 2018-12-13 浏览次数:82 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刘敏
    《诗》《书》《礼》《易》《乐》《春秋》为儒家六艺,也称六经,贯注着自上古萌芽发展,经孔子整理,及至后世不断传承的中华文脉。其中《春秋》作为六艺之一,其意义和影响相对来说比较特殊。
    《春秋》开创了一种历史书写的方式,影响了后世学者。王应麟在《玉海》说:“历代国史,其流出于《春秋》。”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中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仰慕孔子,并效法孔子,将自己对历史的评价和真切的情感也融入到历史的书写过程中,在历史中表达思想和情感,故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种写史的方法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其源头即来自《春秋》。《春秋》影响深远,以至于后世以这本书命名它所书写的时代。用一本书命名一个时代,足见《春秋》在历史上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春秋》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思想论著。相较其他五经,《春秋》最大的特点在于匡正名分,使人通明义理。对孔子而言,《春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由此看出,《春秋》是一部治国之书,同时孔子将他的思想主张注入到《春秋》的“微言大义”之中。因此,《春秋》不仅是一部鲁国的史书,也是蕴含了孔子理念主张的著作。他在历史的书写中抒发褒贬之意,寄寓为政理念。《春秋》中的义理不断被后世阐发而形成《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至汉代,董仲舒推重《公羊春秋》,阐发春秋大一统思想,依此提出了一套适合加强中央集权的治国方略,被汉武帝采纳,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一制度也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的主体。因此,对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春秋》同样意义非凡。
    《春秋》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之一,她与六艺的其他诸科共同被视为中国文学之宗,文章之源。从时间上看,六艺是最早的中国文化典籍;从体裁上看,后世文章体裁皆源自六艺。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考论了这一点。他说:“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其根。”(刘勰:《文心雕龙》)颜之推也有相类似的观点:“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颜氏家训·文章第九》)虽然二人观点略有分歧,但仅就六艺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这一点上论,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由以上所说《春秋》在历史、思想以及文学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可以看出,《春秋》具有亦史、亦论、亦诗的品格。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提出,中国人著述有三类:曰史,曰论,曰诗。按照这一说法,《春秋》可谓兼具这三类著述的品格:她是一部记史史书,因此具有“史”的品格;她是一部说理论世之作,因此具有“论”的品格;她又是文学的源头之一,因此又具有文学作品普遍具有的“诗”的品格。从美学的角度讲,她于历史叙事中透露着情感之美,于说理论世中透露着道义之美,于文学表达中透露着诗性之美。
    “美”是儒家关注的范畴。关于什么是美,《论语·学而》有:“先王之道斯为美。”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自先王尧开始,中国已经有了丰富的礼仪制度,“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此后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王道礼乐之制已经相当完备,呈现出美的特征。《论语·里仁》又有:“里仁为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一种全德,他将以仁为邻视为一种完美的人格。《国语·楚语上》有:“大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美代表完备,完善。而《孟子·尽心下》有:“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认为,做到了善和信,进而扩展之,充实之,即为美。总之,美是一种全德,意味着完善、完备、完美。《春秋》就在亦“史”亦“论”亦“诗”的品格中体现了美的意蕴。
    (一)说理论世中的道义之美
    《春秋》于说理论世中透露着道义之美。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作《春秋》的根本目的在于弘道。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
    “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代君主,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它虽为鲁国历史,但又不只是史书,而是超越了史书对某一时代的书写,成为弘扬义理,论治国之道,可以经世致用的经典。《春秋》以鲁国历史为记述中心,尊奉周王室为正统,借鉴殷朝的旧制,推崇夏商周三代文明,在简约的文辞中表达了深刻的褒贬之意。比如《春秋》称吴、楚两国国君为“子”,因为他们受封时都是子爵,虽然他们自称为王,与周天子平列,但《春秋》仍称他们为“子”,以表达贬削之意。再比如,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召集周天子与诸侯在践土会盟,确立其霸主地位。《春秋》则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以匡正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孔子弘扬《春秋》义法,为君臣正名,从而使乱臣贼子为之惧怕,不敢为所欲为。
    另外《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谈到了孔子作《春秋》以弘道的目的:“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在周朝王道衰败的背景下,孔子主张恢复夏商周三代之治,但得不到推行,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不被采纳,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以使王道之治通达。
    《太史公自序》又言,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晚年的孔子,不再寄希望于说教,而是在具体历史事件的著述中彰明是非善恶。“《春秋》是孔子整个生命的最后寄托”,(韩钟文:《儒家文学理论及其现代价值》)寄寓了他最根本的精神主张。《太史公自序》评价《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孔子在对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描述中,寄寓其褒贬之意、王道理想、施行礼乐教化。他厘清人伦纲纪,明辨是非善恶,倡扬春秋大义,目的在于挽救国家危亡,整治社会衰敝,平定乱世,使之回归正道。
    《春秋》彰显着道义之美,这道义即春秋大义。据《史记》记载,在《春秋》一书中,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因为不通晓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礼义之旨。“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义,是人伦之大者,治国之大者。《春秋》之义行,则社会之善治显。
    (二)历史叙事中的情感之美
    美是一种至道、全德的状态,还是一种调和、中和的境界。《论语·尧曰》:“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无偏私,无所过,无所不及,中正平和,方可产生美感。因此,美是一种中正、舒泰、平和的状态。
    道义之美需要情感的调和。道是有情感,有温度的,而不是冷冰冰的。“道”、“德”、“情”、“仁”这四者之间是互相联系的:“道者,人之共同行为,而必当于个人各别之德性。德性则必有情,于是有人与人之同情,此即孔子之所谓仁。”(韩钟文:《儒家文学理论及其现代价值》)由道而成德,有德必有情,由情而生仁。道与德与情与仁相互交融。也正是有了情感的调和,道义达到了和美的境界。《春秋》在倡扬道义的历史叙事中,常常透露着的情感之美。
    首先,《春秋》有实现大同世界的情怀。据今文公羊家的阐发,《春秋》之义包含“三世说”:在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中,隐桓庄闵僖五公,名为据乱世;文宣成襄四公,名为升平世;昭定哀三公,名为太平世。梁启超说:“《春秋》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纯是进化的轨道。孔子盖深信人类,若肯努力,世运必日日向上,所以拿《春秋》作个影子。”(梁启超:《孔子与儒家哲学》)故依公羊家的观点,《春秋》的最高理想是抛弃狭隘的国家、种族的概念,实现天下大同的太平世。她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持进化乐观态度,具有理想主义情怀。
    其次,《春秋》有重民心、重民意的情感取向。按照《春秋》的书法,如果一个国君失去民意,那么他的被弑便以国称,表明他的被弑是罪有应得,人心所向。例如,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戊申,书“晋弑其君州蒲”。《解诂》:“一人弑君,国中人人尽喜,故举国以明失众,当坐绝也。”晋国国君州蒲被弑,顺应了民意,故以国称其弑。如果一个国君失去民心,那么其亡国一事被《春秋》视为自亡。例如,僖十九年书“梁亡”,《传》云:“自亡也。”《解诂》云:“明百姓得去之君当绝者。”原本梁为秦国所灭,但《春秋》书其自亡,这表明梁国国君失去了民意,其亡国是咎由自取。
    再者,《春秋》对是非善恶的褒贬本身便是一种感情表达。褒贬善恶不仅是一种思想倾向,更是一种情感取向,带有深厚的张扬善行、贬抑恶行的情感色彩。《春秋》用隐晦的笔法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评判和看法,透露出贬斥篡弑之举,褒奖让国之德,厌恶战攻侵伐,反对劳民伤民等等鲜明的情感和立场。
    其实,情感与义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统一于《春秋》之中。情寓于理,理晓于情,情感与义理相得益彰。也正是因为有了鲜明而丰富的情感的调和,《春秋》大义得到彰显和升华,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体现出道义与情感相统一的美感。
    (三)文学表达中的诗性之美
    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诗味是其底色。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指出:“诗史为中国人生之轮翼,亦即中国文化之柱石。凡中国古人善言者,必具诗味。其文亦如诗,惟每句不限字数,句尾不押韵,宜于诵,不宜歌。盖诗乐分而诗体流为散文,故散文亦可谓从诗体演来,其佳者必具诗味。相比较而言,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六艺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源头和奠基石,更是充满了诗性的艺术美感。单单从“六艺”这一名称上看,已足见其艺术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六艺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艺术性的语言。
    具体到《春秋》的语言特点,《史记·孔子家语》称其“约其文辞而指博”。《春秋》“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既文辞简约,又寓意深刻,寄褒贬善恶之义于一字之中,体现出诗的特质。
    《春秋》是在鲁史原本的基础上进行笔削而成,因此在语言上更加精炼,在内容上更富有深意。庄公七年《公羊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霄如雨。”八字精炼为四字,而且更有意境。隐公元年《公羊传》:“元年春王正月。不修《春秋》,疑当作:一年春一月公即位。”“元”意味着创始,《春秋》修“一年春”作“元年春”意味着国君应继天奉元,遵循天道,以养成万物;“王”意味着新王受命,《春秋》称“王正月”,有新王受命于鲁之义;至于修“一月”为“正月”,是因为一月代表着政教之始,而“政者,正也”,故称“一月”为“正月”;《春秋》又删去“公即位”,是因为隐公有让国之德,为了成人之美,《春秋》从其意而不书“公即位”。通过对鲁史本的“笔则笔,削则削”,《春秋》的语言呈现出辞约而意远的诗性之美,即便“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
    总之,《春秋》作为一部一字褒贬的历史典籍,一部微言大义的思想论著,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和艺术源头之一,以其蕴含的道义,洋溢的情感,以及诗性的语言,呈现出美的意蕴。(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刘敏,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