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礼》《易》《乐》《春秋》为儒家六艺，也称六经，贯注着自上古萌芽发展，经孔子整理，及至后世不断传承的中华文脉。其中《春秋》作为六艺之一，其意义和影响相对来说比较特殊。
《春秋》开创了一种历史书写的方式，影响了后世学者。王应麟在《玉海》说：“历代国史，其流出于《春秋》。”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中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仰慕孔子，并效法孔子，将自己对历史的评价和真切的情感也融入到历史的书写过程中，在历史中表达思想和情感，故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种写史的方法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其源头即来自《春秋》。《春秋》影响深远，以至于后世以这本书命名它所书写的时代。用一本书命名一个时代，足见《春秋》在历史上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春秋》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思想论著。相较其他五经，《春秋》最大的特点在于匡正名分，使人通明义理。对孔子而言，《春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由此看出，《春秋》是一部治国之书，同时孔子将他的思想主张注入到《春秋》的“微言大义”之中。因此，《春秋》不仅是一部鲁国的史书，也是蕴含了孔子理念主张的著作。他在历史的书写中抒发褒贬之意，寄寓为政理念。《春秋》中的义理不断被后世阐发而形成《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至汉代，董仲舒推重《公羊春秋》，阐发春秋大一统思想，依此提出了一套适合加强中央集权的治国方略，被汉武帝采纳，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一制度也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的主体。因此，对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春秋》同样意义非凡。
《春秋》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之一，她与六艺的其他诸科共同被视为中国文学之宗，文章之源。从时间上看，六艺是最早的中国文化典籍；从体裁上看，后世文章体裁皆源自六艺。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考论了这一点。他说：“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其根。”（刘勰：《文心雕龙》）颜之推也有相类似的观点：“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颜氏家训·文章第九》）虽然二人观点略有分歧，但仅就六艺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这一点上论，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由以上所说《春秋》在历史、思想以及文学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可以看出，《春秋》具有亦史、亦论、亦诗的品格。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提出，中国人著述有三类：曰史，曰论，曰诗。按照这一说法，《春秋》可谓兼具这三类著述的品格：她是一部记史史书，因此具有“史”的品格；她是一部说理论世之作，因此具有“论”的品格；她又是文学的源头之一，因此又具有文学作品普遍具有的“诗”的品格。从美学的角度讲，她于历史叙事中透露着情感之美，于说理论世中透露着道义之美，于文学表达中透露着诗性之美。
“美”是儒家关注的范畴。关于什么是美，《论语·学而》有：“先王之道斯为美。”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自先王尧开始，中国已经有了丰富的礼仪制度，“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此后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王道礼乐之制已经相当完备，呈现出美的特征。《论语·里仁》又有：“里仁为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一种全德，他将以仁为邻视为一种完美的人格。《国语·楚语上》有：“大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美代表完备，完善。而《孟子·尽心下》有：“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认为，做到了善和信，进而扩展之，充实之，即为美。总之，美是一种全德，意味着完善、完备、完美。《春秋》就在亦“史”亦“论”亦“诗”的品格中体现了美的意蕴。
（一）说理论世中的道义之美
《春秋》于说理论世中透露着道义之美。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作《春秋》的根本目的在于弘道。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
“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代君主，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它虽为鲁国历史，但又不只是史书，而是超越了史书对某一时代的书写，成为弘扬义理，论治国之道，可以经世致用的经典。《春秋》以鲁国历史为记述中心，尊奉周王室为正统，借鉴殷朝的旧制，推崇夏商周三代文明，在简约的文辞中表达了深刻的褒贬之意。比如《春秋》称吴、楚两国国君为“子”，因为他们受封时都是子爵，虽然他们自称为王，与周天子平列，但《春秋》仍称他们为“子”，以表达贬削之意。再比如，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召集周天子与诸侯在践土会盟，确立其霸主地位。《春秋》则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以匡正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孔子弘扬《春秋》义法，为君臣正名，从而使乱臣贼子为之惧怕，不敢为所欲为。
另外《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谈到了孔子作《春秋》以弘道的目的：“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在周朝王道衰败的背景下，孔子主张恢复夏商周三代之治，但得不到推行，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不被采纳，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以使王道之治通达。
《太史公自序》又言，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晚年的孔子，不再寄希望于说教，而是在具体历史事件的著述中彰明是非善恶。“《春秋》是孔子整个生命的最后寄托”，（韩钟文：《儒家文学理论及其现代价值》）寄寓了他最根本的精神主张。《太史公自序》评价《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孔子在对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描述中，寄寓其褒贬之意、王道理想、施行礼乐教化。他厘清人伦纲纪，明辨是非善恶，倡扬春秋大义，目的在于挽救国家危亡，整治社会衰敝，平定乱世，使之回归正道。
《春秋》彰显着道义之美，这道义即春秋大义。据《史记》记载，在《春秋》一书中，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因为不通晓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礼义之旨。“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义，是人伦之大者，治国之大者。《春秋》之义行，则社会之善治显。
（二）历史叙事中的情感之美
美是一种至道、全德的状态，还是一种调和、中和的境界。《论语·尧曰》：“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无偏私，无所过，无所不及，中正平和，方可产生美感。因此，美是一种中正、舒泰、平和的状态。
道义之美需要情感的调和。道是有情感，有温度的，而不是冷冰冰的。“道”、“德”、“情”、“仁”这四者之间是互相联系的：“道者，人之共同行为，而必当于个人各别之德性。德性则必有情，于是有人与人之同情，此即孔子之所谓仁。”（韩钟文：《儒家文学理论及其现代价值》）由道而成德，有德必有情，由情而生仁。道与德与情与仁相互交融。也正是有了情感的调和，道义达到了和美的境界。《春秋》在倡扬道义的历史叙事中，常常透露着的情感之美。
首先，《春秋》有实现大同世界的情怀。据今文公羊家的阐发，《春秋》之义包含“三世说”：在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中，隐桓庄闵僖五公，名为据乱世；文宣成襄四公，名为升平世；昭定哀三公，名为太平世。梁启超说：“《春秋》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纯是进化的轨道。孔子盖深信人类，若肯努力，世运必日日向上，所以拿《春秋》作个影子。”（梁启超：《孔子与儒家哲学》）故依公羊家的观点，《春秋》的最高理想是抛弃狭隘的国家、种族的概念，实现天下大同的太平世。她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持进化乐观态度，具有理想主义情怀。
其次，《春秋》有重民心、重民意的情感取向。按照《春秋》的书法，如果一个国君失去民意，那么他的被弑便以国称，表明他的被弑是罪有应得，人心所向。例如，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戊申，书“晋弑其君州蒲”。《解诂》：“一人弑君，国中人人尽喜，故举国以明失众，当坐绝也。”晋国国君州蒲被弑，顺应了民意，故以国称其弑。如果一个国君失去民心，那么其亡国一事被《春秋》视为自亡。例如，僖十九年书“梁亡”，《传》云：“自亡也。”《解诂》云：“明百姓得去之君当绝者。”原本梁为秦国所灭，但《春秋》书其自亡，这表明梁国国君失去了民意，其亡国是咎由自取。
再者，《春秋》对是非善恶的褒贬本身便是一种感情表达。褒贬善恶不仅是一种思想倾向，更是一种情感取向，带有深厚的张扬善行、贬抑恶行的情感色彩。《春秋》用隐晦的笔法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评判和看法，透露出贬斥篡弑之举，褒奖让国之德，厌恶战攻侵伐，反对劳民伤民等等鲜明的情感和立场。
其实，情感与义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统一于《春秋》之中。情寓于理，理晓于情，情感与义理相得益彰。也正是因为有了鲜明而丰富的情感的调和，《春秋》大义得到彰显和升华，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体现出道义与情感相统一的美感。
（三）文学表达中的诗性之美
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诗味是其底色。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指出：“诗史为中国人生之轮翼，亦即中国文化之柱石。凡中国古人善言者，必具诗味。其文亦如诗，惟每句不限字数，句尾不押韵，宜于诵，不宜歌。盖诗乐分而诗体流为散文，故散文亦可谓从诗体演来，其佳者必具诗味。相比较而言，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六艺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源头和奠基石，更是充满了诗性的艺术美感。单单从“六艺”这一名称上看，已足见其艺术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六艺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艺术性的语言。
具体到《春秋》的语言特点，《史记·孔子家语》称其“约其文辞而指博”。《春秋》“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既文辞简约，又寓意深刻，寄褒贬善恶之义于一字之中，体现出诗的特质。
《春秋》是在鲁史原本的基础上进行笔削而成，因此在语言上更加精炼，在内容上更富有深意。庄公七年《公羊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霄如雨。”八字精炼为四字，而且更有意境。隐公元年《公羊传》：“元年春王正月。不修《春秋》，疑当作：一年春一月公即位。”“元”意味着创始，《春秋》修“一年春”作“元年春”意味着国君应继天奉元，遵循天道，以养成万物；“王”意味着新王受命，《春秋》称“王正月”，有新王受命于鲁之义；至于修“一月”为“正月”，是因为一月代表着政教之始，而“政者，正也”，故称“一月”为“正月”；《春秋》又删去“公即位”，是因为隐公有让国之德，为了成人之美，《春秋》从其意而不书“公即位”。通过对鲁史本的“笔则笔，削则削”，《春秋》的语言呈现出辞约而意远的诗性之美，即便“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
总之，《春秋》作为一部一字褒贬的历史典籍，一部微言大义的思想论著，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和艺术源头之一，以其蕴含的道义，洋溢的情感，以及诗性的语言，呈现出美的意蕴。（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刘敏，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