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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家训、家风、家法与社会教化
发布日期: 2018-07-09 浏览次数:17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金滢坤
  唐代是中古士族社会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士族名门的家风、家训和家法对新旧士族的兴衰有着重要意义。唐朝宰相崔祐甫云:“能君之德,靖人于教化,教化之兴,始于家庭,延于邦国,事之体大。”显然,传统社会的家庭教化包括家风、家训、家法,它们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不仅关乎家庭之兴衰,也影响着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
家训、家风、家法与士族的兴衰
  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士族“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魏晋隋唐时期,士族之家普遍重视家风、家训、礼法和家法,注重传承家学教育子弟,逐步形成所谓“雅有家风,政事规为”的名门士族(《授大理卿李坰黔中宣慰使制》)。“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新唐书·柳公绰传》),成为社会共识。颜之推在开皇末作《颜氏家训》,开启世家大族重视编撰家训的风气。唐代士人编撰家训的风气很盛,如王方庆作《王氏训诫》,柳玭作《戒子孙》等,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作帝王之家的家训。
  唐代名门士族家风的形成和延续,离不开优秀的家训、严明的家法。开元中宰相韩休以“家训子侄至严”著称。穆宁“居家严,事寡姊恭甚”,他“家法清严”,其子赞、质等“兄弟奉指使,笞责如僮仆,赞最孝谨”。贞元间,“言家法者,尚韩、穆二门”,有“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为高”的说法(《旧唐书·穆宁传》)。又博陵崔邠,其父倕,“三世一爨,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新唐书·崔邠传》),他兄弟四人进士及第,一人位至宰相,“邠、郾、郸凡为礼部五,吏部再,唐兴无有也”。宣宗闻而叹曰:“郸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因题曰:“德星堂。”中晚唐时期,京兆柳子温家法严明,“以礼法自持”,专门和苦药丸,让子弟公绰等在夜间学习时含之,提神醒脑,“以资勤苦”(《南部新书》卷丁)。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柳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后来,牛僧孺赞叹柳仲郢良好的家教:“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因此,史称“言家法者,世称柳氏”(《旧唐书·柳公绰传》)。
家训内容与家风、家法的形成
  唐代家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启了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大一统的隋唐王朝采取了削弱士族势力的策略,“以文取士”,富贵、财产不再恒久,“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以诗书传家,求取功名的观念,成为士人的最高追求。杜甫作《宗武生日》,劝勉儿子:“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韩愈劝诫子弟:“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他还强调人生来贤愚相近,“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的天壤之别,关键在于是否读诗书。元稹训诫子侄,“吾家世俭贫,先人遗训,常恐置产怠子孙,故家无樵苏之地”,激励子孙勤勉学习,通过“佩服《诗》《书》,以求荣达”,而且要“千万努力,无弃斯须”。苦读诗书是贫寒子弟通向富贵最有效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在唐宋成为现实。王安石便劝勉子孙,“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男儿不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
  唐代家训总体以“忠孝”教育为主。唐太宗也说:“百行之本,要道惟孝。”《太公家教》云:“事君尽忠,事父尽孝。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孝子事父,晨省暮参。”以韵文的形式,简明扼要地将《孝经》中有关忠孝思想进行概述,方便子弟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践行,养成合乎礼法的行为举止。很多士族把“忠孝”作为家训的核心内容。穆宁撰家令训诸子曰:“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要求赞等四子,“播礼乐,务忠孝,正名器,导人伦”。柳玭《家训》云:“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忠孝与勤俭在家训中经常相提并论,如“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
  唐代家训对子弟的各种劝诫中还比较重视勤奋、节俭等作风的养成和坚守。唐太宗作《帝范》,训诫太子“奢俭由人,安危在己”,希望太子力行节俭,做个明君。唐代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勤奋程度往往决定个人成败。韩愈劝诫子弟:“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个人勤奋与否,将来就意味着公卿与奴仆之别。《太公家教》对勤劳和勤学做了形象总结:“勤耕之人,必丰谷食;勤学之人,必居官职……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以家法严明著称的穆宁也要求子弟“惟惠施之车,仲舒之帷,苏秦之锥,三物毕具”,其家也因此而名闻当世。
  唐代家训还重视谦虚礼让等美德。朱仁轨《诲子弟言》云:“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这是中国人谦让的经典阐释,一个人谦让一生,其实损失不了多少,反而养成了优良品格,受人尊重。唐代家训将礼让、谦让作为立身、修养之根本。《太公家教》云:“立身之本,义让为先……与人共食,慎莫先尝……路逢尊者,侧立路旁……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欲立其身,先立于人;己欲达人,先达于人……谦是百行之本。”此书用朴素的语言汇集了有关谦让、礼让的前贤锦句、谚语格言,旨在说明与人交往、为人处世的根本在于相互礼让、谦让,取人所长,在成就自己之前,先成就别人,把机会让给别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此外,倡导“礼尚往来”等待人原则也是唐代家训教育的重要内容。《太公家教》讲:“风流儒雅,礼尚往来……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
家风、家训和家学决定子弟的学风与成败
  家风、家训和家学就是现在经常讲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至关重要。如《太公家教》所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玉投渥,不污其色。近佞者谄,近偷者贼;近愚者痴,近贤者德。”家庭环境与风气的好坏,对儿童习惯和品行的养成非常重要,甚至从根本上决定了子弟教育的成败,这也是孟母三迁的原因所在,唐代的很多例子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如中唐吴丹“生四五岁弄泥沙时,所作戏辄像道家法事,八九岁弄笔砚时,所出言辄类《诗》家篇章,不自知其然,盖宿习儒、玄之业明矣。弱冠喜道书,奉真箓……”(白居易:《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吴丹从小玩沙,竟然可以仿照道教法事堆道场,说明所住环境道教气氛浓郁,以致弱冠之后,一度修习道家,好在后来苦读《诗经》,并考中进士,功成名就。再如前揭柳公绰一家人才辈出,与柳氏家法严明,学风良好,并世代相传有很大关系。
  在传统社会,士族之家优秀的家风是子弟接受良好家教的有效保证。如元稹的母亲出身“五姓婚姻”的荥阳郑氏,以家风严明著称。郑氏为少女时,就“事父母以孝闻”,嫁到元氏之后,“以丰洁家祀,传为贻燕之训”,二十五年间,“专用训诫,除去鞭扑”;“常以正辞气诫诸子孙,诸子孙其心愧耻”(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元稹因其优秀的母教,并传习了外祖父家良好的家法,从而成为唐代名相和文学名家。
  家学传统和渊源对子弟成才的影响尤为明显。如颜氏一门自魏晋以来不仅以世儒著称,而且多出书法家,有颜腾之、炳之、勤礼、真卿等许多名家,这应该与颜氏家族的子弟自幼就注重书法蒙训有密切关系。这使其家年幼就擅长书法的人很多。如颜勤礼“幼而朗悟,识量宏远,工于篆籀,尤精诂训”;又颜惟贞“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笔法”,以书法精湛,“判入高等”,“学精百氏,艺绝六书”。大书法家颜真卿亦出自是家,他“早孤,蒙伯父臮、允南亲自教诲”。颜真卿成为著名书法家应该与他自幼就接受“尤工文翰”的伯父的启蒙有很大关系。另一位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子欧阳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书”,“慕名甚锐,昼夜精力无倦,遂亚于询”(《旧唐书·欧阳询传》)。相反,许多缺乏书法家传的子弟,往往是“有知其门,不知其奥”,即便是家长“广求名书,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遣习之”,其结果仍多“不能遂”(张文瓘:《六体书论》)。
  总之,一个家族的兴衰,与良好的家风、家训,以及严格的家法有很大关系。正如柳玼所云:“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士族之家“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如果世家大族家教不严、家风不正、家训不良,就很容易衰落,所以家风、家训、家教和家法无疑是维护士族门第的重要手段,客观上也为教化社会、繁荣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07月09日14版 作者:金滢坤,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