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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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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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 | 由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从儒学的格局与气象谈起
发布日期: 2017-10-31 浏览次数:185 来源:中国政协 作者:杨朝明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一说法传到国内后,一些学者感到欣慰,但也有人感到意外、怀疑,甚至讥讽嘲笑者也不乏其人。当这一事实被认定,而且这个结论被认为是“最精彩”的一个时,我们理应对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内涵和现实意义有更深入的认识,“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充分的“文化自知”。
儒道学说的广阔背景
    中华文化就像一颗生生不息的大树,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人们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时期,但它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而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繁盛期、高涨期。此前,中华文明已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
    在人类文明的研究中,世人推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轴心期”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元前八至二世纪,尤其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但是,雅斯贝斯的所谓“轴心时代”理论,并没有关注中华文明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中国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
    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惊人发现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走在学术前沿的学者其实早已经看清楚这一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就呼吁人们“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理解我国先民的深邃智慧和文化创造,再也不能对上古典籍中那些丰富记载视而不见!
    人们看到,“百家争鸣”其实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夏、商、西周“三代”已经是“有道”时期,已经是中国文化形成与确立的时期。在雅斯贝斯所说世界文明的“轴心”之前,中华文明已经有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有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有着自身深沉的精神凝结与创造。
    中国的先民们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在中华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之辞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在与世界互动中,他们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变”“道弥益而身弥损”之类的道理,讲究注焉不满,酌焉不竭,当位而行,允执厥中。
    看清中华文明的绵延之路,探悉中华文明的深远辽阔,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一定会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早在孔子以前数千年的“三代之明王”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为人类确认了坐标。中华“先哲”“先王”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为人类谋福祉,系统而完备。如果更多走近中国早期文明,更多了解中华文明,看到它的高度,了解它的深度,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就不仅是嘹亮的呼唤,更是洋溢的动力。
孔子的自信
    中华思想的精华集中于孔子与老子,孔子则集中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思想精华。他向老子请教,他一定比今天的许许多多人更懂得老子,所以,他创立的儒学才影响更加久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成为传统中国思想的杰出代表。
    在“诸子百家”中,孔子最重视对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凝练提升,故而更具有生命力。孔子以后历代思想家思考世道人心,都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弘扬,所以,孔子才被尊为“万世师表”。西方学者常将中国称为“孔子的中国”,内在地决定于孔子思想的特性与特质,决定于孔子学说的巨大影响。
    孔子自幼好学,他的“好学”成就了他的“博学”。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显然,孔子的“思想高峰”立于三代时期的“文化高地”。所以柳诒徵先生说:“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梁漱溟先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代表泰勒博士说:“当今一个成功、昌盛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立足于孔子所阐述的许多价值观念”,他说,“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和超越时代的,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并照耀着今天和未来”。孔子思想的不在“一时一地”,它包含了“天地之美”“万物之理”“古人之全”,所以《庄子》说“内圣外王之道”是“道术”而不是“方术”。
    想到孔子,往往首先浮现的是孔子栖栖遑遑、到处奔走的身影,往往是那个驾着马车“周游列国”的形象。孔子为政似乎没有成功,其实他清楚“穷达以时”的道理。他信念坚定,也有充分的自信。孔子初仕,为中都宰。“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他治理中都仅一年时间,便成为各地诸学习的样板。鲁国国君问孔子:用你的办法治理鲁国,怎么样?孔子说:“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孔子相信自己的为政方略有广泛的适用性。
    孔子的自信,源自他对礼乐本质的把握,源自他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思考。有弟子问“十世”以后的治世之道是否可知,孔子说别说“十世”,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孔子认为,人组成社会,成为社会的人,就必须明于礼义。社会治理的根本,无非就是人心的端正,就是在人们心中筑起道德的堤防。夏、商、周三代,礼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损益”,但礼的根本精神永远不会变。
由“中都”而“鲁国”而“天下”,这是空间的放大;由“三代”而“十世”而“百世”,则是时间的绵延。这显示了孔子思想的“时空维度”。他的高度与宏阔可见一斑。他倡言“内圣外王之道”,主张推己及人,修己安人,明德新民。比如,他思考如何立身处世的问题时,往往从根本上着眼,从简单处着手。
    孔子弟子请教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孔子认为这个字应该就是“恕”。孔子解释,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张请教“行”,问如何才能使自己到哪里都能通达。孔子说应当“言忠信,行笃敬”,说话忠诚守信,行事庄重严肃。人如果时刻将“忠信”“笃敬”装在心中,指导自己的行动,即使走到与自己文化不同的“蛮貊之邦”,也一样顺畅通达。 
“王天下之道”
    中华文化追求以王道行天下,孔子继承发扬三代文化传统,王道政治是孔子心中的理想政治。孔子常谈“王天下之言”,谈以“道”治国才能“致霸王”;孟子则言及“王”“霸”之别。霸道,靠的是兵甲之力,使人被动屈服,埋下隐患,自食恶果。王道,以德行仁,人们主动臣服,心悦诚服,自求多福。
    《孔子家语》有《王言》篇,记述孔子的王道言论,孔子思考“王天下之道”,希望听“王天下之言”。王者气象使得中华文明有着多姿多元而又贯通如一的气质禀赋。中华文明崇尚礼让,源于礼让,使得许多矛盾不解自消。内心有王者情怀,才会能让则让,让于可让,同时还会在原则面前当仁不让。
    中华文化气象使中国主流价值追求清晰而坚定。中国者,执中而立于天下,安定四海,天下大同。王者的终极追求是什么?是仁、义、礼、智根于心、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当内在的美德丰厚盈溢之时,光辉灿然的生命就巍然耸立。
    在王者气象的追求中,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庶几夙夜,以永终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表示他一直致力于学习“确定自我身份的时候,不以降低别人来显示自己与他人的不同,而应该以抬高他人来找到彼此的相同”。其实,几千年前,“和而不同”“成人之美”“立己达人”这样的叮咛就在中华厚土掷地有声,而且在斗转星移的千年过往中从未间断,至今回响,使得近者悦,远者来。
    中华文明的王道精神经得起时空的检验,她是从人心与人性出发,致力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向上仰望,是深远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天地智慧的体悟;向下扎根,是对多方利益的兼顾与平衡,求得最大公约数,昭示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疑惑中超越,于不确定中憧憬。《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象、气质禀赋、价值追求,夯实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价值体系中心点之坐标,它没有焦虑,而是如如不动,见证永恒。 
“道前定则不穷”
    西方思想家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还要补充“力量需要方向”。此即所谓“君子不器”,即所谓“道前定而不穷”。
    思维模式标识、代表着价值取向,决定着行动走向。比如,以何为本,以何为末;以何为先,以何为后;以何为始,以何为终。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视荣誉与责任高于一切,兼顾多方利益;遵循并行并育,没有相悖相害;信奉“创造、分享、助给”,创造在自己,分享给他人,助给予弱者。
    在“一以贯之”之中,孔子儒家关注根本,将个人的修养放于中心点,反求诸己,从而聚焦于发展,聚焦于成长。人们看重内在的功力,如火之始燃,泉之始涌,扩而充之可保四海,反此甚至不能事父兄。这样的思维并不东张西望,没有左顾右盼,而有深邃的动力和发展的持续性。由进至近,絜矩成人,至诚无息,执中而立。朱熹云:“气至而滋息为培,气反而游散为覆。”由“天地位”而“万物育”,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华文明价值取向清晰,更可贵的是,它以“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来落地。全然思索古与今、我与世界、价值观与方法论。这样的思维模式,成为通往中心坐标的最优路径、至佳选择。埃及前总理伊萨姆·谢拉夫说,这个“无序混乱的世界”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做这件事情的主角应该是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他强调,中国人一定要珍视自己传统的价值观,他还说,“不光中国人民需要这些价值观,全世界也需要”。
    也是源自一以贯之,自尊,尊人,被人尊;自敬,敬人,被人敬;自爱,爱人,被人爱;自知,知人,被人知;自信,信人,被人信。开放大度,和谐包容,智慧持中,踏实稳重。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神圣观念相类似,儒家最重仁爱精神和敬畏观念。孔子儒家十分看重的正是“爱”与“敬”,《论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又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美国的爱默生说:“我们确信,武力会招致另一种武力,只有爱和正义的法则才能实现彻底的革命。”其实,对于爱与正义,几千年前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信奉全然而彻底。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面对纷纷扰扰的多元追求,有德之民族,有德之国度,有德之文明,像北辰灿然居中,这应该正是中国在世界中的文化坐标。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文化方位,思索中华文化的竞争力,思考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些决定于我们文化的特点、特性与特色,决定于我们的哲学智慧和文化气象。我们在忙于为“优秀的传统”制作“得体的时装”时,还要更多地在认真理解“优秀的传统”上下功夫。
    事实上,许多人在世界文明面前感到迷茫、在西方文明面前感到卑微,缺少的是对自身文明符合历史真实的认知。理解到了这一点,才能达致真正的文化自信;惟其如此,才可以与全人类共享中华文化的伟大智慧。(作者:杨朝明,山东省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来源:《中国政协》2017年第19期,总第2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