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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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及其现实意义
发布日期: 2017-09-19 浏览次数:177 来源:孔子文化季刊第二十八期 作者:孔祥安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儒者的特别注意和关注。从韩愈、李翱推崇《大学》《中庸》以来,它才不断被一些儒者所重视,在儒家经学史上中地位开始逐步上升。迨至朱熹将其编入“四书”,便与《论语》、《孟子》、《中庸》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且居“四书”之首,地位空前。同时,确立了其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程认为《大学》是“孔氏之遗书”。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认为,“大学”是一门教人为政的大学问。朱熹则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大学章句序》)可见,此处“大学”又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古代的一种学制,与小学相对。如《白虎通》:“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二是指“大人之学”,即“为政的大学问”以及“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那么,无论是作为儒家经典的《大学》,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制,其核心都是指向儒家所说的“修己安人”、“修齐治平”的大学问,与朱熹所说的“大人之学”这一做人的学问可谓别无二致。一定意义上说,朱熹对“大学”的这一定义还是很契合其主旨思想的。
       其实,“大人”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论语•季氏》记载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孟子也说:“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可见,先秦时期的“大人”是指有德有位者。秦汉以后,“大人”的含义变得比较丰富。朱孟臻通过考察,认为“大人”有对宫闱近侍的尊称,对老者、长者的敬称,对父母的敬称,以及指成年人、身材高大的人等多种义项。其中,主要还是用以敬称父母(朱孟臻:《从古代文献看“大人”词义的历时演变》,《名家欣赏》2016年第24期)。但是,元代以来,除对官员称呼的义项一直未变外,对长辈或同辈的敬称则处于主流。近现代,“大人”主要是指成年人,不仅表示生理体征成熟,更是说明个体的德性成熟,且具备了“大人”所应有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念,可以担当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成为一个被人们尊敬的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有担当的人。如,人们通常称十八岁以上的人为“大人”,这表示一个个体道德心理与道德素养的成熟,而不是指年龄的大小。这样,“大人”通常指的是个体道德素养成熟与价值观的确立。又如,人们常说的“要有一个大人的样子”,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对在位者即各级领导干部虽然不再以“大人”称呼,但对其道德标准要求并没有降低,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理应具有让人仰慕的道德素养。孔子曾教育弟子“修己以敬”、“修己安人”,认为为政者应做民众的表率。他说:“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也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那么,从儒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政都应具有“大人”之德。这与儒家强调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目标要求是相一致的。
       《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不仅与孔子所讲的“为己之学”、“修己安人”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对儒家所追求理想人格的修为之道予以形而上的概括和总结,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人生目标以“大学”给予理论化和系统化。同时,全面阐释了儒家“修己治人”之道,即儒家所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可见,《大学》将“修身”作为儒家整个道德修养所说理论的核心和价值追求,视为其“平治天下”的逻辑起点。为此,《大学》开明宗义,明确提出“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明明德”强调“明德”,关键在“自明”;“新民”重在“作新民”,强调率先垂范;“止于至善”就是追求的理想目标和处世原则,突出的是一种尽善尽美的自身素养和人生境界。可见,三者之间是一种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目的是引导人们以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八条目”给主体指出了道德修为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主体的内在修养,即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主体的外在事功,即外王。而修身则是联系两者的桥梁和纽带,是“三纲八目”的核心和关键环节。从内在逻辑来看,“八条目”是一个由内到外、循序渐进、密切联系且不可随意倒置的系统,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理论体系。儒家以“格物”作为人生逻辑的起点,以“平天下”作为理想人生的终点,以“至于至善”作为人生修为的原则。尽管儒家的这一理论设计存在制度上的缺陷,以及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和道德决定论的倾向,但它对主体指出了一条人格完善和建功立业的人生路向,并对树立主体的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或许这正是朱熹推崇《大学》的真正目的和原因。
       朱熹认为,“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朱子语类》)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将“四书”相互做以比较,就会发现《大学》容易学习和理解,且有“定其规模”即“修身治人底规模”的作用,用朱熹引子程子的话就是“初学入德之门也”,即是初学者进德修业的门径,可以引导读者确立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由此看出,《大学》主要讲个体道德修养的路向、“治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目标。那么,《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就是对儒家所说的“修齐治平”这一理想人生目标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向往。换句话说,就是建构一个和谐社会的道德秩序,即建构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社会共同价值目标的建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愿景,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需要每个人的进德修业,更需要为政者的引领引导。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一个准备担当或许应该担当社会义务的“大人”,或者作为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还是一个胸怀天下“修己安人”的有志之士,理应学习和感悟“大学之道”,进而确立须臾不可或缺的人生价值目标。
       首先,应该提倡小学生读《大学》。小学时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启蒙的关键时期,他们这一时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仅影响甚至还决定着他们未来价值观念的养成。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小孩子犹如一张白纸,涂上什么颜色也就具有了什么色调。宋代理学家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可“以定其规模”。这种价值教育与现代的知识教育虽不相同,但与培养未来社会合格建设者的目标是相一致的,符合人们常说的“成才先成人”的育人观念。它可以弥补现代知识性教育的不足,对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可以给予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救偏补弊。因而通过学习《大学》不仅能让小学生明白为学次第和进德修业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且能帮助他们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人生目标、启发其内在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同时,可以使他们“知其所止”,进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给他们的人生涂上明亮的底色,使其早日成为一个明辨是非“小大人”,帮助他们日后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今天的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机构,应汲取“大学之道”的思想精华,做到价值教育与技能教育的有机结合。中国自古就有高等的教育机构,叫太学,后来叫国子监,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所用教材是四书五经。今天的大学则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如1895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就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性的大学,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从此,大学就从“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到“在明明理,即科学的‘理’、‘新知’;在止于至真,即‘真理’”的转变(金耀基:《重思大学之道》,《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地位一落千丈,沦为科学的附庸,几乎退出了大学。作为传统教材的四书五经凡是可以放到文学的内容则放到文学院,凡是可以放到历史的内容则放到历史学院。如《春秋》放到了历史学院。这种与西方大学直接接轨的后果,导致了中国大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重视科学、轻视人文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人文被边缘化。这种“止于至真”的教育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教育,不仅与传统儒家“成人”教育格格不入,而且直接导致大学价值教育的缺失,是非观念淡薄,这样的人走出校门,充其量是一个技术能手或者高水平的操作员,根本没有儒家所说的“修齐治平”的人生修养和境界。那么,如此下去,则很难想象未来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为此,我们应将儒家的“大学之道”植入现代大学教育,把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有机结合,培养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诚如梁启超说的那样,“学术者,天下之公器”。
       第三,《大学》应是“大人”须臾不离的必修课。从古到今“大人”虽包含有多种含义、指代不同的人或人群,但其所要求的道德素养这一内在的决定性却是一直未变的。朱熹曾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是说《大学》是“大人”的学问。其实,中国古代的学问基本上都是讲如何做人的学问。如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这个心就是人的善心,就是仁义礼智,即人的德性。朱熹所说的“大人之学”就是说一个人如何做一个“大人”、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即如何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如何成为一个有尽善尽美境界的人。只因《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给人们指明了修身做人的路径、人生价值的目标,所以他主张“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朱子语类》)。或许人生达不到儒家所理想的“平治天下”的宏伟目标,但完全可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的自我人格完善,保持“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人生态度,实现“修己以敬”的人生追求,成为一个文质彬彬且令人尊敬的君子。如按郑玄所说“大学”是一门教人为政的大学问,或是朱熹所讲的“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那么,用现代的话说,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学习和践行“大学之道”,理解和把握儒家“三纲八目”的道德修养体系,激发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崇尚儒家“修己安人”、“平治天下”的理想人生追求。儒家强调“政者,正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在儒家那里,为政者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管理者,更是一个道德的楷模、做人的榜样。可见,今天的领导干部读《大学》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不过时、不迂腐。因为《大学》所讲的是一个人道问题、人生价值问题,这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主题。
       回望历史,儒学已跨越了两千多年。但是,当我们再次重温《大学》、用心感悟“大学之道”之时,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震撼、肩上总有一份沉重的担子。它不仅给我们以生命的力量、前进的目标,而且为我们指明了生命的价值意义所在。毫无疑问,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孔祥安:孔子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