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研究院决定以今年即2017年为“学术提升年”，亦即在全院推行读、背、写“四书”活动，以求夯实学术根基，充实学术内涵，切实提升学术研究之水准与质量。决议甫出，迅即引起院内外强烈反响。作为本院后进，予本愚钝，但在求学之路上也甘苦备尝，深感治学无根之害，故而对此决议极表理解、拥护与凛遵之意，更敢做鼓吹，谨择先贤论说，缀以点滴感想、陋见，聊供同仁同好一哂。
学术研究，特别是治人文学科，决不可不读书，尤其不可不读基本经典。钱穆先生指示其孙女曰：“做学问要重基础，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读书，读许多书，这样才能在学问上有所入门。尤其要重视读原著，对古人的话懂多少就说多少，要在心里有所得，这样自己才不觉得空，才有充实感。”即此之谓也。
实际上，为人处世，即便不做科研，读书问学亦断不可或缺。据说，昔袁氏世凯曾夸耀曰：“张中堂（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张之洞，探花出身，曾编纂《輶轩语》、《书目答问》、《劝学篇》等书，以论学为政名动一时。袁氏之意，盖以学问为虚，办事为实，故己之才能高于张氏。然而，当时名士辜鸿铭先生闻听此言后，即不无辛辣地回应道：“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于后不久，袁氏以窃国而身败名裂，可谓正应了辜先生的判断。
时至今日，居常仍闻讥讽某某“书呆子”者，似以读书为自误误人之根源。予则私忖：人之不立，事之不成，恐非读书之患，而患在不读书耳。其误人误己者，怕多不是“书呆子”，而是压根儿未读书的人。盖圣贤所谓读书，非今日习见之翻书、查书乃至“百度”者，而是若《说文解字》所谓“诵书”，段玉裁谓之“籀书”，亦即段氏“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之意。如此，方得以思接千载，深交古人，达致学识之长进、心灵之明澈与夫境界之提升。故凡上无道揆，下无法守者，正由人之不读书，而无以进德修业也。
然学海无涯，古今之书汗牛充栋，是以读书必有所取舍。前贤夏曾佑、陈寅恪先生等独有“书读完了”之慨，其谓何也？金克木先生分析道：“文化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结构、有系统的。过去的书籍也应是有条理的，可以理出一个头绪的。”“看出了古书间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也可以说是找到了密码本。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在中国文化中，这些作为基础的书，主要就是经书，即通常所谓的“六经”、“十三经”、“四书五经”。李学勤先生明确指出：“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钱穆先生有谓：“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之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之最高标准也。”读孔子之书，读“六经”、“十三经”、“四书五经”，即治学之提纲挈领也。此在学者为通理，至吾孔子研究院同仁，则尤不可不学孔子，尤不可不读此“六经”、“十三经”、“四书五经”也。
在今曲阜孔府二门内东侧，有明太祖朱元璋与两代衍圣公孔克坚、孔希学父子对话碑一座，上载太祖优渥孔氏并劝学之辞。其谓克坚曰：“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可谓言简意赅，却情理并达。至其与孔希学对言，则尤为亲切、详赡：“今去尔祖孔子……年代虽远，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为尔祖明纲常，兴礼乐，正彝伦，所以为帝者师，为常人教，传至万世，其道不可废也。且尔祖无所不学，无所不通，故得为圣人。……今尔为袭封，爵至上公，不为不荣矣，此非尔祖之遗荫欤？……尔若不读书，孤（辜）朕意矣。……尔年近四十，志虑渐凝定，见识渐老成，正好读圣人之书，亲近明师良友，蚤夜讲明道义，必期有成。四方之人，知尔之能，俱来执经问难，且曰此无愧孔氏子孙者，岂不美欤！”真是文浅意深，通情达理，其教诲谆谆，堪称圣明之论。
遥想夫子当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梦萦周公，至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夫孔子研究院之名，既冠以夫子名号，是亦俗所谓“姓孔”者。且吾院背倚夫子庙堂，凭依洙泗沂水，正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者，则本院同仁，又安可不学孔子，不继此弦诵之业？！
惟六经古奥、文字艰深，非遽可读可入，而其门径、入手之处，经历代学者体悟，惟在“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者。
自南宋朱子（熹）纂辑“四书”，成《四书章句集注》，即为世所重，与“五经”并列，同为我中华文化不易之经典。若元儒杨载曰：“《四书》者，王道之骨髓，五经之根柢也。”稍后汪克宽有谓：“《四书》者，六经之阶梯， 东鲁圣师以及颜、曾、思、孟传心之要， 舍是无以他求也。”是其更以“四书”为儒门道统之载体。今人彭林先生亦谓“四书”为“儒学之根基，六经之阶梯”，皆可谓确然不移。
非惟如此，并朱子编纂、诠释之功，亦为世人敬仰。若宋儒赵顺孙曰：“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书，一章之旨、一字之义，或数年更易而后定，或终夜思索而未安。”元儒王义山则径谓：“晦翁《四书》与《六经》并行于天地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前圣继绝业，为万世开太平’， 此书也。”是读“四书”，可略窥孔子学说并颜、曾、思、孟之堂奥；读《四书章句集注》，则可稍知程朱理学之大要，以明我中华儒学，源远流长而一脉相承也。今吾孔子研究院以“四书”为“学术提升年”之锁钥，其亦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昔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即六经者七十有余，由洙泗之间以至天下南北诸国，无不有通六经、明孔子之学者，斯可谓盛矣。惜今则不然，尝闻某著名学者言：“国内高校号称‘211’‘985’者约百，以某所见，其中教师能讲通‘四书’者，恐尚不满百。”予不敢断其言之是非。然吾等可以想见，若吾侪真能贯彻此“学术提升年”精神，切实肆力于此“四书”，则经年之后，吾孔子研究院能通讲“四书”者当已逾半，即不下二三十人，则届时孰可轻忽吾院吾侪？成己成人，吾辈同仁敢不奋乎！
人之患，惟在不读书，不立志耳。孟子言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故又有言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今我秉孟子此意，斗胆向本院同仁 进一言：去孔子之世，未有若今朝之遥者；距孔子庙堂，亦未有若吾院之迩者。是吾侪同仁固不敢虚骄，然又安可自弃，安可“无有乎尔”？！
朱子明示曰：“为学之要，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其根柢端在居敬持志。其敬，在礼敬圣贤；其志，在志于圣贤。若孟子云：“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即此愿也。
或曰：“子之言固有理耳，然我辈马齿已长，记忆已衰，安能若童子朗朗背诵乎？”予谨曰：“非也，非也。读书本即为己之学，非为奖励，亦非为惩罚，则又何嫌乎年少年长与夫聪敏愚钝之别？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有一载阳寿，则读一年之书；有十载阳寿，则读十年之书；有二十载阳寿，则读二十年之书。即便天资愚钝、记忆暗弱，有此心志与夫十年、二十年工夫，恐亦不难成就一充实而有光辉之学者也。”
或则曰：“吾固非读书做学问之人也。”予谨曰：“亦非也，非也。”昔陈胜有言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将相本无种，何况学者乎！又孟子之言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五霸久假仁义而不归，亦为仁义之主。吾辈即便愚钝，若久假读书、好学、力仁诸项而不归，则亦不患乎不立，不患乎不为君子，不患乎不成学者也。
是故清人彭端淑有言曰：“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自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然或又有谓：“吾欲读‘四书’，亦愿力学力行，子岂有良法乎？”予谨曰：“所谓良法，则我岂敢。然前贤固有明训懿诏，即世传之‘朱子读书法’是也。”余英时先生尝言：“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徐复观先生亦曰：“进一步的读书方法，我愿向大家推荐……《朱子读书法》。朱元晦真是投出他的全生命来读书的人，所以他读书的经验，对人们有永恒的启发作用。”朱子读书法，概而言之，为元人程端礼所总结之“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六条，其详则载在其《文集》、《语类》与张洪等所编辑之《朱子读书法》中。
可以说，朱子读书法，既为朱子之学的重要组成，亦为吾侪后学研读“四书”，并读以至一切典籍之津渡良筏。
清季大儒曾国藩尝诲其子曰：“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已体察之一端也。”
又曰：“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常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渤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曾氏之言，其实只是举例发挥而已，“朱子读书法”的意蕴绝不止此。吾侪诵读“四书”之暇，或可并观《朱子读书法》，既窥其读书经验，更见其如何“投出他的全生命来读书”，以为吾辈之楷模。则如此读书，何愁不悟入，何愁学业不就？亦惟有居敬持志，弦诵不辍，方不负吾侪平生，不负吾孔子研究院之立于洙泗、沂河与夫孔子庙堂之间也！
（崔海鹰：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